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苕溪渔隐丛话》是南宋胡仔编纂的诗话集。该书分前后两集,据作者自序说,前集完成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后集完成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前后相距达20年之久。最早刊本为光宗绍熙五年(1194)陈奉议刊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清乾隆杨佑启耘经楼依宋版重刻本为底本,校勘排印出版,后有重印本。
胡仔(1095?-1170),字元任,徽州绩溪(今属安徽省)人,主要活动在南宋初期。其父舜陟,字汝明,号三山老人,官至徽猷阁待制、广西经略,死于静江府狱中。胡仔以父荫恩授迪功郎、两浙转运使干办公事,官至奉议郎知常州晋陵县。绍兴六年(1136)侍亲赴广西,居岭外7年,后遭父母丧,赋闲20年。尝卜居吴兴(今浙江湖州)苕溪,以隐居垂钓自适,自号苕溪渔隐。绍兴三十二年(1162),赴官闽中,后又归苕溪。所纂 《苕溪渔隐丛话》几乎耗费其毕生精力。
本书共100卷,前集60卷,后集40卷。胡仔自称其书为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就内容而言,阮氏所编多收传说、掌故、轶闻等与诗文评关系不大的资料,且由于成书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其时新党执政,查禁旧党文章,因之元祐旧党诸家均未加收录。而元祐诗人在北宋文坛上有极大影响,胡仔“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凡《诗总》所有,此不纂集,庶免重复。”(前集自序)其中既采前人之论,又录时人之说,间述编者己见。《丛话》的编纂体例,是以年代为序,以人为纲,兼及同类他人。从《国风》、汉魏六朝以至宋室南渡,凡属大家,均出其名,余入杂记,共列100多位诗人。此种体例把作家与作品、作品与本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便于考见古今诗话之异同,并能看清诗歌发展的线索。
《苕溪渔隐丛话》论诗,唐代首推李白、杜甫,宋代推崇苏轼、黄庭坚,认为“开元之李、杜,元祐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后集自序)又说:“江西平日语学者为诗旨趣,亦独宗少陵一人而已。余为是说,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前集卷49)。在具体的采择中,关于杜甫的有13卷,关于苏轼的有14卷,二人所占卷数超过全书的四分之一。这说明胡氏于推崇李杜苏黄时又偏重杜甫、苏轼,这还可从具体评论中找到例证。例如,他在前集卷14中说:“余纂集《丛话》,盖以子美之诗为宗,凡诸公之说,悉以采摭”。
《丛话》论诗以人为纲,又往往兼及同类题材其他诗人诗作。如前集卷16评论韩愈、同时征引韩愈,欧阳修、苏轼、苏庭坚的听琴诗,并引《西清诗话》反驳苏轼讥议韩愈听琴诗为听琵琶诗的批评,然后作者说:“东坡尝因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词,亦取退之《听颖师琴诗》稍加括,使就声律,为《水调歌头》以遗之,其自序云: ‘欧公谓退之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耳。余深然之。’观此,则二公皆以此诗为听琵琶矣。今《西清诗话》所载义海辨证此诗,复曲折能道其趣,为是真听琴诗。世有深于琴者,必能辨之矣。”韩愈《听颖琴诗》本为古今聚讼纷纭之公案,作者将主要资料汇集一起,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而其虽倾向于《西清诗话》的见解,然论而不断,以待“深于琴”者,反映了他论辨的谨严。
在考辨前人创作及理论之是非得失方面,《丛话》亦多有精到见解。如评陶渊明和秦观说:“渊明自作挽辞,秦太虚亦效之。余谓渊明之辞了达,太虚之辞哀怨。” (后集卷3)论孟浩然说: “诗句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石成金也。浩然云:‘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一‘澹’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若非此二字,亦乌得而为佳句哉?” (后集卷9) 前集《自序》说: “一诗而二三其说者,则类次为一,间为折衷之;又因以余旧所闻见,为说以附益之。”书中还经常引用作者父亲《三山老人语录》。作者案语及其父语录,均可独立成书,为一家之言。
《苕溪渔隐丛话》与阮阅《诗话总龟》、魏庆之《诗人玉屑》同为今存两宋诗话集的代表作,三书各有其特点。阮编成书早于胡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二书说:“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矣。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 此(指《丛话》)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多立门目;此则惟以作者时代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为明晰;阅书惟采摭旧文,无所考正,此则多附辨证之语,尤足以资考订。故阅书不甚见重于世,而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以上评论可谓公允中肯。要之,二书同具资料性,但价值不同;胡著更具理论性,可助学术研究,它标志着南宋人在诗话整理与研究方面已经在北宋人的基础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如果说阮著仅有编排之劳,胡著则具撰著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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