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充满了仪式感，各种典礼都有着很多的讲究，平常百姓是如此，皇家就更是如此了。
中国古代新君王登基，为了体现自己权利的正当性和信服力，总是会想方设法的从前朝上代或者最好从老天那里搞到一个祥瑞的礼器以作为自己权利和地位的象征，否则便有名不正言不顺的嫌疑。中国有句古话:“道存于器中”，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器以承载大道。三代神话时期是“河图洛书”，商周时期是“传国鼎”，秦汉以后，便是“传国玺”。
中国封建社会历经了两千多年，皇帝更迭无数，但是每一个皇帝都十分重视前朝“传国玺”的传承于授受。当然，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环的清朝也不能例外。清入关前，经过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已经成为一个势力强盛，版图不断扩大的少数民族军事联盟。但此时的关内明朝，已经是内外交困，气数濒尽。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产生了入关取而代之的欲望，但是，要取代一个政权建立新的王朝只是武力上的征服还是不够的，还需要那个“天降祥瑞”的“传国玺”。
天无绝人之路，清太宗天聪九年(1635年)征剿察哈尔的贝勒多尔衮胜利回朝，并自称获得了一方元代的国玺。据说，这方“制诰之宝”是元顺帝在被明朝赶往沙漠时所携带的宫中之物，后来不知下落。两百多年后，有人在山里放羊，发现羊三天不吃草，总是用蹄子刨地，牧人好奇的在原地挖掘，得到了这块传国玺。后来，这方宝玺落入了元人后裔归化城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手中，而后察哈尔林丹汗得到。这块玺为玉质，交龙妞，其文为汉篆“制诰之宝”四字。
清太宗皇太极对这方天降祥瑞十分的重视，随即举行了隆重的受宝大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对此记述颇详:天聪九年八月初六日，秘书院甲喇章京鲍承先奏言:汗圣德如天，仁政旁达，天赐玉玺，乃非常之吉兆也。汗当急敕工部制造宝函。进献之日，汗率诸臣郊迎，由南门入宫，以应天眷。又以得玺之由，书于敕谕，缄用此宝，颁行满、汉、蒙古，咸知天命之攸归也。
皇太极迎宝受宝大典场面十分隆重，出席人数众多，但确无一汉人。盛大的迎宝受宝大典结束后，官员们纷纷上奏:汗顺天意合人心，获兴师镇国之宝，祯祥已见，历数将归。此次受宝活动结束后，次年他便建大清，用皇帝称号。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他发布的许多文书上都用此宝。
奇怪的是，这方传国玉玺在大清入关后竟突然停止了使用。所有文件上都改用满汉两种文字的“制诰之宝”。到了清中期，乾隆皇帝钦定宫中二十五宝时，在所谓祖先所传的四宝当中，也不见当年的“制诰之宝”。乾隆十一年(1746年)，被整理出来的原宫中保存的清初宝玺都被送往盛京凤凰楼收藏，但“盛京十宝”中也不见这方“制诰之宝”。这不禁会引起一番议论，当年的宝贝去了哪里?
不久，乾隆帝忽又下旨从“盛京十宝”中撤去了“丹符出验四方”之宝，而换上了一方“制诰之宝”。朝野这才舒了一口气，原来“传国玺”还在。当然，这方“传国玺”是假货，无论是大小尺寸还是宝文篆法都与那方“制诰之宝”大相径庭。
实际上东汉以后的“传国玺”都是以造假为主。清初这块“制诰之宝”更是假货，元代史书上不见有“制诰之宝”名目。历史上的“制诰之宝”的出现是在明代。难怪当年皇太极搞得“迎宝受宝”大典时，没有一个汉籍官员参加。因为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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