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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宋朝文坛领袖，中国豪放派词人代表，苏轼一生性情直率，是当时著名的“大嘴巴”，有一说一，有什么说什么，而且古人讲究“无信不立”、一诺千金，因此以苏轼性格与身份来说，自然不会也不敢轻易背信弃义。

　　但在典籍《苏沈良方》上记载了一件事，苏轼曾经背信毁诺，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在宋明文人的记载中，还记载了苏轼间接“杀人无数”，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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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性情非常耿直，一直不为五斗米折腰，很难让人相信苏轼会背信弃义，我们可以通过苏轼在新旧党争中的站队管中窥豹。

　　宋神宗时，因为王安石变法，朝廷分为两派，即新党支持新政、旧党反对新政，朝堂迅速开始分为两派。与王安石一样，苏轼也主张革新政治，但革新方式却不同，苏轼属于改良派，认为新法过急、过烈，并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让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在新党排挤下，苏轼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之后十余年，苏轼辗转于杭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

　　1085年宋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朝廷来了个180°翻转，高太后与司马光立即全面废除新法，同时贬新用旧，将新党官员贬斥，将旧党官员纷纷召回中央。曾经反对王安石的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半月内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从政治命运上来说，旧党对苏轼有恩，关乎苏轼政治命运，苏轼即便不说好话，至少不该公开反对。但当苏轼看到旧党疯狂压制新党，以及尽废新法后，向朝廷提出谏议，并对旧党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在旧党来看，这是苏轼对他们的背叛，于是苏轼处境可想而知，无奈之下苏轼再次请求外调到杭州。中途有过一次调回京城，又因为政见不合，再一次外调。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再度执政，60余岁的苏轼境况更差，先后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州)、儋州(今海南儋州)，尤其是儋州远离京师，相当于宋朝流放犯人的地方。宋徽宗继位后，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但在途径江苏常州时病逝。

　　简而言之，苏轼官途可以归纳为二点：一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二是在官场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被贬斥在外，辗转于各地。之所以如此，就是苏轼过于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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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性格正直到连政治前途都不顾的人，显然不太可能背信毁诺，但典籍上却记载苏轼失信于一个叫巢谷的好友。

　　1180年，刚从乌台诗案中脱身的苏轼，又一次被贬，带着一家老小踉踉跄跄来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市辖区)。但政坛失意，却是文坛幸事，苏轼在黄州留下了无数优美作品，其中就包括大气磅礴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对于苏轼而言，被贬黄州却有一大喜事，即乡友巢谷不远千里，赶来黄州与之做伴，并担任了苏家的家庭教师。

　　苏轼在诸多诗词文章中都提及过巢谷，其中苏轼被贬到黄州时，曾作《元修菜》一诗赠巢谷(字元修)，而所谓元修菜，即苏轼故乡之巢菜也，以巢谷故，易名曰“元修菜”。苏轼叮嘱巢谷，回去之后一定要将巢菜籽给他寄来，他要亲自下种，甚至将巢谷寄菜种与“张骞移苜蓿”，“马援载薏苡”相提并论，更可见其与巢谷友情非同一般。

　　根据苏辙《巢谷传》记载，巢谷是一位奇人，与苏辙自幼相识，父亲是眉山农民，但自己却文武双全，精通骑射击刺，性格极为洒脱，喜欢仗剑走天涯。后来，苏轼、苏辙都被贬官岭南，73岁的巢谷从四川眉山徒步万里，先去看望苏辙，然后还准备前往海南去看望苏轼。《巢谷传》记载：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遗予书曰：“我万里步行见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见，死无恨矣”……将复见子瞻(苏轼)于海南。

　　苏轼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多面体，除了官员、文豪身份之外，苏轼还有一个医学家的身份，而且非常喜欢收集偏方。宋朝比较重视医学，连带文人普遍都懂一些医术，形成了所谓“儒医”，1075年沈括《良方》与苏轼所撰的《苏学士方》两书，被合编为《苏沈良方》公开刊发。

