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前的大唐，整体呈现出积极、蓬勃、开放、进取的态势，为人才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平台;同时，得益于相对开明的君主、全面推行的科举制，初唐政坛一扫魏晋南北朝以来让人窒息的阶级屏障，出现了春秋战国后少有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繁荣景象。
基于此，那时的唐王朝，在各领域诞生了一大批性格迥异却各怀所长的能人、名臣，文武通吃的大有人在，短板明显的也屡见不鲜，与后世的一些朝代/时期相比，唐王朝前半期的政坛，鲜活、真实、有血有肉。
今天笔者要聊的刘仁轨，就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唐代名臣：
他出身平凡，先后历经三帝，屡经沉浮，最终出将入相，可谓人生赢家;白江口一战，以少胜多，将百济、倭国联军按在地上摩擦，不仅为大唐平定高句丽扫除了后患，更让东瀛人向中原跪服数百年;在政治斗争中，他却心机满满，曾经“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为了报私仇，间接害得十余万唐军惨败给吐蕃。
而他起初得以进入帝王视野，也是以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
擅自杀人的刘仁轨，却戏剧性的被李世民赏识
刘仁轨生于公元601年，比唐太宗李世民年幼了三岁。虽家境孤贫，但却自小“恭谨好学、博涉文史”，是一位积极上进的好少年。
只要努力，就有机遇。贞观年间，刘仁轨成了一名基层干部——陈仓县尉，类似于今天的县公安局长。这职务看起来挺威风，不过差事并不好干，很快他就遇上了大麻烦。
那时的大唐实行的是府兵制，军人们闲时务农，战时从军，平时受散布在全国的600多个兵府管理。而兵府的头，则叫做“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前者的品级，根据兵府的规格分为三类：正四品上、从四品下、正五品下。
刘仁轨的辖区内也是有兵府的。有一天，当地兵府的折冲都尉鲁宁犯了法，被刘仁轨抓捕归案。这位军爷脾气不小：对于抓捕自己的小小县尉(八九品的样子)，他破口大骂，丝毫不给面子。
刘仁轨也是个暴脾气，他一怒之下，命人将鲁宁乱棍打死，这下他可惹上大事了：
其一，贞观年间，李世民对死刑控制得极其严格：
乃诏大辟罪，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及尚书等议之
死刑犯，要召集朝廷高官逐一审核;而且不是审核一次，是五次：“其五覆奏，以决前一日、二日覆奏，决日又三覆奏”(谋反罪除外)。
如今刘仁轨不经任何审判就私自打死嫌疑人，简直比皇帝还要霸气，况且这个嫌疑人的身份还不一般。
其二，李世民出身军旅，以武力打天下，在军队中极具影响力、号召力，这就是为什么在玄武门之变后，他能毫不费力地控制军队;而在当上皇帝后，他也没“忘本”，对于军人极其重视、尊重。后来他亲征高句丽时，大量青壮年积极筹装备马匹从军、战斗意志旺盛;而在班师后，李世民亲写祭文、亲自哭祭阵亡将士，让军属们无比自豪：“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
可想而知，当得知有人打死了军府头领时，李世民会有多愤怒。起初他把审核程序置诸脑后，直接命人把刘仁轨斩了;但其后越想越不忿：“何物县尉，敢杀吾折冲!”朕倒要看看这家伙是不是有三头六臂，于是他让人把刘仁轨押到长安，亲自审问。
换作一般人，也许早就被这阵势吓尿了，不过刘仁轨却是个“混不吝”，他神态自若的说：“鲁宁当着陈仓百姓的面肆意羞辱我，我确实是因为忿恨之极才杀了他。”
李世民一愣：此人胆色不错，而且所言有理!碰巧“杠精”魏征也在一旁，他冷不丁的插上一句：“隋炀帝时期，正是由于鲁宁这样恃强欺凌官府的人多了，隋朝才灭亡的。”
凡是杨广的教训，李世民一定会吸取。最终，刘仁轨不仅保住了一命，甚至还被提拔为栎阳县丞(可视为副县长)。
经过这件事，基层官员刘仁轨算是进入了皇帝的视野。到了公元640年，李世民将要去同州打猎，刘仁轨上书一封进行劝谏，声称这一行动“实妨农事”。李世民不仅没生气，反而赐书嘉奖他"职任虽卑，竭诚奉国，所陈之事，朕甚嘉之。"即小官也勇于操心国事，精神可嘉。不久后升其为新安县令，后来更是一步步进入中央，担任了给事中。
孤胆铁军、扬威半岛
公元659年，刘仁轨因得罪权臣李义府，被支出了朝廷、担任青州刺史，不过他的霉运并没有到头。第二年，唐军大举出击，四道分兵夹击高句丽，刘仁轨负责督运海陆，却因发生了沉船事故被免去官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的罪名是“后期坐免”，即没有按军令抵达目的地)，最终被责以“白衣从军自效”，也就是没有权限、没有职位，随军“赎罪”。
