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第三个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王朝。周朝从崛起到兴盛，历经了无数的磨难。周朝的崛起，绝非仅仅的“武王伐纣”那么简单。周朝各代统治者，图谋了600年，最终将商朝推翻。
周朝在我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个年代较之以往而言，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记载，于是后人得以稍微窥伺其面貌之一隅。从思想上来说，周朝的礼乐制度又是儒家所吹捧的主要对象，儒家思想对古人之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许多人对周朝之崛起不甚明了，以为突然之间的“武王伐纣”后，周王朝便结结实实的坐上了天下共主的位置。然而一个王朝之发展岂是如此容易?从崛起到兴盛，周人历经了无数的磨难。
商朝末期的社会性质
商朝末期的中国，依旧是以部落为主导地位的部落联盟制的社会。与此种观点相对的，便是商朝末期已经有了民族、一统的思想观念。学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历史是很难盖棺定论的。也许你今天有了确信的观点，明天又出来一批新的文物来否决你的观点。所以，说历史时我们应该分析各类因素存在之可能性。
我之所以认为商末依旧是部落联盟制社会，有两点原因。一是周人崛起后对中国之经营，使得“天下共主”的势力范围较之以前有了太大的增长。我认为，周朝的势力范围，才真正符合“天下”二字，此点之细节我们暂且不谈，放在后面与周朝之崛起一起讲。第二个原因是周人之封建实在是当时社会之一大进步。
周朝分封诸侯，这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与以往不同的是，往先之诸侯，其实是各部族之首领，其对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其实是有绝对的话语权的;而周朝以后，随着周人势力的不断发展与不断兼并，大部分有实力的诸侯都是由周王所分封，周天子于是对各地有了更好的统治。所以《诗经》上才会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我们试看周代以前流传下来的传说，便可发现彼时的政治活动都是以“族”为中心记载的。例如有穷族的后羿趁着夏朝君主太康外出打猎的功夫，夺取了夏朝的政权。而各方的族长，大概就是古书上所说的“四岳”，这些人推选出共主，以决策当时的事务。
曾经的尧舜禹之禅让，大抵是部落联盟共同推选首领，只不过经过后世美化，成为了我们今天之所见。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夺得了领导者的地位，并将其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太康，于是“家天下”的局面正式形成。若说此时是一个朝代，实在是有点牵强。夏朝才传至太康，就被新迁入的有穷族夺去了权力，故而此时依旧是氏族社会的模样。
商朝时期，天下共主与各族之间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加强，但此时的社会依旧是以氏族为主导的社会。商人善于经商，常常进行远程贸易，这一点根据出土的文物与一些记载都可以证明。然商朝之内外服制度，实在是没有周朝之分封诸侯的控制性强。外服的诸侯们，更像是商人的附属国。外服如此，更别说商人势力没有企及的地方了。
我们再来看看周朝的分封制。彼时，对诸侯而言，周天子确立了其统治的地位，于是有了“国”字一称。此时的国指都城，而非国家。比如《周礼》所言：“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自此以后，对“族”这个字的使用便越来越少，而是以国来称某一地区之政权，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周朝时期社会的进步吗?对周天子而言，诸侯们必须对周天子进行负责，比如缴纳贡物、镇守疆土之类，在这一种环境的影响下，周朝时期便开始孕育同一民族的思想。
周人之崛起(一)——武王伐纣之前
周族人的崛起，经历过很多的磨难。周人之始祖名曰：弃，也就是古书上所说的后稷。弃应该是商朝开国之君成汤时期的人物。《史记·商本纪》谓弃是尧帝年代的人物(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但《史记》后面又说弃的儿子“不窋”身在夏朝末年，这是自相矛盾的。《国语》中说：“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因而后稷至周文王时历经十五世，而商朝自成汤至帝辛共历十七世，所以弃大约是成汤时期的人物。
之所以说弃是尧帝时期的人物，这大概是周人为了抬高自己祖先所编造的谎言。孟子说：“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大致周族人是文化后起之族，当时的夏商文明所覆盖的地区是河东之地，河西在当时的确属于西夷，因而周族人文化落后于东方民族这是可以确定的。
周人的祖先不乏有明君圣主出现，但真正积攒灭商之资本的，应该是从古公亶父开始。古公亶父是《诗经》中的称谓，今人考究后认为，其应该唤做“公亶父”，这个古，是往昔的意思。对于这种说法，我们不置可否。史载：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从古公亶父开始，周人贬弃了戎狄之俗，开始营筑城郭。彼时戎狄是游牧文化，华夏是农耕文化，故古公亶父之举可以说是开天辟地之变化。
