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把劲敌突厥打趴，却被属国高句丽拖垮，隋朝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的读者，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在短短30余年的寿命里，隋王朝除了平定南陈、结束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外，还先后与突厥、高句丽两个敌人交手。但两次外战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
生在马背上、历来充当中原劲敌的北方游牧民族，被治的服服帖帖，公元600年东突厥启民可汗上书，尊称杨坚为“圣人可汗”，并表态要世代为大隋“典羊马”;
而东北的藩属国高句丽，不仅侥幸避过了杨坚的30万大军，更抗住了隋炀帝杨广三次远征，甚至还间接导致了强盛大隋灭亡。
突厥的祖先是平凉地区的杂胡，姓阿史那，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依附于北凉政权。北魏灭北凉后，他们往西逃往金山;因金山外形神似头盔，而他们的语言中头盔发音为"突厥"，从此这一族群自称突厥人。依靠从中原带过去的冶炼技术，他们世代给当时的草原霸主柔然(也就是花木兰从军要对付的敌人)当铁匠，被后者蔑称为“锻奴”。
到了东西魏对峙时期，柔然日渐式微，突厥则在酋长土门的率领下逐渐强盛。公元551年，突厥与柔然翻脸，并与西魏宇文氏和亲;公元552年春，突厥击败柔然，柔然头兵可汗自杀、部族被打散。土门自称伊利可汗，突厥汗国建立，成了草原的新主人。
其后三十年间，突厥人强势扩张，到了木汗可汗时期：“北方戎狄悉归之，抗衡中夏”，并开始入侵中原;木汗去世后，弟弟佗钵可汗继位，疆域西起里海、东至辽海、北至贝加尔湖、南与中原相接，拥有骑射将士数十万。
而那时的中原，不仅南北分裂，北朝也呈周、齐抗衡之势。为了避免与突厥人为敌，齐、周不得不低头：“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骄傲的佗钵可汗甚至炫耀："我在南边的俩儿子如此孝顺，想变穷都难啊!"
公元581年杨坚篡周建隋后，雄才大略的杨坚，对待突厥就没前朝那么殷勤。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当初与突厥和亲的宇文氏千金公主大肆鼓动，突厥人开始屡次入寇。而杨坚为了解决这一局面，开始积极应对。
高句丽，中原的传统小弟
隋初的高句丽，是一个存在了近600年的小国，其建国者朱蒙原为夫余王族成员，争权失败后南奔建立了高句丽国。公元3年，迁都于今吉林集安市内的“国内城”，其后通过不断兼并逐渐强大。对待中原，高句丽的姿态上摆得很正，本着“谁强向谁称臣的原则”，总体上比较老实;在三国以及西晋末年，他们试图趁浑水摸鱼，先后被曹魏、慕容鲜卑政权残酷打击，甚至面临过都城被夷平、祖坟被刨的惨境。
但那时中原混战持续，无暇长期盯着这个偏远的小国。高句丽则一边对中原称臣，一边四面出击，提升实力。其巅峰时期的疆域，西至辽水、东临日本海、北接辉发河、南至汉江流域，并在公元427年迁都平壤，《隋书》称其“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
北周时期，高句丽君主高汤遣使朝贡，被周武帝宇文邕封为辽东郡公、辽东王;杨坚建周后，高汤迅速拜码头，被授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每年按时朝贡。
从这里可以看出，与突厥不同，高句丽总体上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国。但由于自身实力的增长，其离心力也不断加强。
在南陈被灭后，高汤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开始“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杨坚则在公元597年赐书一封，严加斥责，还进行了赤裸裸的威胁：“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也就是说：你丫比陈朝弱多了，还敢上蹿下跳?
