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秦始皇。

　　在秦朝诞生之前，华夏大地上的人们认为分崩离析、各自为政是正常的;秦朝之后，人们认为书同文、车同轨的大一统才是合理状态。秦国统一天下比任何朝代都难、秦始皇被公认为是千古一帝，原因就在这里。

　　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上下五千年……这些概念可谓家喻户晓，但以秦朝为分水岭，华夏大地在这前后的政权组织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们对“家国”的理念也是两码事，夏、商、周跟后世的“朝代”不是同类概念。

　　在夏朝之前，无论炎黄二帝、还是尧舜禹时期，天下都不是一家、一姓私有的，而是“天下为公”的氏族、部落联盟，三皇五帝是各方共同认可的首领。

　　大禹是夏朝的创立者：“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他划分九州、修整道路，让天下各诸侯(也就是部落、氏族)前来朝拜;在他去世后，首领之职传给儿子启，标志着“家天下”的开端。纵然如此，华夏大地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并没有改变。

　　殷商一族原本是夏朝之下的部落，祖上出自五帝之一的帝喾(kù);成汤担任部落首领时，被任命为“方伯”，也就是一方诸侯之长，拥有了征讨邻近诸侯的权力。夏朝持续约400年，桀在位期间推行暴政、荒淫无道，成汤于是率领诸侯举兵讨伐。在打败夏桀后，成汤登上天子之位，诸侯都表示臣服;由于他的根据地在商(今天的河南商丘)，所以被称为商朝。

　　商朝持续约600年，历经六次迁都，后期的270年都待在殷(河南安阳)，所以也称殷商。商朝的社会结构是这样：王室所在地即都城，被称为“天邑都”，旗下统治着许许多多的不同部族。这些部族有些是商王室分出去的，其他大部分要么是被征服、要么自愿归顺而来。更为偏远的地方还存在着“鬼方”等游牧民族，他们是商朝以及旗下诸侯的共同敌人。

　　商王室对各部族的掌控力度并不强，各族群的文化、习俗、语言等都不完全一致，互相间甚至还屡屡爆发战斗。那些商王室核心区的人们被称为“商人”，其他部落则有自己的名号，比如泾水、渭水流域的“周人”。

　　姬历、姬昌担任部落首领时，曾经被商朝任命为“西伯”，即西边的诸侯长。但双方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在古文中，出现过周人首领古公试图“翦商”的记载，说明周人向来有往东发展、取殷商而代之的雄心壮志。姬昌在位期间，曾灭掉了四个诸侯国，其他识时务、望风而降的自然不少;在他死后，姬发抓住商纣王东征外族、元气大伤的机会，发起了灭商战争，虚弱的殷都陷落、商朝灭亡。

　　周王朝建立后，并没有立即获得所有原商朝诸侯的承认，紧接着经过多年的战争，以及分封宗室子弟、功臣勋旧，逐渐让周人自己的诸侯国遍地开花，实现了腾笼换鸟;在巨大的实力压迫下，其他部族也识时务的依附周王朝，随着宗法制、周礼等配套“软制度”的完善，比夏、商时期更稳定的政权组织架构终于形成。

　　但是，这更多的是由实力威慑、血缘关系支撑起来的松散联盟。周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叫做“王畿”，也就是镐京、洛邑，其他地区分给了上百个诸侯国(具体数目有争议);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不多，大致只有定期觐见朝贡、听命出兵助拳、帮助解决王畿内的灾害祸乱，至于各诸侯国领地内的一切事务，就由诸侯本人说了算。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一些诸侯国陆续强势崛起，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周王室。出于对更大利益的诉求，互相间的蚕食、兼并逐渐成为常态，到了战国初期，小国逐渐消失、多强并立之势已然形成。

　　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各诸侯国虽然尊奉周天子这一共主，互相间也会产生人员、经济、文化等多种形式的交流，但这种松散的邦国联盟形态，意味着距离较远的诸侯国慢慢会形成不同的风俗、文化、制度、文字。而在战国时期，随着曾经的共同信仰——周王室名存实亡，各诸侯国已经是完全独立的政权实体了，互相间的差异已经越来越明显，以语言、文字为例：

　　“七国之世，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各地区方言的不同容易理解;至于文字，在周宣王时期曾经编撰大篆十五篇，对字体进行了规范;后来逐渐产生区别，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的习惯会导致当初的字体产生变形，二是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新造了许多字，各国间并不完全一样。

　　而在汉朝之前，并没有“汉人”这个统一的民族叫法，各地区人们的统一称谓都是什么?以国号区分，比如秦人、楚人、齐人、赵人.....虽然同出华夏族，但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对立，以及文化、心理上的互不认同。

　　秦国统一六国之战名义上只花了十年，但之前经历了战国上百年的铺垫，所谓“奋六世之余烈”，历代秦王向东扩张、持之以恒地消耗东方各国的实力，这才是秦统一天下的完整过程。各国为什么动辄被秦军斩首数万、数十万仍不放弃抵抗?为什么燕国几乎占领齐国全境却能被对方顺利复国?在战国时代，从军事上战胜对手难，但要在心理上让对方认输、认同却是难上加难。

　　秦始皇在军事上一统天下后，立志要创造一个新的秩序，他尝试彻底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对华夏大地实现扁平化的直接管理;同时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一揽子方案，就是要在制度、文化、心理上彻底消除隔阂，落实大一统新秩序。

　　但这是个毫无先例可循的全新摸索，秦朝过于相信严刑峻法，却没有意识到“攻守之势异也”;以那时的交通条件，对偏远地区(如齐、燕、楚)难以实现有效管控;加之各国勋贵对于失去身份愤愤不平，各国百姓对于新体系一时难以适应，各种矛盾的爆发，才导致了秦朝二世而亡。

　　但秦朝虽亡，但秦朝摸索出的新制度已经体现出了致命的吸引力。项羽试图恢复分封制，结果转瞬间天下烽烟再起。楚汉之争结束后，那些信奉分封制的“老人”，要么在战争中消亡殆尽(六国勋贵)，要么被过河拆桥、挨个铲除(汉初异姓诸侯王)，刘邦吸取秦亡的教训，建立起了郡县、封国并行的折中模式。

　　而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经济的繁盛、人民生活改善，刘氏诸侯国被推恩令肢解、藩国威胁彻底消除，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确立，汉王朝在制度、文化、心理上彻底实现了对华夏大地的融合;共同身份的认知，在对匈奴的百年战争中进一步强化，“汉人”这一标签逐渐根深蒂固，成了华夏大地的统一身份。

　　因此，在后世两千年，纵然“合久必分”，但这时的分裂，只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了争夺控制权的对立，并不是身份、文化认同的分歧，最终仍会“分久必合”。即使游牧民族入侵，最终也会面临强大的文化吸引力、被融入中华大群体中。整个封建时代，任何大一统王朝的轮换，只是帝王家族的变更，决定胜负的只是不同利益集团力量上的强弱，并没有文化、心理上的排斥。后世统一天下的难度，再也没有遇到当初秦国那种难度。

　　其实，看到这里咱们也会明白，为何伟人会把“秦皇汉武”视为封建帝王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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