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放派

　　豪放派，是形成于中国宋代的词学流派之一。北宋诗文革新派作家如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

　　豪放词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故事，表明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南宋人已明确地把苏轼、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代表，以后遂相沿用。

　　豪放派是宋词的一个流派，与婉约派并为宋词两大词派。

　　“豪放”、“婉约”之说最早见于《诗余图谱》：“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秦观)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苏轼)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

　　豪放作为文学风格，见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杨廷芝解释豪放为“豪迈放纵”，“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我”(《诗品浅解》)。可见豪放的作品当气度超拔，不受羁束。

　　北宋诗文革新派作家如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答陈季常书》)，他还开始写作打破传统词风的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颇引人注意。

　　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故事，表明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隐然把苏词看成可与柳词相抗衡的另一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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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

　　宋词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故称宋词。宋词与唐诗交相辉映，并传于世。宋词数量巨大，《全宋词》共收录词人1330 多人，作品19900 多首。

　　宋代词人创作风格各异，主要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两大流派。　其中豪放派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预备

　　北宋早期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发豪放词之先声，可称预备阶段。

　　奠基

　　北宋中后期苏轼大力提倡写壮词，欲与柳永、曹元宠分庭抗礼，豪放派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奠基阶段。当时学苏词的人只有十之一二，学曹柳者有十之七八，但豪放词派毕竟肇始于此。

　　南宋词论家王灼说苏轼作词“指出上天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张炎《词源》将“豪放词”与“雅词”对举。沈义父《乐府指迷》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上述诸条都可印证此说。

　　顶峰

　　苏轼之后，经贺铸中传，加上靖康事变的引发，豪放词派获得迅猛发展，集为大成。这是第三阶段即顶峰阶段。这一时期除却产生了豪放词领袖辛弃疾外，还有李纲，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他们词风慷慨悲凉，相激相慰，以爱国恢复的壮词宏声组成雄阔的阵容，统治了整个词坛。

　　延续

　　第四阶段为延续阶段，代表词人有刘克庄、黄机、戴复古、刘辰翁等。他们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赋词依然雄豪，但由于南宋国事衰微，恢复无望，风雅词盛，渐倾词坛，豪放词人偏擅粗直词风等原因，南宋后期豪放派的词作便或呈粗嚣、或返典雅，而悲灰之气渐趋浓郁则是当时所有豪放词人的共同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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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放派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南渡之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傒、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豪放词派不但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影响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像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

　　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而不以主含蓄婉曲为能事。词论家对苏轼词所作的“横放杰出” “词气迈往”“书挟海上风涛之气”之评，对辛弃疾所作的“慷慨纵横”“不可一世”之评，可移向豪放派。豪放派内部的分派较少，仅有苏派、辛派、叫嚣派三个阶段性的细支。

　　其风格虽然总称豪放，然而各词人风格亦有微差：苏词清放，辛词雄放，南宋后期的某些豪放词作则显粗放，清朝的豪放词人如陈维崧等亦多寓雄于粗，以粗豪见长。由于豪放词人嗜于用典、追求散化、议论过多，某些豪放词篇遂有韵味不浓、词意晦涩、形象不明、格律欠精等缺点，这些亦是无庸讳言的。

　　豪放派虽以豪放为主体风格，却也不乏清秀婉约之作，不名之家如此，名家亦如此。苏词《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辛词《粉蝶儿·昨日春》、《青玉案·东风夜放》等皆是可伯仲婉约词的名篇。

　　北宋豪放词，主要体现为封建体制下受压抑个体的心灵解放，而南宋的豪放词则将词人个体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进一步拓展了词的表现领域，提升了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靖康之变之后，中原沦陷南宋偏安的社会现实，给南渡词人以极大地刺激，词人纷纷引出悲壮之音，唱出慷慨之声。

　　不仅岳飞，李纲，张孝祥等人写出壮怀激烈的词作，原先一些以婉约出名者，如朱敦儒，李清照等也写出了不少激昂慷慨的词作。然而，南宋豪放词的典范，却非辛弃疾莫属。在艺术表现上，辛弃疾以文为词，以古写今，不仅进一步拓宽了词的表现领域，也极大地拓展了词的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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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坛豪放派词人的先驱——苏轼

　　苏轼(1037—1101年)，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是豪放派词人的先驱。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出身在一个比较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苏洵以及其弟苏辙都是当时著名的大文学家。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当时，他虽20岁，但已博通经史，很有才气。主考的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大为赞赏，并预言未来的文坛非苏轼莫属。六年，参加制科考试，献《进策略》、《进论》各25篇，入第三等，授官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厅公事。他主张革新，认为当时有三患：一患无财，二患无兵，三患 无吏，提出以“课百官”来整顿吏治，以“安万民”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厚货财”来理财富国，以“训军旅”来整军经武。但是，他主张渐变，反对速变，认为法“苟不至于害民而不可不去者，皆不变也。”

　　熙宁二年(1069年)，在京历任殿中丞、直史馆和差判官诰院等职。当时，宋神宗赵顼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相继推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等新法。苏轼认为，设立制置三司条例是侵犯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的权，免役法是加重市民和农民的负担，青苗法也是放债取利，均输法是朝廷与商贾争利，反对新法。四年(1071年)，他请示外任，授杭州通判。他与知杭州陈述左整治六井，解决了杭州人民用水困难七年，改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当时朝廷推行手实法，苏轼认为不便于民，没有执行，不久朝廷废罢此法。九年，改知徐州。徐州发生大水灾，苏轼组织人民修补堤坝，动员军队防洪抢险，并亲自住在城上指挥。元丰三年(1079年)，改知湖州。当时，王安石已经罢相，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摭拾苏轼诗文中语，攻击苏轼怨谤神宗，把他逮捕入御史台狱，造成“乌台诗案”(乌台即当时的御史府)。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他在黄州的东坡，开荒种地，自称“东坡居士”。

　　元丰八年，神宗去世，司马光任门下侍郎，开始废除新法。召苏轼还朝，授礼部郎中。次年，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他的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主张保留免役法。在守旧派内部的派系斗争中，被列为蜀党。元佑四年(1089年)请求外任，历知杭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曾疏浚西湖，赈济贫民，多有政绩。八年，被诏还朝，任兵部尚书兼侍读。哲宗亲政时，苏轼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县)。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又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西)安置。四上，丙贬儋州(今海南岛儋县)。元符三年(1100年)，北归。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至常州，病死。

　　苏轼一生在政治上虽然很不得志，但正如欧阳修所预言，他在文学上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写下了大量的散文、诗、词，许多至今广为流传。他的散文，气势磅礴，自然流畅，波澜迭出，变化无穷，往往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说理透彻，写景生动，感染力很强，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主将。与父苏洵、弟苏辙，同列于“唐宋八大家”。他的诗，洒脱豪放，格调清新，自成一体，特别是他的词，一扫晚唐五代以来绮丽柔靡之风，状景写人，抒情言事，慷慨激昂，清新豪迈，开创了豪放词派。他扩大了词的领域，突破音律、形式的束缚，使他的词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他的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代表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另外，他工于书法，又善于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代四大书法家;又善于绘画，讲究神似。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文学家、艺术家。有《苏东坡集》、《东坡七卷》等传世。《宋史》卷338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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