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冬十一月，安禄山以诛杀祸害天下的宰相杨国忠为口号，从范阳领兵南下，史书称“诛国忠，清君侧”，尽管后世都知道这是长达八年的劫难，历来称安史安史，安禄山和史思明又为同年同乡，甚至据说他们的生日只相差一天，自然是这次起兵共同的首领搭档，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带来历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安禄山和史思明从头到尾的地位都不在一个层面，史思明始终是安禄山手下，严格说关系也未必多么亲近，当然安禄山对史思明是十分欣赏，也不断在提拔重用，从平卢军兵马使到一度升范阳节度使，成为独当一面的心腹大将。
然而，安禄山多年经营北方边镇，得力手下并不只有一个史思明，像李归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润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高秀岩、武令珣、能元皓、孙孝哲、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等等，一双手都不一定能数过来。还有张通儒、李庭坚、李史鱼等文士也是比较器重的人物。史思明的能力在其中肯定拔尖，但不见得前期地位比这些人更突出，只不过安禄山在洛阳一年多就挂了，史思明趁安庆绪被困河南求救的时候，趁机清除一些与他不和的燕军将领接过大旗，成功上位。史思明一人就占据乱局一半时间，所以安史并列是出于整个过程前后两个阶段，而从具备条件到谋划起兵完全是安禄山一人酝酿，史思明只是参与其中的一个手下大将而已。
对于安禄山在天宝十几年时间里的转变，一千多年以来实在有太多太多迷雾笼罩。唯有深入了解到开天之际唐朝境内部族深入中原的具体情况，才能看清安禄山以及背后番兵番将与这些外族群体产生的互相影响。
天宝末期的玄宗李隆基已经年近七旬，可以说垂垂老矣。太子李亨正当盛年，业已四十四岁，从开元二十六年被册立东宫，他做了差不多二十年储君。李亨本来是第三子，并不是钦定的太子人选，虽然年龄较长，才能上并没有特别显山露水，他受贺知章、潘肃、吕向、皇甫彬等名士影响，文化素养方面算是比较突出。没有想到能等到太子位，原本李亨也希望做一些表现让父皇满意，结果得到的是李林甫出面接连打压，经历皇甫惟明、韦坚，王忠嗣三次冲击，李亨遭遇五雷轰顶，身心都算是十分艰难。
尤其内兄韦坚一事，韦氏家人韦兰、韦芝反复向朝廷申辩，还请求太子出面作证，皇帝十分恼怒。李亨为了自保居然“大义灭亲”，弃韦家不顾，反而在压力之下要和韦氏离婚，表明“不以亲废法”。玄宗这才满意，李亨怯弱一般的谨慎终于度过这场危机，共同生活多年的韦妃不得不从此削发为尼，孤独终老。
此后依然祸不单行，就在韦氏离开不久，太子另一家眷杜良娣的父亲杜有邻又惹上祸事，被人指称利用谶纬勾结东宫，李林甫得到皇帝旨意审理此案，再次借故攀扯一些地方官员，杜有邻在审讯中被杖死，后来查明是诬告，对方也被处死，但杜良娣等家小还是被流放。
可见李亨这个太子当得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但玄宗在礼法上需要一个储君安抚朝野内外，他看中李亨的“忠孝”之心，由得他摆布，之后再让他娶了张良娣，于天宝十载(751)生下一个儿子，这就是肃宗登位以后，张氏意图用来夺李俶太子位的长子李佋。
