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3年4月，当李承乾、李泰争储风波彻底爆发后，当时已在位17年的李世民绝对没想到，自己英明一世，竟然也会犯下与父亲李渊的同样的错误，差点经历了人生中第二次骨肉相残的悲剧。而果断废掉这两个儿子，既是他的补救措施，也是对过往的反思，最终确实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为啥说李渊、李世民犯下同样的错误呢?无论是玄武门事变，还是李承乾、李泰争储风波，在位的皇帝都是第一责任人。
看到史书中关于李建成、李世民在玄武门手足相残的记载，我们感叹于亲情在权力面前的脆弱，却极少注意到一个情况：在李氏兄弟走到这一步的过程中，他们的父亲李渊扮演了什么角色?
当初李渊称帝后，立嫡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李元吉则被封藩王，这属于常规操作，没什么问题;
不过在接下来，李渊在两方面的做法存在巨大争议：
其一，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渊过于偏好使用宗室为将，如李孝恭、李神通、李道玄......等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工作更是逐渐集中到了能力特别突出的秦王李世民身上。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从道理上来说，让亲儿子掌握军权是最放心的;然而，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李世民的战功滚雪球般越来越大，李渊也只能不断给他加官进爵，最后甚至创造了“天策上将”这个位居藩王之上、太子之下的官位，同时还让其兼任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几乎掌握了关东地区的军政大权。
人的野心并不是天生膨胀的，大多与权力、地位成正比。为大唐打下大半个江山的李世民，自然希望自己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幕府中的文武也希望自己的领导能成为未来的天下之主，以便自己随之提升，这都算是情有可原;
而李建成那边，对于弟弟的战功、威望自然是心存忌惮，即是李世民对储君之位没什么想法，李建成想必也定会设法除之而后快、清除自己的威胁。
因此，兄弟俩围绕着储君之位展开了多年的明争暗斗。这个时候，李渊的态度就非常关键了。如果想避免局面向着不可控的趋势恶化，李渊应当机立断，要么坚持立储以长，旗帜鲜明地维护李建成，打压、剥夺李世民的权位;要么立储以贤，改立功劳赫赫、深得军心民心的李世民。
然而，这两种方式想要实行起来都会伴随着相应的代价，于是乎，李渊犯了第二个错误：在好几年的争储之战中，他几乎啥都没干，基本采取了和稀泥、模棱两可的态度。这就造成了一个必然的局面：两大集团野蛮生长，最终在玄武门靠着计谋、武力，以血的代价自行决出了高下。
从后来李世民对李渊的方式来看，他应当是心怀不满的：如果当初父亲当机立断，看在功劳、贡献的份儿上果断改立自己，怎么会让事情发展到兵戎相见的那一步?自己怎么会背上手足相残、弑兄杀弟的恶名?
然而，“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随着李世民成为父皇，他也犯下了当初父亲犯下的错误。
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8岁时就被立为太子，自幼聪明可爱、宽厚仁慈，为了培养他，李世民也花了不少心思。但是，随着年纪渐长，李承乾患上了腿疾，外形上受到损害，内心也随之产生了变化;加上察觉弟弟魏王李泰觊觎太子之位，他越发变得叛逆，经常有一些不合时宜之举;
同时，李世民则犯下了一个错误：虽然对长子不离不弃、费尽心思教育，但在不经意中却对嫡次子李泰高看一眼。史书记载，李泰多才艺、善于写文章，得到了李世民的喜爱，享受了以下特殊待遇：
被允许自行设立文学馆、吸纳文人(意味着能够形成政治派系，就像当初李世民在天策府招揽文人一样);
由于身体肥胖、行动不便，李世民允许他可以坐着轿子入朝，这是凌驾于制度之上的殊荣;
贞观十四年，李世民亲临李泰宅邸，还刻意在长安范围内颁布赦令、免除了所在地百姓的当年租赋，并对魏王府的官员们大加赏赐;
李世民每月配给李泰的银钱财物，额度超过了太子李承乾，以至于谏议大夫褚遂良专门上书劝谏，提醒李世民不可以违反制度，让“当亲者疏，当尊者卑”;
后来，李世民又破例让李泰入住皇宫的武德殿，这次魏征也看不下去了，他愤而上书一封，使得李世民收回了成命。
正是对李泰的特殊恩宠，才在无意中刺激了对方的欲望;特别是看到哥哥腿脚不方便、有损大唐形象时，李泰的夺嫡之意越发强烈。他在朝廷收买人心、拉帮结派，亲信韦挺、杜楚客甚至带着钱财为他“要结朝臣，津通赂遗”。
而李承乾对这种局面自然也不会束手就擒，两人各显神通，搅得朝廷暗流涌动，甚至还形成了不同的派系：“文武群官，各有附托，自为朋党。”
随着形势的恶化，李承乾、李泰兄弟也逐渐走到了与玄武门相似的一幕。公元643年4月，在凌烟阁功臣侯君集的支持下，不甘心失败的李承乾意图发起政变，不过因人告密而东窗事发、宣告流产。
随后，在面对父亲的诘问时，李承乾如是说：
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
直白点说：自己贵为法定的太子，怎么会有发动政变的道理?只是因为李泰处心积虑、步步相逼，自己在情急之下、受了心怀不轨者的教唆，才走到了这一步。如果改立李泰为太子，那就正好让他得逞了。
李承乾的这番话，无异于再度揭开了李世民内心中本已接近愈合的伤疤：
自己在皇位上拼了17年，表现也许并非尽善尽美，但绝对称得上文治武功、为大唐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即使如此，当初在玄武门手刃兄弟这一事实，仍是自己心中迈不过的坎。
悲剧的是，眼下自己的亲儿子却也要步上自己的后尘;更让人难以面对的是，自己确实像父亲当初那样，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随后李世民对身边人说：“承乾说的也有道理，他固然大逆不道，而李泰也居心险恶，两人决不能当太子。并且，如果我立李泰当太子，那就等同于告诉世人，储君之位可以通过苦心经营而来。自今往后，太子失德背道，而藩王企图谋取的，两人都要弃置不用，这一规定要传给子孙后代。”
此外，基于对几个儿子性格的了解，李世民认为，如果李泰为太子，李承乾和李治势必没好果子吃;但假如李治接班，李承乾、李泰必定会安然无恙。
随后，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李泰被降级，但都保住了性命。同时，如李世民预料的那样，为人仁厚的李治上位后，对当时仍在世的李泰优待有加，并没有加以迫害。
虽然同样是争储，但李世民三个嫡子的命运，比当初李渊三子的处境好了太多;并且在后来的两百多年里，大唐王朝极少再次出现兄弟争位的事件。由此来看，李世民吸取教训、及时止损的手段是无比英明的，可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因此司马光赞道：“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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