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历史中，思想繁荣的现象往往出现在乱世时期，而一旦天下一统，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选取不同的做法。
比如以秦朝为例，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为了劝勉百姓农战，甚至不惜将一众诗书焚毁，避免百姓分心。而到了汉朝，好不容易将自己祖母窦太后斗败的汉武帝刘彻，为了重新控制人们的思想，加强中央君主专制，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最终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
毫不夸张地讲，正是因为汉武帝的这一文化政策，才最终确立了儒家思想在华夏文化中所占的绝对比例，对中国人思想的确立及人格的培养，起到了奠基作用。而从董仲舒所编撰的《春秋繁露》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已经十分迎合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要求。
如著名的“君让臣死，臣不死不忠”的思想，便是经由董仲舒改造儒学后的产物。
因此，孔孟两位先贤，表示不背愚忠的黑锅。因为毕竟先秦儒家一向讲求“君则敬，臣则忠;君失敬于臣，臣背忠于君”。由此可见，最起码在孔孟那一年代，君臣在等级尊卑上虽然十分严明，但却也要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但等到了董仲舒这里，却将整个儒学的政治观念，往下拉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那么，既然汉武帝接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什么百家思想在当时仍旧继续传播，甚至连朝廷也保留了大量百家经典呢?要知道，同样是控制思想，秦朝的焚书事件可要比汉武帝的做法狠厉多了。
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从客观的层面来讲，和文化领域基本没有任何关系，更多的则是偏向于汉武帝的政治考量，以及董仲舒个人所面临的难题。首先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要弄清楚汉武帝这一做法的真实原因。据史料记载，在武帝掌权前，长期受到了皇祖母窦太后的压制，而在窦太后的观念里，治国之道在于黄老思想，不然汉朝在前期也不会出现著名的文景之治。
然而，汉武帝本人是个具有远大抱负的君主，不愿意一直受到皇祖母的牵制。因此，为了巩固政权，削弱窦太后的控制，汉武帝必须从文化层面入手，从而减少后宫的影响。而在当时，唯一一个能够同黄老思想持平，同时又符合中央集权理念的学说，也只有经过董仲舒改良后的儒学。
说到这里，还要解释一下为何汉武帝不去选择法家思想。与董仲舒的儒学相比，法家主要讲求的是国富民强，在思想层面采取的态度极为强硬，因此很难令人接受，比如强制焚书。但董仲舒的儒学则不同，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将你由内而外的洗礼一番，从而达到一种自愿且顺从的境界。这样一来，既不会激起民怨，又可以加强专制，何乐而不为呢?
因此，汉武帝罢黜百家本就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自然不会真的同其余诸子的学说斤斤计较，毕竟只要不像墨家那样的激进，百家思想的传播也无伤大雅，只不过朝廷不提倡了而已。
其次，诸子百家的学术理论，经过了长年的积淀和发展，已经在天下百姓之中，拥有了极为强大的思想阵地，并不是任何一个统治者想要清除就能够清除的。正如上文说的那样，百家学术在当时遍地开花，如果真的要在文化上彻底清除诸子百家的思想影响，就算汉武帝真的能够做到，千古骂名也肯定是要背负了的。
再加上汉朝之所以能够强大，也的确离不开初期黄老思想的指导，因此，如果汉武帝全盘否定百家学说，也相当于是在否定先皇的功绩。不仅会遭到天下学子的反对，也同样会受到朝中大臣的指责。但好在汉武帝本人也是一代明君，在利害关系的权衡层面，还是懂得有所取舍的。
再一个原因，就和董仲舒本人有关了。还是那句话，从先秦儒学发展至今，按照历史的脉络来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直到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学。而在这三个阶段中，自从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了一番大的改造后，儒学从此便在服务于封建统治的道路上，一骑绝尘而去了。
然而，尽管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受到了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青睐，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儒学门派内部不小的矛盾。通俗点儿来说，当时以孔孟思想为标准的儒士，看董仲舒就跟看一个欺师灭祖的二百五一样，对他改造后的儒学理论根本不予承认。但奈何董仲舒背后有皇室的支持，他们就算再怎么反对，也无法阻止改造后的儒学逐渐普及的进程。
但是，董仲舒的这一做法的确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他本人自然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所以，对于董仲舒而言，只要自己的目的达到即可，如果真的将其余学说赶尽杀绝，恐怕不仅皇帝要背负千古骂名，他本人也无颜再去九泉之下面对古圣先贤了。
所以说，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做法的确取得了极大成就，至于罢黜百家的理论，也只是在朝廷上不再以百家为并行学术，至于其传播发展，统治者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去深究了。再者说了，在古人的眼中，衡量盛世天下其中的一个标准，便是修书。尽管汉武帝当时还没有这一说法，但朝廷藏书越多，也就愈发能够显示出这个国家强大的文化内涵和底蕴，又为何要学习秦朝，选择焚书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做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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