彼时的周人，与殷商应该是附属国的关系。钱穆先生认为，连远在西夷的周人都是商朝之附属，则商朝所管辖之范围实属庞大。笔者不太认同这种观点，从流传下来的甲骨文来看，周人自商朝武丁时期就遭到了商人的征伐，周人之于商族，最开始应该是蛮夷的形象。其后周人与当时的中原诸侯“挚”氏通婚，这才逐渐获得了商人的认可。
王季就是季历，也就是周文王之父。周人地处西陲，满处尽是戎狄，故周文王为商纣王时期的三公，有征伐西方的权力。想必是周人所处之地，商族也很难控制，故商人有意提拔附属国的周人，让其以控制西方。周王季与周文王时期，周族人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论语·泰伯篇》中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虽有夸大之嫌，但亦足以证明周文王时周人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周王季时期主要是对今天山西地区的开拓，季历以少子即位，他的哥哥迁到了山西建立了虞国，于是周王季便以此为跳板，征伐此地的异族。
我们可以看到，虞国之建立实乃周人东出之大事，以虞国的地势来看，此处不仅可以供周人扩张势力，更可以东望商族，以候征伐。周王季对山西地区的开拓并非一帆风顺：“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燕京之戎，大概在今太原西北部的静安县地区。周人对其征伐失败，则证明此地戎狄颇为强大，亦说明商人之势力未企及此处。
周王季死后，其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即位。文王时，周人已然崛起。周文王被商王命为西伯，有征伐之权。于是，文王在季历已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扩张自己的势力。周文王时期周人的发展，是自西向东的。先是平定了西方的密须、犬戎，稳定了大后方，然后再积极的向东扩展。在笔者看来，周文王时期，周族人就已经积攒了灭商的资本。
周人之崛起(二)——武王伐纣之后
武王伐纣之事，已经被说了千百遍了，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一章节我们主要围绕几个地方来：
其一，分封诸侯之争议
周武王灭商之后，大封诸侯，我将此行为视作部落联盟制社会转变途中的一重大事件。但近代有学者对武王分封诸侯一事提出了新的见解，即西周分封诸侯的基础是在周公东征后确立的。牧野之战后，周人未能完全消灭殷商之势力，故周武王不得不分封帝辛之子禄父为商族首领，并设立三监以控制禄父;而天下的诸侯们亦不乏支持商族的存在。据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的考究，周人第一次分封诸侯还没有将势力伸到东方海滨。
武王死后，周公旦摄政，管叔等人以后周公不轨，将行叛乱。于是周公东征，进行二次分封。钱穆先生认为西周近三百年的分封大局，就是周公东征后第二次分封后建立的。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周公东征之后，商人的势力被四处分散，周人也真正的奠定了天下共主的位置。商人只剩下了一个宋国以继承祖祀，大部分族人被分散于各国;反抗周人的一些异族也得到了平叛，例如淮夷、徐戎。齐国与鲁国被重新分封到东边，将宋国包围合困。
其二，嫡长子继承制之确立
前文就粗略提到过嫡长子继承制，我们现在再来细谈。从商代的帝系来看，商人初期的“兄终弟及”已经慢慢的转变成了“子承父业”。商朝的后五世帝王全都是父子关系，这不得不引发我们的遐想：是否商朝后期就已经取消了“兄终弟及”这种继承王位的模式?兄终弟及这一模式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的母系社会，彼时，父与子并非是一族的，而兄弟之间才属同族之人，所以有了兄终弟及一说。周族的古公亶父贬弃了戎狄之俗后，立少子季历为继承人，这说明彼时周族还未有“嫡长子继承制”一说。
笔者认为嫡长子继承制是周成王时建立的。我们知道宗法制与分封制是互为表里的。周武王死后，继承人有几种选择。其一，武王之子，即后来的周成王;其二，武王之长弟管叔鲜;其三，武王之贤弟周公旦。但周武王抛弃长弟，而留贤明的周公旦辅佐自己，这说明此时依旧与古公亶父时期立贤之风无异。《逸周书·度邑解》中亦有武王想进行“兄终弟及”传位于周公的记载。想必嫡长子继承制是周公东征，二次分封后正式确立的一种制度。如此，天下即知周公无僭越之心，而嫡长子继承制又与分封制相辅相成。
其三，周朝建立后周人之再发展
周人之发展，并非止于武王伐纣。周朝建立后，周人坐西面东，分三路向东方进行发展与扩张：第一条线是沿黄河、洛水向东扩张，直至东岸海滨。这大概就是周公东征的路线图。第二条线是向东南方向，出武关，沿汉水而下，涉及淮水流域。这一条线路周文王经营过，后来的周昭王南征亦是走此路线。第三条路线是从洛阳出发，过太行山脉并沿其北上。这大概是周穆王北征的路线。周族之发展主要是向东逐渐的扩张，逐渐的控制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周人正是凭这一番不断拓展、开发的决心，到最后终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朝。
为什么周朝历史可以长达800年?