到了公元661年，半岛的南边出了乱子。高句丽的南边，原本存在着两个独立政权：温顺的新罗、与高句丽勾结的百济。为了断敌后援，在出征高句丽之前，名将苏定方曾跨海一举将百济灭国，并设置了熊津等五大都督府，留下刘仁愿等将士驻扎于此。
而当唐军压向高句丽时，百济残余势力再度复国，并且围困了留守的唐军;同时，被任命为熊津都督、奉命镇抚百济的王文度也在渡海途中去世。情势危急、差事苦，朝廷终于想起了刘仁轨，任命他接替王文度的岗位。
不过刘仁轨却很高兴，以至于激动的欣喜若狂：“天将富贵此翁矣!”他请求携带《唐历》出军，理由如下：
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
其后，他带领唐军、新罗军，“御军严整，转斗而前，所向皆下”，成功救出被围困多日的刘仁愿部队。不久后，粮草不足的新罗军撤回，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唐军在百济孤军奋战，。
公元662年中，苏定方围攻高句丽都城平壤不克而还，身在百济的刘仁轨等人就成了孤军。唐高宗担心他们独木难支，命令镇守熊津城的刘仁轨评估形势，自行决定是否回撤。
当时，由于驻扎百济多年，唐军将士“衣服贫敝”、思乡心切，纷纷要求回国，但刘仁轨却力排众议。他认为，当下百济残余势力死灰复燃、大军攻打高句丽遇挫，半岛形势对大唐极为不利。但越是艰难的时候，越应知难而上，他甚至以《春秋》大义鼓励将士“人臣进思尽忠，有死无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唐军能否像一颗钉子一样坚持下去，将决定百济是否能处于大唐掌控之下;而百济的归属，则又关系到将来大唐平定高句丽的大局。
最终唐军上下坚定信心，决定留守半岛，他们在刘仁轨、刘仁愿的率领下主动出击，多次击败百济叛军，并打通了新罗的运输通道。大唐朝廷得此消息，派遣孙仁师率领7000人跨海支援刘仁轨;而一再遇挫的百济头领扶余丰，则派人渡海向倭国(日本)请求援兵。
公元663年九月，孙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刘仁轨以归顺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领水军，大唐在百济的军事力量悉数出动，意图一举拿下敌人的老巢周留城。
刘仁轨行至白江口，与倾国而来的倭兵相遇。面对数倍于自身的敌人，唐军凭借绝对领先的装备、高超的战斗素养、成熟的战术协调能力，四战四捷、彻底击溃倭兵，焚毁敌船400余艘。烟焰涨天，火光交映着血水，一时间“海水皆赤”，从没见过这阵势的倭兵惊恐万分、肝胆俱裂，大部分向唐军缴械投降。
挟此战之威，唐军几乎扫平了百济抵抗力量;接下来，刘仁轨不仅将百济治理的井井有条，还兑现了自己出师前许下的诺言，“颁宗庙忌讳，立皇家社稷”，将百济纳入大唐管理之下。公元665年，当唐高宗封禅泰山的时候，刘仁轨还率领新罗、百济、耽罗、倭国使者前来捧场，李治不禁龙颜大悦，封其为大司宪。
公元668年，刘仁轨作为副将，协同名将李世攻下平壤，隋唐两朝接力敲打的高句丽终于彻底灭亡。而原本还迷之自信的倭国，也彻底搞清楚了自己的斤两、领略了中原的强大，从此乖乖当起了几百年的好学生。
公元669年，驻扎在半岛的唐军撤回;而凭借多年血战积累下的战功，当初白衣从军的刘仁轨，此时已位居右相。回到京师后，他暂时称病退休。
沦为官场老油条的刘仁轨，为了除掉政敌，不惜祸害唐军
在朝鲜半岛证明了自己的刘仁轨，从此可谓官运亨通：
公元670年，他再次出山，被任命为陇州刺史;
公元672年，被拜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即宰相);
公元674年，担任鸡林道大总管，讨伐蠢蠢欲动的新罗，一举攻破对方北边重镇七重城，进爵为公;
公元675年，官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监修国史。
多年官场的浸淫，让原本就不走寻常路的刘仁轨越发“鸡贼”。他担任尚书左仆射时，戴至德为尚书右仆射，他们轮流处理政务，不过二人的风格完全相反：
每当有人前来递交讼辞时，刘仁轨“常以美言许之”，不仅来者不拒，甚至把胸膛拍得咚咚响、打下包票，以至于对方感激涕零;
而戴至德则一定会据理责问，从不敢轻易答应或否定，直至确认对方确实有冤枉的，才私下上奏皇帝为其申辩。
曾经有一个老太太要找刘仁轨呈递讼辞，但却搞错了日期、在戴至德当值那天前来。当戴至德正低头看讼辞时，老妇人明白自己找错人了，急的脱口而出：“本谓是解事仆射，乃不解事仆射邪!归我牒!”
