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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北宋王朝的格局是由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政治中对于君子之德的要求上，具有典型性的一个表现在于对"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及孟子的义利之辨都为后世士大夫“义利观”定下了基调，这当然也成为宋代士大夫人格修养和政治倾向的标准。
王安石的变法理念
但面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内焦外困的政治局势，王安石对于求治一方面具有致君尧舜、实现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但同时也具有政治实践精神，很重视国家财政制度的改革，对于理财上不拘于传统儒家文化规范中的“重义轻利”，反之很重视理财并且具有理性实用的理财思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已表达了自己的理财思想。
“盖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理财未得其道”，提出“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来解决国家困穷的窘境。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认为发展生产才是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之途，理财主要在于通过国家政策促进生产发展，由此达到他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的。这种财政思想已与现代的财政思想无异，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跳脱了传统儒家“轻徭薄赋”财税传统，不可谓不先进，不可谓不理性。同时王安石在《与马运判书》中具体表述了何谓他所说的“理财不得其道”：
“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財，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与?”
这些说法进一步佐证了前文所说的发展生产的意义，即只有借由“天地”之物扩大生产，才能“富天下”，进而才能“富国”。而当时理财之道，只是通过“市于门内”来获得财政收入，而“门之外莫入”，不注重生产，才是导致国家困穷的根本原因。
王安石多年在地方任事，了解地方贫民因赋役、借贷而失地，以及兼并之家阡陌相连却通过荫庇逃脱税责的漏洞。因此，提出只有发展生产，即让失地农民能够耕于畎亩，才能达到富民富国的目的。这些思想也在变法的具体措施中如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体现出来。所以王安石重理财，重财利，并不是仅仅为了充实国库以利皇帝私欲，毋宁说是为了悯恤小农，使其耕者有其地而改变国家财政只进不出、只节流不开源的弊政。
当时反对变法的士大夫们也经常以“义利之辨”向王安石发难，指其“重利轻义”，如苏試在其《上神宗皇帝书》中认为国家存亡“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希望神宗能够“崇道德而厚风俗”，而不是“急于有功而贪富强”。
面对财政匮乏，司马光和王安石不同的看法
就财政匮乏问题，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产生争执，司马光主张通过削减两府对文武大臣等的赏赐将来节用救灾。王安石则表示辞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指出问题所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并针对理财问题二人展开争论：
公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
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賦而上用足。”
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次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陚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陚。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汉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盗贼蜂起，几至于乱。若武帝不悔祸，昭帝不变法，则汉几亡。”争议不已。”
司马光关于财政的思想与王安石正相反，他认为社会财富是固定的，在官与民间分配，不在官则在民，要么官富民贫，要么观贫民富。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惠民利民只能是薄赋节用。这在当时救灾情急之时可解国用之困，但不是长久的理财之道。而他指责王安石所谓“善理财者”只是暗地里侵夺民利的敛财之术，其“不加赋而上用足”也只是“桑弘羊欺武帝之术”。在司马光看来，国家营求财利非圣人之道，而士大夫讲求财利，则非君子之道，理财机构的设置和青苗诸法的实施，不仅使得国家与民争利，而且败坏了士风。
司马光的理念
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宫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知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末利乎?是知条例一司，以不当置而置之。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宫。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环视，衔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己甚矣，又置提举句当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余人，使行新法于四方。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故镑议沸腾，怨嗟盈路。远其本质，咸以此也。
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者的财政思想从现代来看高下立判，但结合当时“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文化对士大夫的影响，反而是现代看来缺乏科学理性的司马光之论在当时支持者甚众。很多士大夫认为王安石对于财利的追求，是与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道德标准相悖与轻徭薄赋的惠民仁政不符，认为讲求财利并非致君之道。
这是王安石与反对派在有关理财思想方面的冲突，表面上是“义利”之辨，反对派遵从孔子的“重义轻利”思想，王安石则推崇孟子的养民为先的思想，虽同为儒家先贤思想但却为各方从各自立场进行了阐释。司马光所说轻言利者是占据优势地位的居官士大夫，不仅在政治上占优势，而且在经济上往往也是大量土地的占有者，其“仓廪实”所以可以不必言利。而王安石所理财者则是针对土地很少面临兼并危险的小地主和失地农民。经济上通过兼并及通过政治获得的免役、免税等经济特权，为那些“轻言利”的士大夫阶层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而王安石提出国家借贷于民，使其免受兼并之家高利借贷的剥削，而能度过难关。
其实司马光之所以会强烈反对王安石，主要是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会“侵夺民利”，但司马光所认为的民是大地主阶级，这其实对于士大夫政治无异于签底抽薪，挖掉了士大夫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思想文化上的冲突，都以儒家仁义为标，都认同对民众施行仁政，但实际上政治文化上有根本不同。
司马光更认同经调和的士大夫政治文化，更重视作为统治阶级的士大夫，以此来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而王安石则更追从儒家经济上养民惠民仁政的原典，从下层民众生存问题出发，打破了士大夫阶层的经济基础，也就是破坏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经济基础，当然会引起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冲突，使得司马光的反对异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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