周朝国祚绵长，西周和东周前后八百年国运，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应该归功于西周初年政治家武王和周公的制度设计。西周之前的殷商和目前尚存在于文献中的夏朝，夏商两代是中国王权的初创时代，夏王和商王仅仅是名义上的共主，整个华夏世界的政治格局是各自独立、各自为政的方国体制。西周之所以能从西部小邦而灭掉大邑商，与这种松散的方国体制有着密切关系。
西周灭商之后，采取了基于宗法制的分封制，全国领土被分封制联系在一起，诸侯国家与周天子有着一系列复杂的义务-权利关系，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创制，宗法分封制对周王朝政权的巩固有着关键的作用。作为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经济纽带——井田制，同样也有利于王权的巩固。
第二，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周朝国祚绵长的重要原因。西周初年，周公损益夏商旧制，制定了一整套的西周的礼乐制度，从天子到庶人都必须遵守。礼乐制度是周朝统治的文化基础，在平民以上的阶层都形成了一种文化共识，这种共识无疑有利于加强整个国族对于周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认同。
第三，周公及时在东方区域建立政治和军事存在，为日后的迁都奠定了基础。西周初年，周公为了防备东方的殷顽民反抗，营建了洛邑，也就是所谓的成周。成周的营建，为周王朝提供了缓冲的余地，日后，犬戎攻破镐京，周王室得以东迁，到洛邑继续延续国祚。
第四，周天子并不强大的王权，使得虚君成为可能，也使得任何一个诸侯不会轻易去篡夺中央王权。西周初年建立的宗法分封制，各个诸侯国有着很大的自主权，这看上去好像是周天子没有强力控制能力，但是实际上这种制度恰好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在周天子强大时，他对诸侯国有很大的约束能力。
到了东周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势力衰微，但是他仍然是宗法分封制的核心，是诸侯的大家长，这种近乎虚置的君权却没有人有能力去篡夺，如果哪个诸侯有野心篡夺这个似乎已经不强大的君权，势必遭致别的诸侯群起而攻。所以，春秋时代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很有市场，而楚国的问鼎轻重则会遭致群攻!
周朝能够延续国运800年，源自落后的生产力，道德至上以及分封制度。
生产和制造工艺集中在中央
周朝时期的最高生产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周朝中央，甚至诸侯国都不具有。中央，诸侯，民众，三者之间的生产力对比相当于现在的美国，中国，非洲原始部落。生产力最直接的体现在青铜器的制造。中央掌握了最精美的青铜器制造工艺，并把这种工艺上升到神受。各个诸侯国朝贡或做出重大贡献的时候，赏赐精美的青铜器是最重要的当时。生产和制造工艺集中在中央是周朝国运长久的重要原因。
尊崇周朝中央的道德至上
周朝分东西。西周灭亡，周平王迁都，东周开始的原因，不是由于平民或奴隶起义，也不是由于各诸侯国造反，而是因为西戎攻击了国都。虽然中间有深厚的原因。但主力在于西戎。楚庄王曾向中央问鼎，被王孙满以诸侯不可问鼎，周朝天命未绝，便将楚庄王逼走了。如果放在后世任何一个朝代，不打过不分高低，怎么可能一句天命未绝就退兵。
分封诸侯国巩固了中央
武王发周灭商之后，分封有功之臣，同姓王族自己五帝后人。其中以同姓王族最多。中央一方面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制造工艺，一方面加深王权神话思想。各个诸侯国对于中央的感情不同，有亲有疏，为了利益，以尊崇中央的目的相互牵制。春秋五霸时期，每一个霸主的出现，都需要中央形式上的认可。齐桓公在具有了称霸实力之后，由中央赐予方伯称号，才真正称霸。最不把中央放在眼里的秦朝也多次获得祭肉的赏赐。
在春秋乃至战国前期，各大诸侯国由于实力相近，以尊崇中央的名义，各国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东周可以获得生存。战国后期，实力平衡被打破，秦国通过商鞅变法一家独大，最终灭掉了东周。周朝灭亡。事实上，西周末期，各大诸侯国就已经从实力上超越了中央。几百年的尊崇中央思想深入民心和分封国的相互牵制，延续了周朝几百年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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