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是我国第一部区域地理著作,也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地理文献之一。作者不详。旧说它是夏史官所作或大禹亲笔,但都不足凭信。它是今传本《尚书·夏书》中的一篇。其成书年代历来颇有争论,有夏禹说、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和秦汉说。目前多数学者从顾颉刚之说,是战国后期的著作,成于公元前3世纪前期。

　　《禹贡》全篇仅有1193字。它以明确的地理概念,采用区域研究的方法,用地理实体(如山脉、河流等)为标志,将全国划分为9个区(即九州),并对每区(州)的位置、疆域、山脉、河流、植被、土壤、物产、贡赋、民族和交通以及各州之间的差异等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作了异常生动的叙述。全篇包括“九州”、“导山”、“导水”、“五服”4部分。

　　1、九州部分。叙述上古时代洪水横流,不辨区域。大禹治水以后,“禹别九州”,把当时中国的疆域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9大区域,并扼要地描述了各州的地理概况。九州的划分,按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天然的山、河、海等为界。虽然并不严格,但基本上是一个区(州)为一个大的自然区。

　　冀州。位居中央,帝王都城所在。西以山西、陕西间的黄河为界,东以河北的黄河为界,南以河南的黄河为界,主要为山西黄土高原及部分华北平原,约相当今河北、山西两省。

　　兖州。“济、河惟兖州”,济为古济水,河指于河北沧县东北入海的古黄河。该州东南据济水,西南至黄河,于济水和黄河之间,主要为今华北平原。

　　青州。“海、岱惟青州”,海指今渤海,岱即泰山。该州东南据渤海,西南至泰山,于渤海与泰山之间,主要为今山东半岛丘陵地。

　　徐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海指今黄海,岱是泰山,淮为淮水。该州东至大海,北及泰山,南至淮河,主要为今黄淮平原。

　　扬州。“淮、海惟扬州”,淮为淮河,海指今东海。该州南及大海,北至淮河,于淮河与东海之间,主要为长江下游平原及江南丘陵。

　　荆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指荆山(今湖北南漳西),衡指衡山。该州北抵荆山,南据衡山之南,即荆山和衡山之间,主要为长江中游及洞庭湖盆地。

　　豫州。“荆、河惟豫州”,荆即荆山,河为黄河。该州西南及荆山,北至黄河,主要为中原地区。

　　梁州。“华阳黑水惟梁州”,华指华山;黑水说法不一,有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之说,多数学者认为是怒江上游的哈拉乌苏河。该州北抵华山之阳,南及怒江上源,主要为西南山地。

　　雍州。“黑水西河惟雍州”,西河指陕、甘间的黄河;黑水有张掖河(在今甘肃)、党河(在今甘肃)、大通河(在今青海)等之说,笔者趋于党河。该州西至甘肃党河,东及龙门段黄河,主要为陕西黄土高原。

　　可见,九州的范围包括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流域。

　　2、导山部分。记述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流域间山脉的名称、分布特点和治理情况,并说明导山的目的是为了治水。按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点,自西向东、自近至远地依次叙述,并将中国的山势归纳为“三条四列”(见崔东壁:《考信录》),最早提出了山系的概念:

　　三条。北条:岍——岐(以上在陕西渭河北岸)——荆山——壶口——雷首(以上在陕、晋间)——太岳——砥柱——析城——王屋(以上在晋南)——太行——恒山——碣石(河北昌黎境内)。中条:西倾——朱圉——乌鼠——太华(以上甘、陕境内)——熊耳——外方——桐柏(以上豫皖境内)——陪尾(鲁南)。分支:蟠冢(陕南)——荆山——外方——大别(以上鄂、皖境内)。南条:岷山——衡山——敷浅源(江西庐山)。

　　四列。第1列:岍——碣石。分布在渭河、黄河之北,即北条。第2列:西倾——陪尾。为江、淮与河、渭的分水岭,即中条主干。第3列:蟠冢——大别。为汉江、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即中条分支。第4列:岷山——敷浅源。即南条。

　　《禹贡》导山中的山系概念明确,且所记山都真实可考。但也受堪舆思想影响和当时条件的局限,因而有记述错误之处。如岷山与衡山、敷浅源既不相连成条,也不成列;中国的山系或山脉,既有东西向的,也有南北向的,以及南西北东向和南东北西向,如北条中的太岳、太行山脉都是近南北向的,受南北向的地质构造控制,与受东西向地质构造控制的东西向山系呈现两个系统。

　　3、导水部分。叙述了九州境内35条河流的分布、源地、流向、经过地区、所纳支流、河口及其疏导情况,都从西向东、由北至南、从上游到下游、由干流到支流,作了有条不紊的描写。

　　开始记述西方的弱水和黑水。弱水上源为今甘肃山丹河,下游是山丹河与甘州河合流后的黑河,入内蒙古境后称额济纳河(见《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黑水,众说纷纭。后记黄河水系、长江水系、淮河水系。除弱水是“入于沙”外,其余大河皆“入于海”。正确区分了内陆河流与入海河流,并阐述了大河源发于山地、朝宗于海的一般规律。

　　但黑水的记载有矛盾,导水部分的黑水记载与九州部分雍州、梁州之黑水记载都不一致。“河导积石”、“岷山导江”的不正确观点在中国影响2000年左右,而且导山部分的三条四列中竟然不提积石。

　　4、五服部分。叙述国力所及范围,以京都为中心,按距离远近,以500里为率,将全国分为甸、候、绥、要、荒五服(服指五畿以外之地)。对五服内政教布施、人民负担也有规定。

　　《禹贡》是在生产力水平不高,巫风流行的历史条件下撰写的。它突破了当时许多书籍中传播的神秘观念,从实际出发翔实地记录了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地理现象,既不像《山海经》那样掺杂神话,又不像《尔雅·释地》、《周礼·职方》那样仅罗列地名,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翔实派区域地理研究的历史时代,是今天研究中国上古时代地理环境的最重要文献。它对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地理著作、地理观念,乃至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成为《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以及唐宋以后许多地理著作的征引和研究对象;“九州”、“四海”的观念,一些山、河、湖的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其九州、五服部分所反映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对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和巩固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在封建社会,《禹贡》被推崇到至尊的地位,成为必读的经典。由西汉孔安国以后,历代注释、考证《禹贡》的人不断,成果也夥。其中以清代胡谓用力最深,也多创见,他的《禹贡锥指》一书集历代研究《禹贡》之大成。外国学者研究《禹贡》成绩较为显著者有:德人F·von李希霍芬,日人小川琢治、饭岛中夫和内藤虎次郎等。前人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汉至唐,以解释《禹贡》经文为主;宋至清,以考证《禹贡》地理为主。在研究方法方面也形成汉、宋两派,汉学详于训诂,注重师承,失于墨守成规,抱残守缺,以唐代孔颖达为代表;宋学敢于创新,注重批判,失于简单武断,牵强附会。无论是汉学、宋学,其基本错误是误认为《禹贡》是4000年前夏代史官所作,以至是大禹亲笔;把《禹贡》奉为“经”,根据《禹贡》去研究夏史,过于相信《禹贡》中“三江”、“九河”等说法,在考证、注释时务求找出三条江、九条河等,代表人物为宋代蔡沈。以新的科学观点和方法研究《禹贡》始于20世纪30年代,成绩显著者当推顾颉刚、郭沫若,代表作为顾颉刚的《〈禹贡〉注释》。

　　《禹贡》的不足之处,一是过于简略,二是误记之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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