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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要怀疑伟人的论断，汉武帝自然是一位杰出的帝王。他在位期间，对外四面出击，极大拓宽中原生存空间;对内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思维，并且落实了推恩令，在思想与体制上夯实了大一统政权的基础。因此，而从他为中原文明作出的贡献来看，称其为民族英雄并不为过。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喝着酒、唱着歌就能把敌人灭了，那只会出现在神剧中;由于打击匈奴而给汉朝带来的巨大损失，成了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口实。
西汉与匈奴的拉锯战，决定了东方文明主导权的归属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的王朝空前虚弱。由于秦末农民起义、楚汉相争这连续两次大型战争的摧残，西汉国力极为虚弱，对内，经济困顿、百姓疲惫，《史记·平准书》对此有形象的描绘：
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对外，原本在秦朝时由蒙恬打下的河套地区被匈奴人夺去，而远征百越的赵佗也封关自立门户，西汉的国土比秦朝时更要狭小。为了改变局面，刘邦携战胜西楚霸王之余威，率领32万挑战匈奴，却遭受了白登之耻。其后西汉王朝不得不以和亲、赠礼的方式与北方霸主维系和平;中原尚且如此，西域各国、东边的扶余等少数民族政权，无不依附于强大的匈奴。中原王朝的权威，从未遭遇如此挑战。
其后，汉王朝转为以黄老之道的无为之术休养生息，经过文景之治后，到了汉武帝即位时，西汉虽在经济上达到了新的顶峰，但时不时南下掠夺的强悍匈奴，成了横在历代统治者面前难以逾越的大山。若只是富而不强，西汉王朝代表的农耕文明，则永远无法体现出面对北方游牧文明的优势。
在前代打下的基础上，汉武帝时期，开启了对匈奴的全面反击战。经过汉军持续几十年的打击，匈奴逐渐被削弱、瓦解;直到汉宣帝时期，才以匈奴全面落败、俯首称臣结束。东方两大文明之间的战争，以中原农耕政权的胜利拉下帷幕。从此，中原王朝在东方的藩属体系逐步建立，中华文明也确立了在东方的主导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共同的身份认知被强化，民族自豪感逐渐增强，汉民族得以形成。
开疆拓土，不仅拓宽了中原政权的生存空间，更奠定了封建王朝疆域的格局
在与匈奴这一强敌的博弈中，汉武帝往东平定卫满朝鲜，往西占领河西走廊，设立敦煌、酒泉、武威、张掖四郡，打通了与西域的关联。这一条往西延伸出的条状疆域，不仅宛如中原控制北方草原的链条，也使得中原的先进技术、产品源源不断进入中亚乃至西方，这就是后世所称的丝绸之路。
汉武帝时期还彻底将西南、南方纳入直接管理之下。在其后的数百年中，中原王朝的核心疆域一直未能跳出汉武帝打下的框架。直到盛唐时期，才实现了新突破。
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落实推恩令，为后世大一统王朝提供了模板
汉随秦制，西汉虽全面继承了秦朝的法律、政治体系，但一方面吸取了其二世而亡的教训，另一方面为了休养生息，在汉武帝之前，西汉王朝基本实行道家的黄老之术。在最大利益的驱动下，西汉经济遂迅速恢复，但也存在了诸多隐患(《资治通鉴·卷第十六》)：
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即不仅土地兼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地方豪强的触手甚至已开始影响地方政治;同时各阶层骄奢淫逸之风也逐渐兴起，物极必反的苗头已经出现。
但若只采用严刑峻法，显然已不符合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正如贾谊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时所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必须用其他流派思想来进行包装。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把不研习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罢黜，各级官员主要从儒生中选拔，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的手段，主张仁义、提倡三纲五常的儒家成为其后二千年中国封建王朝的官方流派，为大一统王朝的稳定提供了有效的思想武器。
同时，为了将郡县制落实到底，彻底断绝七王之乱的类似事件，汉武带吸取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力”的战略，发布推恩令，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代分散给后代，最终对政权丝毫形不成威胁。到这时，周王朝时期创立的分封制，才彻底被化解。
因此，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制度、思想、军事、疆域等各方面实现重大突破的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说秦始皇为中国封建社会打造了模型，那么汉武帝则将这个模型修补完善、强化落实，并且实现了突破。其后中国历经两千年仍能维持大一统，并且在上千年内领先于世界，这二位的先驱作用功不可没，这样的帝王，怎么会配不上民族英雄的称号?
当然，持续数十年的战争给中原军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放任匈奴的威胁存在，后世西晋末年那样的惨状可能要提前上演，那才叫人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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