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二年，清朝三朝老臣孙嘉淦以年老体迈上书乞求退休，得到乾隆批准。
临行前，乾隆问他对今后的政治有什么建议，孙家淦简短而深沉地说出了四个字：“慎终如始”，作为回应。意思就是告诫乾隆为政，要谨慎处理政务，就像一开始一般的慎重。
作为横跨三朝老臣，孙嘉淦从工作履历和个人风格上都堪称清朝最独特的一位。
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孙嘉淦考中进士，自此踏入仕途。初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等小官，此后一路晋升至尚书。孙家淦从基层做起，几乎横跨了当时政治体系的所有岗位，这种多岗位历练和阅历在当时来说并不多见。
孙家淦山西太原府兴县人，祖父在清初担任崇仁知县，其父是乡里当时有名的绅士，孙家淦在三十一岁中进士后，出任检讨一职。孙家淦工作之余研习程朱理学。
正是“程朱理学”思想的深刻作用下，孙家淦处处以理学标准要求自己去做纯粹之人，由此也导致了日后雍正评价其“憨直”的结论。
如果说康熙时期的孙家淦在“修炼”理学的纯粹存天理，去人欲的功夫，那么在雍正时期，则是这种“修炼”的发力期。
就在雍正大力打击铲除其兄弟党羽时，把他们变成“猪”，“狗”扔进大狱，孙家淦竟然犯逆鳞向雍正上书强烈建议他“亲骨肉”，言外之意便是他残忍对待手足。
雍正果然大怒，找来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轼，问他这个孙家淦为什么如此胆大狂妄，打算重罪处理。朱轼坦诚回答说：“此人诚属狂妄，但臣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雍正想了一会，竟也笑着说，我也不能不赞赏他的胆识。
在孙家淦得到重用做主考官回来述职时，雍正问在场人一个问题：“天下有几种人?”唯独孙嘉淦回答最为精妙：“天下有两种人，一种为名，一种为利。”雍正问他你是哪一种呢?孙家淦只是回答说：“为臣不爱钱”。意思是他把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雍正甚至和宠臣鄂尔泰私下讨论过孙嘉淦这一现象，鄂尔泰倒也客观对雍正说：“孙某，性或偏执，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以此可知，孙嘉淦敢于直言的最大资本就是本身清廉，自身过硬，任何人也抓不到其污点证据。
《啸庭杂录》记载了一个较为生动有趣的事情。
孙嘉淦在国子监任职时，向雍正推荐几名知县候选人。几天后，雍正对孙嘉淦说：“你推荐的这几个人品行不好，名单退给你，你再考察一下。”孙嘉淦却脱口回答：“我与这六人共事很多年，非常了解，不需要再考察了。”
雍正非常不满地说：“如果你这样认定，那你给我写个保证”，顺手把手中的笔扔给了孙嘉淦，跪在地上的孙嘉淦刚要捡笔写保证，一旁的大学时斥责说：“孙嘉淦，皇上的御笔你也敢用!”
孙嘉淦这才意识到过格不敢再说话。事后刑部以“大不敬罪拟斩”上报处理意见，雍正想了想说：“孙嘉淦太憨，然不爱钱。”索性就让他去管理库银。又一次因为烦了老毛病惹得雍正大怒，干脆罚他去顺义县做苦工。
这两次挫折可以被视为雍正对他的考验，也可以说视对他的重要官员必要的警告手段，这样一来，孙嘉淦任职经历也越来越丰富，其“直臣”的名声越来越大。
到了乾隆时期，依然不改本色进谏，，“每事必廷诤，纯皇帝(乾隆)辄曰：‘汝又以古大臣面目对君矣。’”孙嘉淦不仅敢于直言，同时更是勇于做事。
乾隆元年(1736)河南郑州发生一起影响恶劣案件，株连十余人，许多人被屈打成招，官员富德以死罪上奏核准。河道总督对此案表示怀疑，也向乾隆反应情况。乾隆迅速令刑部尚书的孙嘉淦前往调查。
几天后，孙嘉淦多方审讯查案，终于弄清原因，原来是官吏和豪绅相互勾结，而制造的冤案。孙嘉淦非常气愤，立刻上奏，要求释放无辜百姓，并严惩这些勾连冤案官员。书信递上去后，“举朝大骇”在孙嘉淦一再要求下，乾隆认可了孙嘉淦的处理意见，“上然之，竟从其议”。
孙嘉淦给乾隆的《三习一弊疏》被认为经典之作，上疏原因也是因为“皇上隆恩，卑以风纪重任”，对乾隆提出告诫，揭示了帝王在政治中遇到的各种甜言蜜语而导致最终失去正确判断。如果我们能够考虑到乾隆后期对和珅的宠幸，则可以看到孙嘉淦的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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