不管有意无意，李亨前后两次被父亲搞得婚变，还无端受到诸多猜忌，弄得亲朋故旧，死的死，散的散，李亨这个太子虽然名正言顺，但说起来身份并不算高贵，朝廷内外已经没多少依靠，长期不属于什么关注焦点，至少李亨绝对不希望刻意成为什么焦点。他应该很清楚被父皇册立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就是一个门面或者工具，顺便要他出来做事，但又被李林甫掣肘和挤兑，可想而知这个太子内心对父亲李隆基是一种什么心理，既充满了恐惧，又积累着怨恨。
在李林甫死，杨国忠接替当宰相以后，距离安禄山起兵只有两三年，李亨年过四十，尽管杨国忠也依然对他不尊重，可李亨不再像过去那样诚惶诚恐，朝野对安禄山的猜疑不算是什么秘密，就连皇帝也多次试探，当李亨希望表现出一定威望之时，对大局趋势已经无力回天。
安禄山南下一个月就占据洛阳，今天河北山西境内基本是安禄山管辖地区，入河南境内才有抵抗(当然不完全如此，事实上最早抵抗的毕竟也是河北境内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建元圣武。五月，燕军破潼关。六月十三日，年届七旬的玄宗带太子李亨和多位皇子、部分宗室、少数妃嫔、随臣逃出长安。
太子李亨、宦官李辅国和陈玄礼作为负责保障皇帝安全的负责人一致认为，安禄山虽然是大敌，但顺应形势除掉杨国忠的时机已成熟，由陈玄礼出面对将士进行煽动，说杀了杨国忠就可止息叛乱。于是在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市以北，马嵬驿位于马嵬坡，古称犬丘，晋朝时有当地武官马嵬在此筑关城，唐代在城下设立驿站)的时候，凑巧二十多名吐蕃使者在驿站西门外堵住杨国忠，向他要饭吃。士兵们过来将他们一起包围，杨国忠大骂士卒要效法安禄山，士兵大喊：“贼人就是你，还说别人!”
此时，禁军骑兵张小敬(没错，就是《长安十二时辰》的主角)一箭射中马鞍。杨国忠趁乱逃进西门，军士蜂拥而入，乱刀砍死。一说张小敬当场就将杨国忠射死，士卒冲上去斩首分尸。接下来龙武军将士还逼皇帝下令处死杨贵妃(一说自缢)，杨国忠的长子太常卿兼户部侍郎杨暄，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都被杀。张小敬的事迹仅此而已，被记录在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中。但这本书并非虚构的传奇小说，该书资料主要来自《肃宗实录》、《邺侯家传》等，也包括部分当时亲历者的传闻。
《肃宗实录》是官方史书，由后来宰相元载负责编撰，而邺侯就是李泌，《邺侯家传》是李泌儿子李繁所修，完成在文宗年间。整个《安禄山事迹》大体上接近真实，以今天标准看可以属于纪实文学。出于了解这些史料内容，姚汝能绝不会生活在与李泌、张小敬等人同时，大概从宪宗到文宗之间，甚至有学者推测姚汝能可能活到了武宗会昌年间 。
在安禄山大军入洛阳时，朝廷已经调动人手要抗击，玄宗打算依靠西北军，令高仙芝、封常清出战的第一道防线在陕郡(今河南陕县，天宝元年改州为郡)。高仙芝几年前才在塞外经历一场大败，手下已没有力量。防守长安、出战安禄山全都是临时招募，根本没有经过训练。安禄山大军浩浩荡荡进入洛阳之时，陕州长官窦庭芝出逃河东，大批士卒拥着封常清败退，随高仙芝退到潼关。
众所周知，马嵬驿之后，太子李亨和玄宗分道扬镳，玄宗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职权，到达扶风郡(进入汉中地区)时，下令大批宗室子弟出面保卫社稷，如虢王李巨率先被任命河南节度使，之后永王李璘为荆州大都督、盛王李琦为广陵大都督、丰王李珙为武威大都督，往各处招兵买马，号召忠义志士勤王试图分别对西北、荆襄、河南和江南等重要地区进行控制。入蜀以后，还让大哥宁王李成器的儿子防御在山南汉中，可见玄宗李隆基对太子李亨出走的高度戒备。这一系列皇子为都督和宗室为节度使的安排，事实上玄宗已经是一种变相分封诸王，至少希望还可以统辖大半江山的兵马，使太子李亨有所忌惮，而李璘后来的动向也确实造成李亨登位以后一度十分棘手。