　　巢谷收集有一个秘方叫“圣散子”，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舍不得传，苏轼获悉之后大喜，再三请求传授于己，以备不时之需，无奈之下巢谷勉强应承，要苏轼在滔滔江水前发誓，此方绝不外传。

　　《苏沈良方·论圣散子》中记载：“昔予览《千金方》，三建散云，于病无所不治，而孙思邈特为着论。以谓此方用药，节度不近人情，至于救急，其验特异，乃知神物用灵。不拘常制，至理开惑，智不能知。今予得圣散子，殆此类也。”苏轼眼里的圣散子，是救急的必备良药，效果神异。

　　然而没多久，苏轼就失信于人了。苏轼贬黄州团练副使时，遇到瘟疫爆发，死人众多。大疫当前，苏轼顾不得曾经诺言，立即献出“圣散子”，熬制汤药供给百姓服用。《苏东坡全集·圣散子叙》中记载，“谪居黄州，比年(连年、近年、频年之意)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

　　1090年，苏轼在杭州为官时，又一次失信毁诺，当时苏杭一带的流行瘟疫，苏轼再一次拿出圣散子药方，命令下属按方司药，无偿分发给杭城民众，苏轼《圣散子后叙》记载“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

　　总而言之，毁一诺而救无数人，苏轼毁诺是为了救人，因此苏轼毁诺反而更让人敬佩。巢谷获悉之后，不仅没有责怪苏轼，反而还成为苏轼家庭教师，十多年后苏轼贬官海南时，70多岁的巢谷不顾世人眼光(当时文人不敢与苏轼兄弟来往)，公开宣称徒步万里去看望苏轼、苏辙两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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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圣散子功效到底如何?颠覆我们认知的是，苏轼认为是“包治百病”，宋明文人记载却是“杀人无数”，甚至后世人们服用圣散子到了“十无一生”的地步。

　　《苏沈良方·论圣散子》记载：一切不问阴阳二感，或男子女人相易，状至危笃，速饮数剂。此药殆不可以常理而诘也。若时疫流行，不问老少良贱，平旦辄煮一釜，各饮一盏，则时气不入。平居无事，空腹一服，则饮食快美，百疾不生，真济世卫家之宝也。

　　按照苏轼记载，圣散子简直就是居家旅行的包治百病的良药，其药效根本不需要质疑，平时无事的时候都可以喝一喝，还能“百病不生”。以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圣散子显然不可能如此神奇，越是宣扬包治百病的神药，越是不可信。透过圣散子可见，苏轼虽然懂一些医术，但中医水平应该不太高，因为医术稍微高一些的古代医生，都知道望闻问切，不同病症不同治法，不可能将圣散子捧到如此“包治百病”的高度。

　　或许由于苏轼的名人效应，于是圣散子也被神话，得以快速流行。北宋晚期文学家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谈到：“宣和后，此药(圣散子)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

　　明朝时期，苏州爆发瘟疫，地方长官深信苏轼的记载，以圣散子来治疫。但明朝文人俞弁在《续医说》记载：“弘治癸丑年(1493)，吴中(苏州)疫疠大作。吴邑令孙磐令医人修合圣散子，遍施街衢。并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无一生，率皆狂躁昏瞀而卒。”

　　苏轼以圣散子治病时“活人无数”，为何其他人不行?原因或许有三：一是药不对症，苏轼面对的症状，与后人遇到的症状不一样，可见圣散子肯定不可能包治百病;二是苏轼的“活人无数”可能有些夸张，没有反映出“杀人无数”的另一面，或将因圣散子而死地看成因瘟疫而死;三是剂量不对，苏轼的剂量与后人的剂量不太相同，抛开剂量谈中医是耍流氓，而不同朝代计量单位差别很大，同一朝代不同地区计量误差也很大，导致苏轼的治疗效果与其他人大不相同。

　　总得来说，抛开苏轼中医水平，以及圣散子的真正功效，在救人与守信之间，苏轼还是选择毁诺救人，单凭这一点，苏轼人品足以令人敬佩。当然，宣扬圣散子神奇功效，导致苏轼间接“杀人无数”，这是古人认知水平问题，也无法就此谴责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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