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和李建成谁占据优势 李世民到底厉害在什么地方

  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玄武门之变,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储事件,原本是一起宫廷政治斗争,比拼的自然是政治资本;而在当时的唐朝统治圈、乃至整个关中统治核心区,李建成的政治实力是远超李世民的,这就是他在兄弟博弈中一度占据上风的原因。

  而李世民的厉害之处在于,面对不利局面,他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成功地把政治斗争变成了军事冒险,从而扬长避短、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获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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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自己人带兵,这是李渊的一大特点。公元617年,他在太原起兵的时候,让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二儿子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老四李元吉则镇守太原。这是典型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到了公元618年李渊称帝,按照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世子李建成水到渠成地升级为太子。作为王朝的储君、“副皇帝”,这一身份事关政权的稳定,自然不能轻易外出,更别说冒着风险带兵打仗了,因此,在接下来的统一战争中,指挥军队的任务主要落到了李世民身上。

  在随后的五六年间,李世民几乎独揽了统一中原和西北的战功,李渊则以加官进爵予以回报。在公元621年平定王世充后,李世民的待遇是“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增邑户至三万,赐衮冕、金辂、双璧、黄金六千斤,前后鼓吹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此时他的权势已经达到了顶峰,自然引起了李建成的不安,双方的政治斗争也在这个时候开始白热化。

  我们可能会形成这样的认识:既然李世民战功赫赫、手下名将云集,碾压李建成还不是小事一桩?实际上这是个误解,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概念:当时的唐朝,是一个有体系、有制度、运作正常的稳定政权。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样的状态下,军队是受严格管束的,政治主导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延伸。李世民战功确实可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了私自调动军队的权力,他的军事指挥权来自中央朝廷的赋予;同时,他并不是唐朝唯一的统帅——当时的唐朝行军大总管众多,都是由朝廷直接委派;李孝恭、李元吉也曾奉命独自带兵打仗。

  此外,李世民在打天下的过程中确实得到了不少文武人才,但有两点我们要注意:

  其一,从逻辑上而言,这些人首先是唐朝的臣子,随后才被指派给秦王府,调动他们的权力来自李渊。比如在公元622年,李世民击破刘黑闼、进逼徐圆朗时,李渊一直诏书,让他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李元吉、只身回朝汇报情况;不久后这些人马在李建成的指挥下彻底扫除了刘黑闼势力。在公元626年,突厥来袭,李渊一声令下,众多秦王府武将都被调给了李元吉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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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我们都知道李世民手下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等猛将,但唐朝的猛将可并不都在秦王府。

  公元620年窦建德带20万大军幽州,唐将薛万均、薛万彻兄弟俩率数百人的敢死队绕道敌后发动奇袭,窦建德军阵型瞬时崩溃、被斩首数千人,这一风格跟秦琼毫无二致。而薛万彻,后来在玄武门率兵打得秦王府将士“大惧”。

  同时我们别忘了,除李世民外,那时唐朝最著名、最有实力的异姓将领:李靖、李世勣,其实都不是秦王府的人,他俩都曾直接拒绝了李世民的拉拢。

  根据北周隋朝以来的军事制度,军队实行将、兵分离模式,像李世民这样的统帅,手下并没有常备军。在非作战时期,他得待在长安城;当军情需要时,才由朝廷下发诏令、发给兵符,其后调动府兵随其作战。战事结束后则随即解散,将领回朝复命、军人回家种地。

  而在玄武门之变前,由于统一天下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当时的李世民长期留在长安城,是没办法指挥、调动军队的。在这里,他的综合实力被严格束缚,可以与李建成做个全面比较。

  李渊在位时,哪些人在唐朝最有权势?我们可以透过一个诏令来管窥一斑。

  公元621年,李渊下令将铸币权整合为国有,民间不得私铸。不过,有三个人享有特权:李世民、李元吉各自被赐三处官炉,裴寂被赐一处官炉,也就是说,这仨人可以自己造钱用。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当时的唐朝政治圈,最有地位的人有五个,分别是皇帝李渊、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宰相裴寂。

  而这五人,实质上形成了三派:皇帝李渊和他的死党裴寂,同穿一条裤子的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里面,李世民是最弱、且被孤立的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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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玄武门之变前,李建成已经当了六七年的太子,他常年待在关中、镇守长安,辅助李渊处理军国大事,其政治经验、人脉远非李世民可比。

  我们举个例子:李渊就像像现代公司的总经理(上面没有董事长),李建成是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总(唯一)、内定的接班人,而李世民则是负责重点市场业务开拓的总监(业绩最好但并非唯一)。假设我们是不归李世民管辖的员工,咱们会拍谁的马屁、主动靠近谁?