太子李亨早在天宝十五载七月就于灵武匆忙继位，玄宗当年九月底十月初才到达成都，父子二人同时既谋划平定安禄山，又在争夺中原，而主战场就是安禄山所在的河南地区。
当时统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南阳节度使鲁炅等人，除了鲁炅作为朔方军将领稍有作为，其他都无能为力，李巨本人出任河南节度使并未真正尽心竭力领导各方，造成鲁炅不得不后撤襄阳，把寂寂无名的张巡、许远推到最艰难凶险的地步。
原本防守在南阳的山南节度使鲁炅起初有五万人，遇到安禄山手下武令珣、毕思琛前来进攻，本来将士想要出战，但鲁炅不许轻举妄动，结果对方绕道后方纵火，官军大乱，鲁炅退到南阳城中(至德二载757)等待救援。可没有援军赶来，尤其襄阳太守魏仲犀(此人是随玄宗入蜀的大臣，中途被安排随永王李璘去荆州)的弟弟魏孟驯率兵到明府桥，看见燕军就逃跑。
最后鲁炅突围往南撤退，以襄阳为据点召集各路官军汇合，一些败退的唐军纷纷汇聚，像李嗣业(西北军名将，高仙芝当年的副手之一)、张镐、来瑱(西北军将领来曜之子，也属于西北军，任河南颍川郡太守)等，肃宗李亨派使臣嘉奖，提升鲁炅为襄邓十州节度使，受命出击收复河南一带州县。在鲁炅试图巩固南阳南部地区时，封常清正劝高仙芝退潼关，安禄山部将崔乾佑一时不能攻下，只好退居陕郡，周围临汝、弘农、济阴、濮阳等郡纷纷投降安禄山。就在这时，监军边令诚回报皇帝说封常清惨败的坏话：“封常清说敌人强大动摇军心，而高仙芝放弃陕郡几百里地，还偷偷克扣士兵的粮食和赏赐。”玄宗大怒，遣边令诚赴军中斩杀西北军名将高仙芝与封常清。
接下来，玄宗指派西北军另一大将哥舒翰接手潼关防御，又是十分糊涂的出动出击。哥舒翰是与安禄山齐名的重要边镇大将，虽然高仙芝之前在塞外号称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实际上这四镇都是边塞小城而已，手下唐军不过三万人，尽管身边有李嗣业、封常清、段秀实等重要角色。而哥舒翰、安禄山是领有大节度使辖区的统帅，统兵动辄十几二十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哥舒翰是西北塞外龟兹人(今新疆库车县)，属突骑施部族，依靠抵御吐蕃逐渐积累功勋，他是接替王忠嗣前往陇西、河湟，步步为营，深入青海湖一带，建立应龙城、神威城等据点，再攻石堡城(今青海湟源县西南)，威名大振，加府仪同三司。天宝十三载(754)，在新收复的河湟边地成立宛秀、神策二军，稍微了解唐代故事的都知道，神策军大名几乎贯穿唐朝中晚期的历史，而起初却是一支成立很晚，又驻扎边地的新军，后因保护代宗李豫有功才调入京畿成了重要的禁军主力。
杨国忠接替李林甫为宰相后，当时不断立功的哥舒翰受到拉拢，杨国忠刻意抬高哥舒翰与安禄山相制衡。天宝十四载初，哥舒翰准备回长安朝贺皇帝，在途中驿馆洗澡的时候忽然中风，回京师以后就一直卧病在家，昏迷了一两个月才醒转，还留下行动不便的后遗症。正因为哥舒翰当时卧病不起，安禄山感觉再无能够妨碍他的对手，才立刻把握时机起兵。
如今高仙芝、封常清两个大将受冤被杀，皇帝已经想不到还有谁能当大任，唯有再让哥舒翰前去抵挡。田良丘充任行军司马，马军指挥王思礼、步兵指挥李承光等人担任属将(王思礼等都是他的老部下，王思礼和高仙芝一样是高句丽人)，领军二十万赴潼关拒敌。《旧唐书》写玄宗亲自饯行，百官一起到郊外相送，加封哥舒翰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对哥舒翰寄予厚望。