“解事”，就是懂事的意思，但戴至德不仅没生气，反而笑着把讼辞还给了老妇人。
就这样，那时几乎所有人都称赞刘仁轨;但在史书中，他的这种沽名钓誉的行为，则留下了“邀饰而致远”的恶名。
如果仅仅这样，那就罢了，接下来的刘仁轨，还干出了更加出格的举动。
公元677年，西边的吐蕃日渐强势，甚至主动入寇，唐高宗任命刘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全权负责率军征讨。按理说，这种工作是刘仁轨最擅长的;如果他拿出在百济时的劲头，当时威风八面的吐蕃名将论钦陵也许会遇到棋逢对手的劲敌。
不过刘仁轨很快撂挑子了。那时，他上书向唐高宗提出的奏请，多次中书令李敬玄驳回，二人就这样结下了梁子。
为了打击对手，刘仁轨决定攻其所短。他明知李敬玄并无将帅之才，却故意向李治上奏：“西边的镇守任务，非李敬玄不能胜任。”李敬玄一再推辞，却被“耿直”的唐高宗下了死命令：“刘仁轨如果需要朕，朕也亲自去，你哪能推辞呢!”
于是乎，在公元678年正月，李敬玄接替刘仁轨，担任了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的重任。
九月，在青海湖畔，李敬玄率领的18万唐军，与论钦陵率领的吐蕃军队展开了大战。当前军刘审礼陷入敌军围攻时，懦弱、怯敌的李敬玄按兵不救;而得知刘审礼全军覆没时，他更是狼狈后撤，被追上来的吐蕃军队牢牢咬住;最终，刘仁轨当初在半岛收服的百济人黑齿常之率敢死队发起夜袭，逼迫对方阵型大乱，才使唐军得以突围而归。
回师的李敬玄被贬衡州刺史，刘仁轨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敌人”，不过这个代价也太过于惨烈。《旧唐书》这样对他大加抨击：
刘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贻国之耻，忠恕之道，岂其然乎?
为了发泄私愤，不惜以大唐利益、无数将士性命为代价，刘仁轨的这次操作，无异于给自己多年积累起来的英名打了折扣。
但随后的刘仁轨仍旧官运亨通。公元682年，唐高宗行幸东都，太子太傅刘仁轨留在长安，辅佐皇太子监国;下一年，太子也赴东都洛阳，刘仁轨继续辅佐皇太孙李重照留守;而当李治去世、武则天掌权后，老臣刘仁轨仍旧被重用，被拜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专门负责留守长安。
公元685年，时年84岁高龄的刘仁轨去世，武则天为其废朝三日，追赠并州大都督，陪葬唐高宗李治的乾陵;在京百官也被命令前去吊丧，可谓极尽哀荣。
刘仁轨的一生，充满了戏剧与矛盾;他的身上，固然有无数的闪光点：
起身贫寒，却不畏强权，由此得到明君的赏识;身居高位，但却从不盛气凌人;即使面对贫贱时的故交，也毫无架子，待他们如同旧时;身处百济的危局，他力排众议、力挽狂澜，为大唐征服半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文能治国理政，武能征服强敌，刘仁轨配得上儒将、英雄的美名。
在晚年，为了打击政敌，他临阵撂挑子，置十余万将士安危于不顾、视大唐利益若无睹，则显得像个十足的奸臣。
但“一个巴掌拍不响”，刘仁轨前后的迥异举动，与在位帝王的素质、所处时期的政治态势息息相关;其中是非曲直，也许我们后人并没有资格评述。况且，也许这种兼具矛盾人格的能臣，才是真实的历史与鲜活的人性。作为读史人，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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