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18年，即公元1420年，明成祖下令把北京、山东一带的尼姑、道姑全部抓到北京;不过在不久之后，又把她们全部释放。如此大张旗鼓的举动，主要是为了抓一名女子：农民起义军领袖唐赛儿。
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后，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多领域都有大动作。为了加强对北方地区的控制，他于公元1406年起开始营造紫禁城，其后疏浚大运河、将南粮北调，为迁都北京积极做准备。
如此浩大的工程，自然需要庞大民力的支撑，为了营造北京，明朝廷先后在山东地区征调了好几十万百姓服徭役;与此同时，当地又连续发生了水、旱等自然灾害，面临多重打击，山东地区百姓疲惫不堪，饥饿的人们甚至沦落到吃树皮、草根为生。
在这种困境的重压下，公元1420年2月，山东蒲台县爆发了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
唐赛儿原本只是寻常农妇，屈指可数的优点，也许只有认得几个字、长相还过得去而已。她之所以能够逆袭成为农民起义领袖，也许是借鉴了东汉末年张角黄巾起义的经验——借助宗教、咒术的蛊惑力。
传言称，在丈夫林三死后，唐赛儿前去扫墓。回家的路上，她从一个石缝中发现了一个石匣子，打开以后，在里面发现了一把宝剑，还有一本奇书，书中记载了各种秘术以及神奇的剑法。
唐赛儿随即勤加练习，几个月后大功告成，号称能够画出纸人替自己干活、种地、获取食物。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她随后削发出家为尼，自称“佛母”，在当地广招弟子，声称可以把自己的全身本领倾囊相授。没过多久，她手下的信奉者就达到了好几万。
显然，这是农民起义屡见不鲜的手法：在知识有限的古代，当困苦不堪的百姓对朝廷已经失去了希望时，总会有“聪明人”冒出来，利用人们对饥饿、疾病、死亡的恐惧，以及对不可预知力量的迷信，吸引他们在宗教中寻找避难所，并以此组织起巨大的力量。
当然，任何时代的封建王朝统治者都不会允许这种不可控民间组织的形成，蒲台县官员听说辖区内出现这种事件后，起初并不以为意，以为只是个民间的刁妇招摇撞骗，于是派了些衙役前去抓捕。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出家的女尼竟然如此凶悍，不甘束手就擒的唐赛儿及其拥趸暴起，当场反杀了好几人。其他官兵眼见形势不妙，迅速溜走、逃回官府通风报信。
获悉这种情况，当地官员不敢怠慢，很快组织起正规军队前去围剿。唐赛儿则一不做二不休，鼓动数万弟子起兵造反，他们以卸石棚寨为老巢，四处攻城略地，先后打下了益都、诸城、安州、即墨等县，并且击败了率领数千明军前来围剿的青州卫指挥高凤，山东地区为之大震。
三月，明成祖朱棣派安远侯刘升带领禁军前去山东平叛。面对朝廷正规军，起义军很快败下阵来，一直被打到了老巢御石棚寨。双方在此激烈交战，朝廷都指挥刘忠战死，但明军最终获胜，唐赛儿则借着地形逃得无影无踪。
没过多久，山东都指挥佥事卫青、指挥王真先后击败各股起义军势力，大量俘虏被送往京师献捷，只剩下起义军首领唐赛儿在逃。
为了抓到唐赛儿，明成祖朱棣下令，把山东、北京地区的所有尼姑、道姑抓到北京，其后细细甄别。
但即使这样，朝廷最终仍没能发现唐赛儿的踪迹。朱棣认为，既然农民起义已经被镇压，就无需再大张旗鼓纠结于匪首的下落，没过多久，他下令把送到北京的尼姑、道姑全部释放，并送回原地。
“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历史上的有为帝王，大多都会存在过度使用民力、好大喜功的毛病，即使他的所作所为功在千秋，但客观上来说，与所处时代的百姓诉求产生了现实矛盾。唐赛儿起义，就反映了明成祖的雄才大略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如何在帝王有为、百姓安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封建社会几千年都难以彻底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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