哪知哥舒翰受器重之余，前往潼关后，最先想到的却是清除对手，这就是一度分割西北军旗下朔方军(治灵州，今宁夏自治区吴忠市境内)势力的安思顺。安思顺是安禄山的族兄，但安思顺也受安禄山影响霸占一方，起初李林甫与安禄山交好，安思顺也受重用，但他身处西北军中，实际颇被哥舒翰排斥。
安思顺先为河西节度使，高仙芝从塞外败退接替这一职务。安思顺又暂代朔方军节度使，然而一度又由李林甫自己遥领，实际安思顺被架空。由于李林甫用人不当，导致招降的蕃将阿布思(赐名李献忠)叛逃，兵马部将归安禄山(史书称铁勒部族的同罗部)，阿布思逃亡西北葛逻禄部(今阿尔泰山一带，就是怛罗斯一战倒戈对付高仙芝的部落)。安思顺联合北庭都护府程千里出击，捉到阿布思押回斩杀，重新提振安思顺的声望，这才掌管朔方军。
根据安思顺、安禄山和哥舒翰三人的关系，史书含糊其辞暗示他们互相都看不顺眼，好像“不和”一直是主旋律，其实史书另一面也不断强调他们有结义等细节，并非只是充满矛盾。甚至究竟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矛盾都很难说清，只能大概分析一二。
安思顺与哥舒翰都从西北军出身，哥舒翰比安思顺约小十岁，同在河西节度使位置上待过，矛盾根源似乎就在这里。当然，哥舒翰本人没有当河西节度使，但他的旧上司是王忠嗣，正是王忠嗣在河西节度使任上发现哥舒翰的才能，提拔为牙将，出任大斗军副使。而大斗军正使就是安思顺，哥舒翰一度是他的副手，时间是天宝五载(746)，两人曾经共事。
《旧唐书》写哥舒翰以大斗军副使之名去新城征讨吐蕃，同行副将就瞧不起哥舒翰只是副手，对他非常无礼，哥舒翰居然将其打死树立威信。然后在苦拔海(应该是尕海，但今天有尕海名字的地方不止一个，一些学者考证推测，苦拔海应该是甘肃省甘南州的尕海，因为当时这一战还是收复边地，唐军还没有进发到青海，随着哥舒翰后来才逐渐拓展到青海，有一个过程)将三支吐蕃军全都打败，为其成名一战。
之后王忠嗣受排挤贬谪，哥舒翰念其提拔大恩，愿意舍弃职务换取王忠嗣的罪责，据说皇帝非常感动，李林甫根据皇帝的心思不得不提拔哥舒翰，又不愿其做大，就分割王忠嗣的河西节度使辖区，以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为陇右节度副使，就趁此把原王忠嗣的人马一分为二。根据史书资料，安思顺作为河西正使，领兵约七万三千，而哥舒翰为陇右副使，领兵有七万五千，反而居上。
随着哥舒翰地位提升，与吐蕃方面战事较多，不断立功，拓展唐军声威和势力范围，自然他对安思顺、安禄山十分轻视。同时，安禄山也雄心勃勃，也有贬低西北军的意图，就拉拢安思顺一起压制哥舒翰。
今天两《唐书》都在强调一个事情，那就是安禄山、安思顺兄弟之间并无真正血缘，意思安思顺一家是真正塞外安国人(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中华史书称安国来自汉代历史上的安息)，而安禄山的生父是康国人(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康国的称呼同样来自汉代历史上的康居)，安禄山是母亲改嫁右羽林大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这才改名安氏。
安禄山实际比安思顺要小几岁，两兄弟起初并无恩怨，甚至史书还点明他们从小亲密。蒲立本在几十年前针对史籍中《肃宗实录》《安禄山事迹》与两《唐书》记载演变，指出一个重要疑点：假如像史书强调那样，安禄山其实是一个卑贱出身的人，且战功并不是特别突出，他能否那么容易又如此牢固地坐拥三镇军事辖区?一个多年被史书形容路都走不动的大胖子，只凭一张嘴会忽悠，他能够让那么多手下为他驰骋沙场?这种事情可信度有多高?
