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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宋后之最贤者，汉则明德马皇后，唐则长孙皇后，宋则宣仁”。在历史上，长孙皇后是极少数被称为贤后的女人，她和独孤伽罗皇后一样，既能获得宠爱又能得到尊敬;但她与独孤皇后不同的是，终其一生都没有触碰权利，“牝鸡司晨”是她拒绝权利最好用的借口。
长孙皇后是鲜卑贵族之后，与出身匈奴贵族的独孤皇后一样，两族都有母系社会的遗风，即女子把持门户。长孙皇后和唐太宗相识于微时，一起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两人鹣鲽情深，携手一起登上这天底下最尊贵的位置;同隋文帝与独孤皇后的经历极其相似。尽管有母系遗风，但长孙皇后却没有在李世民面前表现出半分的强势，反而一生温婉顺从。
长孙皇后与独孤皇后都被称为贤后，两人有着相似的出身和相似的经历，为何长孙皇后从未插手过政治，甚至连丈夫数次询问都不肯说一句自己的见解呢?难道是没有才能?那为什么长孙皇后不参与政事却更受而受太宗的尊敬呢?
长孙皇后的身世
长孙皇后身世凄惨，母亲是长孙晟的续弦，后来长孙晟死，长孙安业(长孙晟前妻的儿子)容不下继母和她的孩子，长孙皇后被退回舅舅家。因此长孙皇后虽然是鲜卑后代，却长于汉族，并不受鲜卑族剽悍民风影响。
长孙皇后回到舅舅家以后也不幸福，虽然史书上记载舅舅待他们特别好“晟卒，士廉迎妹及甥于家，恩情甚重”，但在知道她和李世民有婚约后，舅舅立刻就把她嫁了，“见太宗潜龙时非常人，因以晟女妻焉，即文德皇后也”。当时她才13岁。可见在舅舅家的那五年，长孙皇后必定是过的也不快乐，这五年寄人篱下的生活必定在她性格的养成中烙下了极深的烙印;同时长孙皇后在年幼时嫁李世民，处于陌生环境里的她一定会紧紧依靠关系最亲近的丈夫;因此长孙皇后在唐太宗的生活里必定是柔顺的。
而独孤伽罗的成长是极其顺利的，几乎没有吃过什么苦头;而受匈奴族的剽悍民风的影响，“邺下风俗，专以门户”;伽罗的性格并不会柔顺。因此伽罗在陪伴隋文帝的时候是十分有底气的，娘家人有权有势，自己又受匈奴风气影响，自然有底气去对隋文帝的政治出谋划策。
皇后长孙氏明事理，知进退
与独孤皇后在隋文帝时期专政，任用亲近的高颎不同，长孙氏做了皇后之后不仅没有提拔自己的娘家，反而劝太宗不要太过宠信兄长无忌，“妾托体紫宫，尊贵已极，不愿私亲更据权於朝。汉之吕、霍，可以为诫。”由此可见长孙氏的聪慧。
后来在长孙皇后死的时候，她还懂得利用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保全自己的母家，“妾之本宗，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看似是在劝唐太宗不要培养外戚，实则是以退为进，希望皇帝在家族有人犯错之时，能够看在她的面子上饶过他们。“树大招风”娘家的繁荣必定惹人红眼;如果有人因此告到太宗面前，太宗顾念起她的情面必定会手下留情。
长孙皇后柔顺却不柔弱
李世民有才能，很受唐高宗的器重，这对平庸无奇的太子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李世民数次受到太子李建成的迫害，甚至连唐高宗都对李世民很是忌惮;“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在这时，长孙氏并没有因此疏远李世民，反而与哥哥长孙无忌一起为丈夫出谋划策，“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贞观八年，唐太宗遭遇了宫变，长孙氏没有像一般的深闺妇人那样只知害怕，相反她随李世民同进退，“甲出阁问状，后扶疾以从，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惊，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
由此可见皇后长孙氏，并不是一个只能依靠丈夫的女子;相反在丈夫有危险的时候，她能与丈夫并肩，无论是胆识与勇气，都不是常人所能比拟。虽然皇后长孙氏，在朝中赏罚之事上并未留下太多的观念，反而以“牝鸡司晨，家之穷也，可乎?”拒绝唐太宗的询问，但在当时的时代唐太宗宠她敬她也不无道理。
文德皇后长孙氏虽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的人生轨迹极其相似，但因成长经历的不同，两人在政治观念上也全然相反;但纵观历史，长孙皇后的谋略并不输与独孤皇后，《史纲品要》中评价皇后长孙氏“长孙皇后真圣人也，如阳怒宫人等事，竟可与权矣。世上有如此女子乎?”
但从当代女性的角度来看，长孙皇后反而因为时代的束缚，不敢直面权利;同伽罗皇后相比，她的气度要略输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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