高汤惶恐之际病死，儿子高元即位后，虽表面继续称臣，却在第二年率兵主动出击辽西，以试探隋王朝的底线。杨坚大怒，当年六月下诏削去高元爵位，并派汉王杨谅、尚书左仆射高熲等人领军三十万、水陆并进，誓要给这个小国一点颜色。
但最终大军并没有到达高句丽：由于正值雨季、后勤运输困难，陆军将士饥饿之际，又因水土不服爆发瘟疫;水军则遭遇大风，船只倾覆。不得已，杨坚在九月下令班师，史书称，将士已损失了八九成。但高元也吓得不轻，上书自称“辽东粪土臣元”，并恢复了朝贡。
见到对方认怂，再加上客观的困难，杨坚未再次组织远征，双方恢复了表面上的君臣关系。但到了公元610年，隋炀帝前往突厥启民可汗处巡视时，发现了偷偷与突厥人联络的高句丽使者。对这种不事先汇报就私自接洽的行为，事业正处于巅峰期的杨广甚是不快，他也学当初父亲那样修书一封进行威胁：“苟或不朝，将率启民往巡彼土”。
而高元疑惧之际，进贡就不那么殷勤。杨广于是决心亲帅百万大军予以征讨，三征高句丽由此开始。
那么问题来了：当时的突厥，不仅拥有游牧民族的传统机动优势，而且掌握了冶炼技术，与西汉初年技术落后的匈奴相比更具威胁;而高句丽虽然强盛一时，却仍是中原的传统附属国。为何前者轻松被摆平，后者却让隋朝吃尽苦头?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
外因：突厥固然强大、但存在隐患，弱者高句丽、却有核心竞争力
看似强大的突厥，当时面临着两个问题：
其一，游牧民族天生的短板。与后世契丹、女真等民族充分吸收汉文化、农耕与游牧相结合不同，突厥是纯粹的游牧民族，《隋书·北狄传》称其“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在制度上也保留了其部落特点，分为二十八等，世代相袭。这样的民族，固然具有机动性强大、不惧恶劣环境等优势，而且以家族为单位，方便快速形成凝聚力。
但其短板也很明显：没有积蓄物资的条件与习惯，后勤要么靠天，要么依仗掠夺、以战养战;以部族为组织单位，则注重小团体利益，易被瓦解分化。
当然，上述短板只是理论上存在，若要使其凸显，有两个基本前提：隋王朝军队战斗力够强、让突厥人掠夺付出的代价高于收获;隋朝的战略要足够精明，不能把突厥人在困境中逼成铁板一块。
其二，在隋朝建立时，突厥因统治阶层争权，内部已产生了分裂。这个情况有点绕：
佗钵可汗是木杆可汗的弟弟，在公元581年病逝前，他特意向儿子庵逻交待，自己死后要将可汗之位传给哥哥的儿子大逻便;
但大逻便之母出身贫贱，国人不服;而庵逻则一向贵重。在佗钵长子摄图的胁迫下，最终庵逻继承了汗位;
失落的大逻便，天天找人痛骂庵逻;后者无奈，把可汗之位让给了以雄勇著称的大哥摄图，是为沙钵略可汗;庵逻则称第二可汗。
但即使这样，大逻便占据了道义优势，仍旧不依不饶;沙钵略可汗只得立其为阿波可汗，让他统帅旧部;
而沙钵略可汗的叔父玷厥也被立为可汗，被称达头可汗，居于西边。
也就是说，现在的突厥人共有四个可汗。一时的争权矛盾是解决了，但新的分裂隐患也随之被埋下。
高句丽看似相对弱小，但软硬实力已不容忽视：
第一，作为中原政权数百年的藩属国，高句丽是一个吸取了先进文明与生产力的农耕政权。其都城平壤城位于汉代乐浪郡旧址，又称长安城;此外还有国内城、汉城，并称“三京”。“种田养蚕，略同中国”、“人税布五匹，谷五石”，这说明他们与中原一样，拥有先进的农耕与纺织技术;“兵器与中国略同”，后来李世民远征高句丽时，在安市城外的野战中斩首高句丽军人2万、俘虏3.68万，但令人震惊的是，缴获的全套铁甲超过了万件、战马达五万匹，这说明高句丽军的装备水平与机动性都不容小觑。而且高句丽人爱看书，最流行的书籍包括《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等，有了知识的武装，高句丽人“性多诡伏”。可见，当时的高句丽，是一个汉文明和技术武装起来的强势政权。
第二，虽吸收了汉文明，但高句丽人更好战，有高度的纪律性。该国有制度化的练兵习俗：“每春秋校猎，王亲临之”;其一品官员名为“大对卢”，总管全国政务国事，每三年轮换一次，但轮换的方式相当暴力：“交替之日，或不相祗服，皆勒兵相攻，胜者为之。其王但闭宫自守，不能制御。”即大对卢之位，武力强者居之;同时，高句丽民间用法严酷：“大体用法严峻，少有犯者，乃至路不拾遗”，跟当初商鞅变法后秦国的情况简直一模一样。而这样尚武却又令行禁止的国家，往往具有极强战斗力。
第三，硬件优势：地理与城邑。高句丽远离中原核心区，在当时的物资条件下，是典型的苦寒之地;而且与突厥人所在的广阔、干燥草原不同，辽东多山河、道路狭窄，且时常阴雨，若从中原进军，后勤运输极为困难，且难以发挥大军团作战优势。此外，作为农耕政权，高句丽人与中原一样，以城邑为居住单位，据后来唐高宗灭高句丽时的统计，其境内共176座城池;而且多依山而建，易守难攻：“其所居必依山谷”。
做个小结：作为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的游牧民族，当时的突厥具有强大的攻击性，但在稳定性、持续性方面存在隐患;而高句丽虽身为藩国，但也并不完全是缩小版的中原政权，而是一个高度尚武、纪律性极强，而且拥有主场防御优势的强悍小霸王