事实上，安禄山父亲的真实身份可能被史书刻意隐匿，这就是指出其母曾经改嫁，这在古代史书顺理成章成为贬低这个背叛大唐祸首的出身，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就像强调张九龄这样的正直大臣很早就怀疑安禄山的忠诚，同样就包括安思顺对安禄山的警惕，这些统统都是唐朝官方后来刻意处理。
蒲立本在《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一书中分析，安禄山应该的确就是姓安，他与安思顺就是同一家族的族兄弟关系。安禄山是迁入北方内蒙地区昭武九部正统首领的儿子，加上多年从军积累威望，如此才可能受到李唐高层眷顾。在同样条件下，安禄山是部族首领儿子的身份和一般蕃将能够得到的待遇自然绝不一样，的确可以为他加不少印象分。
还有一点可以结合蒲立本的推断，安禄山既然在内蒙出生，自然就不是什么辽东营州人，如笔者之前提及，营州大部分百姓其实是契丹人，安禄山是从军到营州，逐渐引起张守珪的注意，同时这也侧面证明安禄山和安思顺前期的亲密更加让人信服。
随着安禄山受玄宗李隆基宠信，安思顺在西北时间更久，根基也颇深，然后两兄弟都发现哥舒翰脱颖而出以后咄咄逼人。安禄山为了压制哥舒翰，就希望借重安思顺，让他在西北军争取一方势力。以安思顺与安禄山多年的兄弟交情，实在难以置信，安禄山会在天宝前期就把野心那么露骨地表示出来。如蒲立本分析，尤其史书渲染，安禄山在张九龄等前辈眼中的说法根本不可思议。尽管张九龄讨厌军人，以堂堂宰相之尊，也不会因为不喜欢某人就质疑其对朝廷的忠诚，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同样是对张九龄形象的损害，简直就是后来小说的手法，光看一下面相就发觉安禄山脑后长了一根反骨。
第二点相类似，安思顺也不应该在天宝前期就一口咬定安禄山包藏祸心，他居然宁愿选择揭发安禄山，何况皇帝以及贵妃、宰相权贵当时大多都喜欢安禄山，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只不过在天宝后期，安思顺夹在哥舒翰与安禄山两大势力之间，他不愿充当两个人的磨心，到最后还是被哥舒翰拿住机会成了安家的冤死鬼。
哥舒翰与安禄山之间同样很少直接来往，两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按说并没有什么冲突。随着哥舒翰在河西立下战功，渐渐超越安思顺。而安禄山本身战绩虽然不大理想，但他善于结交，上到皇帝贵妃，下到军中将士，地位蹿升非常快，由于哥舒翰内心对安氏兄弟都不服气，这才对安禄山有了矛盾。
要说哥舒翰与安禄山之间有多深沉的矛盾，其实也很难找出实质证据。《旧唐书·哥舒翰传》还表明，在玄宗打算倚重安禄山与哥舒翰二人为东西两边柱石的时候，亲自安排他们聚会把酒言欢，其中也包括安思顺。由高力士代表皇帝请他们，然后按皇帝要求他们依胡人习俗结拜，地点在城东驸马崔惠童的府上。由此可见，哥舒翰一直把安氏兄弟视为一体，也能够反证安禄山与安思顺的私交亲密绝非虚言，从这一层说，安思顺与哥舒翰之间的矛盾似乎更为明显。
因此，安思顺在天宝后期对两位边镇大将的态度就成了一个谜团，按理说应该和当时众多蕃将类似，本意是不愿卷入安禄山挑起的是非中，即使内心倾向唐朝，但在行动上还是采取一种观望态度。何以见得?因为就连哥舒翰本人在安禄山起兵后，对朝廷的立场和行动方面都颇为犹疑，好比哥舒翰一开始就不愿接受任命出征。
可是哥舒翰无法抗旨，接受出征以后，王思礼建议奏请诛杀杨国忠，由于哥舒翰和杨国忠关系甚好，不同意;又建议秘密对付安思顺，哥舒翰还是不同意，还表明这与安禄山所为有何分别?多少看得出同为蕃将，即便哥舒翰对安氏兄弟很不爽，还是希望调安思顺入朝为户部尚书，然后在安禄山称帝以后，继续诬陷安思顺和安禄山不断有书信往来，安思顺、安元贞兄弟都被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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