  答案不言而喻。毕竟对大唐中央朝廷的官员而言,自己的地位、富贵是李渊授予的,未来则维系在李建成身上;李世民在外打仗确实牛,但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毕竟双方不是一个山头的。

  其实这就是李渊常年犹豫不决、不愿意更换太子的深层考虑。李建成身处权力中心多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派系,如果擅自改立储君,势必会造成难以预料的政治后果。

  至于李元吉,虽然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不佳,但在历史上,他实际也是一位军事统帅。公元621年唐军围攻王世充,当李世民分兵前去虎牢关迎击窦建德时,率军继续围攻洛阳城、并且设伏大破敌军的,正是李元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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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李渊和裴寂站在谁一边?看似中立,其实偏向李建成。

  面对争储风波,李渊看似和稀泥,但我们从两件事就能看出他的真实态度:

  其一,公元624年,庆州都督杨文幹造反,而此人则是李建成的铁杆心腹,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此,当消息传到长安时,李渊震怒之下将李建成监禁,并且派李世民前去平叛。

  但在接下来,李元吉、后宫嫔妃轮番在李渊身前劝解,名义上是天策府司马、实际上是李建成亲信的封德彝也在朝廷里四处活动,李渊很快改变了主意,不仅放出了李建成,甚至还安心地派他回长安镇守。

  其二,公元626年,为了肢解李世民的团队,李建成、李元吉在李渊的支持下,首先将李世民的智囊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随后,又以突厥来袭为由,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精兵猛将全部调配给李元吉。李渊何等人物,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些举动意味着什么,这只有一种解释:他以实际行动支持李建成逐步掏空李世民。

  至于裴寂,则一向跟李世民不对付。公元619年,裴寂与李世民的死党刘文静起了冲突;最终,由于李渊拉偏架,为李氏太原起兵立下头功的刘文静被以“涉嫌谋反”的莫须有罪名处死,李世民百般活动也无济于事。这件事也在父子的心底埋下了一根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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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来看,在玄武门之变爆发前,李世民一方已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甚至在军事力量方面,他也完全处于弱势:当时的太子府拥有从各地招募来的2000精锐护卫军,名为长林兵,同时还有李元吉的部属;而李世民手下仅有800私自豢养的死士。

  不过,李世民拥有三大撒手锏:

  第一,一些已经与他形成利益共同体的文武。除了大舅哥长孙无忌外,还有尉迟敬德、张公瑾、侯君集等死心塌地的死党,这些人是众所周知的秦王府核心干将,他们与李世民是唇亡齿寒的关系,除了随着他孤注一掷外,这些人没有其他选择;

  其二,李世民久经沙场,而且多次在不利的局面先实现翻盘,由此形成了一流的军事嗅觉、隐忍而狠辣的行事风格,他要么不动手,一动手就会一剑封喉;

  其三,李世民早就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拉拢了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在东宫的旁边、李建成眼皮底下布下了一枚至关重要的棋子,这证明,他早就为发动军事政变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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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随着李建成的步步紧逼,李世民孤注一掷,展现了自己在战场上的作风:

  首先,举报李建成“秽乱后宫”,以此打乱李渊的思绪,迫使李建成进宫对质;

  随后,李世民通过常何,在半夜带人经玄武门潜入皇宫埋伏。

  其三,待李建成进入埋伏圈,关门歼“敌”,李世民更是亲手射杀自己的兄长;

  最后,派尉迟敬德逼宫,李渊看清形势下令内外军队听从李世民的指挥,形势随后归于安定。

  实际上,上述过程就是李世民军事战术在宫廷内的上演而已,这对他来说简直手到擒来。李建成虽然也多次带兵打仗,但在军事战术方面显然落后于自己的二弟,由此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对方一举翻盘;否则的话,以他在长安里的力量,清除李世民势力、巩固太子之位,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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