但外因并不是关键，隋王朝的内部情况才是决定性因素。
内因：英明老辣的杨坚、简单粗暴的杨广
杨坚对付突厥：将隋王朝的软硬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上文说到，对付当时的突厥，必须要有过硬的军队战斗力为基础，再辅以高明的战略战术。而杨坚在位时，隋朝在这两方面都堪称登峰造极。
久经战火淬炼、更被杨坚提升到新境界的强大隋军。众所周知，汉、唐两大王朝之所以强势，关键在于强大军队的支撑;但少为人知的是，隋王朝虽只有短短三十余年，但隋文帝杨坚时期的隋军，完全可与汉唐比肩。其中固然有北朝的府兵制比较先进的因素;但更关键的，则在于杨坚本人。
创造了开皇盛世的隋文帝杨坚，以厉行节俭而闻名，而且首先对自己、对身边人严格要求：“乘舆御物，故弊者随令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用的器具是修补过的、每顿吃的不超过一种肉、后宫都穿着旧衣服;在开皇年间，士大夫们都穿着绢布衣服，也没什么华丽装饰：“不服绫绮，装带不过铜铁骨角，无金玉之饰”。
但赏赐军功，他却大方、体贴得判若两人：“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即无所爱;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遣使者劳问其家”。赏赐战功时丝毫不计代价，为国捐躯者的家属，更能享受物资与精神的双重照顾。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当初灭陈之后，杨坚亲自在朱雀门劳师行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场面相当壮观。
此外，他用人不疑，无论是灭南陈还是讨突厥，都将大权委任给负责的行军总管;即使安排藩王挂帅，那也只是当个名义上的一把手、镀镀金而已。
军制先进、赏罚公平丰厚、将领专业，这样的军队就是战斗机器。举两个例子：公元582年，行军总管达奚长儒率兵两千防备入寇的突厥，不巧却遇到沙钵略可汗的十万大军。兵力相差悬殊，但隋军丝毫不怂：“转斗三日，昼夜凡十四战，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骨见，杀伤万计”，比北朝时期更加强悍的作风，让突厥人大为惊恐、解围而去。公元599年，名将杨素率军与突厥达头可汗相遇，他下令撤去鹿角等防御骑兵的设施，与敌人展开对攻;达头大喜，对天大拜之后，率十万精骑直冲过来，却反被隋军打哭：“达头被重创而遁，杀伤不可胜计，其众号哭而去”。
面对这样的对手，原本以掳掠为生的突厥人占不到便宜，后勤的短板暴露无遗。公元583年，面对突厥大举入侵，杨坚派八路大军迎击。隋将李充与沙钵略可汗在白道狭路相逢，突厥被击败后粮草匮乏，以至于“粉骨为粮”，由此引发瘟疫，死伤惨重。
因此，那时的隋军，在战斗力上已超过了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但要对付来去如风的突厥人，光靠硬碰硬还是不够的，背后的政治和外交“阴谋”居功至伟。
另一个战场：离间、扶弱锄强、以夷制夷，阴损的长孙晟。公元581年，得知突厥内部四可汗并立，在北周时曾入使突厥、并因射术精湛而被对方奉为偶像的长孙晟，正式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被杨坚采用。其后隋朝故意无视四可汗的老大沙钵略，抬高达头;沙钵略的弟弟处罗侯、亲儿子染干也都被长孙晟拉拢;这还没完，长孙晟还离间阿波可汗与沙钵略的关系，引诱其入朝会面。
在他这样一顿操作下，突厥人各大首领互相防备，不仅难以统一步调对付隋朝，甚至逐步分崩离析。公元583年，沙钵略突袭阿波大本营、杀害其母亲，后者无奈西奔达头;达头大怒，携阿波率兵十万与沙钵略大打出手;此外，阿波的弟弟贪汗可汗、沙钵略的堂弟地勤察也都投奔阿波。从这时开始，突厥正式东西对立，并纷纷向隋朝请和求救。但杨坚要的就是这局面，开始悠哉悠哉的坐山观虎斗，并根据形势随机应变。
公元584年开始，陆续有突厥部落向隋朝投降，甚至包括达头和沙钵略。当初鼓动突厥与隋朝对抗的千金公主，也没骨气的“认贼作父”，请求改姓为杨。
其后，突厥内部混战不断，隋王朝则见机行事，选择弱小且顺从的一支进行扶植。最终，笑到最后的，是沙钵略之子——突利可汗染干。公元599年，他被杨坚赐为启民可汗，由长孙晟护送到朔州、修筑大利城作为根据地，替隋王朝守边;第二年，在隋军的帮助下，启民击败达头可汗，消除了北方的威胁，成为了东突厥的首领。为了表示对隋朝的忠心，他上表尊称杨坚为“圣人可汗”。
从此，直到杨广在位时的公元615年，东突厥一直是隋王朝的附属，西突厥则构不成任何威胁。历代以来被中原政权视为洪水猛兽的北方游牧民族，被隋王朝轻松降服。
但杨广在对付高句丽上，则显得极其简单粗暴。
杨广远征高句丽：一意孤行，简单粗暴
杨广自公元604年继位以来，先后开展了挖运河、修长城等浩大工程，对国家财富及人力物力造成了消耗。但客观上看，这都是利在千秋的积极举动;同时，对隋王朝并没有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据《资治通鉴》的评价，在公元609年，隋王朝达到了极盛：“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甚至其后他打压高句丽，主要也出于消灭潜在威胁、维持藩属体系的考虑。但在这个过程中，他犯下了几项重大错误：
其一，好大喜功，无视客观规律。也许是为了宣扬国威、震慑各藩属，他征讨高句丽的规模是百万级。注意，这是实打实的数据：公元612年各军集结完毕后，共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而负责运送粮草的民夫则超过200万人。
但打仗这种事，并非人越多越好。杨广的雄心，造成了多方面影响：
数百万壮丁被征集，农耕失时、田地荒废，米价暴涨;物资需求远远超出当时的运输条件，路远难行，运送的米还不够输送人员充饥;再加上爆发洪灾，为了躲避官员盘剥，大量百姓流落为寇;“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百姓暴动此起彼伏。
同时，隋军在战场上的失利，大半也得归为后勤问题。由于军队规模太大，粮草保障更成了头号难题，还未到平壤，大部分将士的口粮已空：“才行及中路，粮已将近”。野战高句丽不是对手，但对方抓住隋军的后勤问题，固守城池、采取持久战术：“高丽诸城各坚守不下”;耗不起的隋军将士个个面带饥色，不得不撤退，却被对方趁机袭扰、损失惨重。第一次远征隋军因此损失三十万人，后来的两次出征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
其二，本末倒置，无视重重危机。受第一次远征失利的影响，加上当时天灾泛滥，隋朝的饥民暴动愈演愈烈，并且向着有组织、规模化的趋势发展，每股势力多者十余万、少者数万人。但杨广无视这一巨大隐患，紧接着在公元613年继续发动第二次远征。这次规模虽有缩小，但仍面临着缺粮的问题;同时，当杨广在前线督军之际，礼部尚书杨玄感在国内发动叛乱，并占据洛阳，隋军不得不撤回。
贵族反叛，并没有惊醒杨广，毫不停歇的他，于公元614年发动了第三次远征，这次已经出现了大量逃兵的情况。而连续被揍的高句丽也吃不消，上书请降;但在隋军回国后，对方又马上翻脸不认，这让咽不下恶气的杨广策划第四次远征。但还未成行，第二年一向顺从的东突厥也开始反叛，局势空前被动。
其三，越俎代庖，不信任一线将领。与用人不疑的杨坚相反，杨广执着于掌控一线战事，并对统帅们提出了诸多要求。如在第一次战役前，他曾这样下令：
公等进军，当分为三道，有所攻击，必三道相知，毋得轻军独进，以致失亡。又，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
即，无论什么军事行动，必须互相协调，并且得事先请示杨广。若对方请降，隋军必须停止进攻。因此，一线将帅们无异于被缚住了手脚;高句丽则趁机大做文章：每当城堡将陷，他们马上请降;隋军将领不敢轻易做主，按要求飞马上报;但当圣旨下来时，高句丽人则修好城池，继续抵抗。如此再三，大量战机被贻误，隋军则疲惫不堪、士气低落。
可以这样认为，杨广远征高句丽并没有错，甚至显示了他维护地缘政治格局、消灭政权隐患的远见卓识。但这一行动，应该建立在国内安定、社会和谐、人们安居乐业的基础之上。若无视疲惫的民力国力以及烽火燎原般的民变，却一味好大喜功、追求剿灭不听话的藩国，无异于本末倒置。俗语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政权尚且岌岌可危，何来消灭高句丽之说?
况且这个藩国的特点，决定了将是一场持久战，并且需要运用智慧，不可穷兵黩武。后来的唐太宗、唐高宗时期，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将高句丽彻底灭国;而那时的唐朝国力，与隋炀帝时期远远不能相比。(提醒，高句丽已灭，百姓或内迁或散入其他民族，后来的高丽王国与其无关)
因此，隋王朝应对突厥、高句丽的迥异结果，关键在于两个敌人的不同特点，决定了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但不幸的是，隋炀帝杨广在这方面并没有他父亲的智慧;甚至他的政策，反而成了隋军失败的罪魁祸首。不过他的行动也并非毫无意义，隋朝的惨痛教训，恰恰成了唐代两任君主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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