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毁佛指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推行一系列“灭佛”政策，以会昌五年四月颁布的敕令为高峰，而会昌六年唐武宗逝世、唐宣宗即位又重新尊佛，灭佛就此结束。那么唐武宗为何要下令大肆灭佛呢?

　　唐代佛教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唐代各朝帝王对佛道二教的态度颇为不同，有的扬佛抑道，有的佛道并奉，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唐高祖奉道教始祖李耳为祖先;太宗曾下诏置道教于佛教之上;武后则改佛教在道教之上;玄宗曾采纳姚崇的奏章，令僧尼还俗，他虽然尊崇道教，但仍一度敕令注释《金刚经》流传天下;宪宗时，韩愈谏阻迎佛骨，写《论佛骨表》、《原道》等排斥佛教;在穆宗、敬宗、文宗之世，都还依历朝惯例，在宫中设斋行道，但敬宗本人笃信道教;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而且曾经禁止度僧及营建寺院;到了武宗，更是全面性地崇信道教，贬斥佛教。

　　另一方面，虽然历经几位帝王的崇道抑佛，但佛教在民间的力量反而越加炽盛，僧尼的人数越来越多，寺院也越建越广。寺院往往领有广大的庄园，并可免除徭役;而僧尼、寺院激增的结果，不免增加国库的负担。当时不少士大夫基于儒家治术的观点，认为佛教的蓬勃发展将危害国家的经济，因而大加抨击。唐武宗时，排佛的呼声越演越烈，这使得本已笃信道教的武宗更加决心毁佛。这时，道士赵归真与宰相李德裕推波助澜，趁机煽动，佛教因而面临一场“三武一宗”法难中最大的破佛事件。

　　会昌元年元月四日国忌日，敕令行香，设千僧斋;但六月十一日的武宗诞辰之日在大内设斋时，敕令两街供养大德及道士四对论议，其中有两位道士被赐紫衣，却禁止释门大德披着紫衣。武宗在即位之前就喜好道术修摄之事，曾经召请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在三殿修金籙道场，并亲受法籙。会昌元年的六月中，又召衡山道士刘玄靖入内，与赵归真同修法籙。

　　会昌二年三月，因李德裕上奏，武宗敕令遣散未曾登录在僧籍名册的僧尼，又不许置童子沙弥，这时已略见毁佛的迹象。六月十一日，敕令僧道二众在殿前论议，道士二人赐紫衣，僧门仍不得披着紫衣。会昌三年二月，敕令已经还俗的僧尼不得再行入寺;至于没有登录名籍的僧尼，不仅严禁住在寺中，且不许住在京城或进入镇内。同年九月，下令各级地方政府严密注意附近寺院的住僧，纵使是登录有案的，如果无法详细说明出身来历，应予逮捕，送到官府盘问。

　　武宗废佛的政策，是采取渐进方式的，从史料看，其法令之严酷，与日俱增。会昌四年三月，下令不许供养佛牙、佛骨，如果违反法令，送一钱供养者，即杖打二十下，一时之间，寺院的四处，人迹断绝。而在宫中的内道场，历来往例均安置佛教经像，武宗却下令焚烧经教，拆毁佛像，在道场内安置天尊老君之像。

　　六月，在武宗诞辰日，首度不召僧入内议论。又不许僧尼在街里行走，如有外出，需在钟声未响前归寺;也不许别住他寺，违者敕罪。由于武宗深信赵归真，赵乘隙进言，认为佛教并非中国本有的宗教，蠹害生灵，应该尽除。于是，是年七、八月开始，发动空前的法难，敕令拆毁天下山房、招提、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凡是寮房未满两百间，或没有获颁寺额的道场，则勒令僧尼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武宗敕令天下诸寺不许置庄园，并随时检查寺舍的财产。四月，敕令僧尼还俗，如有抗命不从的，以违抗圣旨论罪，当场决杀。八月下诏，大举毁寺，总计会昌年间，拆毁佛寺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等四万余所，被迫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余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又将佛像、钟磬等法器改铸为钱币、农具等物，乃至私家所藏金银等像亦敕令限时送官。此一空前浩劫，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晚唐以后诸宗的衰颓不振，与这次毁佛有密切的关系。次年，武帝服用道士金丹，中毒身亡，宣宗即位，诛杀赵归真等人，并大力复兴佛教。

　　那么唐武宗为何要下令大肆灭佛呢?

　　一、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

　　笔者认为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是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其深层次背景是唐武宗与唐宣宗存在着矛盾，宣宗从宫中逃出之后，被佛门收留。武宗之所以毁灭佛教，一方面是为了追杀宣宗，另一方面是对保护宣宗的佛门泄恨。唐宣宗在朝野内外颇有声誉，武宗一直将其视为劲敌，对其百般迫害。宣宗被迫逃出宫中，隐身于佛门之中。武宗屡次下令对寺院僧尼多加盘查，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因此，宣宗在即位之后，立即大兴佛教，以报答佛教对自己的大恩。

　　这种说法提出后，遭到了一些人的反驳。他们认为宣宗出家为僧的之事，其实根本是无稽之谈。武宗并不是在会昌元年突然间转变对佛教的态度。会昌二年、会昌三年对僧尼的勘问并不是对宣宗的搜捕。因为宣宗当时32岁，武宗如果想抓住他只要对30多岁的僧人查问即可，没有必要兴师动众。

　　二、佛道矛盾是灭佛的直接原因

　　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武宗灭佛是佛道相争的结果。唐高祖李渊将道教始祖老子李耳尊为祖先，将道教立为国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和“太上玄元皇帝”。这样一来，道教在唐代便有了极其崇高的地位，但佛道之争一直没有间断。武宗在藩邸之时就崇尚道教，迷信道教长生之术，与许多道士走得很近，曾在开成五年秋召赵归真等81人入宫，大建宫观，修“金篆道场”，并亲临三殿，受法篆。武宗登基后，信任道士赵归真，为求长生不老而修习。

　　赵归真宣称佛道不能两立，佛教的存在影响道家的修炼结果。武宗信以为真，认为僧人的存在是自己修炼成仙的障碍。当时的道士还到处散布谶语：“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道士们对武宗解释说这条谶语暗示佛门中人将登上天子的宝座，这里的“十八子”与“李”相合，而黑衣人则是当时僧尼的标志，将矛头指向佛教。

　　更有道士赵归真利用武宗对自己的信任，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认为佛教“非中国之教，蠧耗生灵”。据《旧唐书·武宗本纪》载，赵归真还向武宗推荐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这些人都煽动武宗灭佛。在积毁销骨之下，武宗下定了灭佛的决心，灭佛的措施也越来越严酷。

　　三、唐朝的经济问题是灭佛的根本原因

　　也有一些学者指出，武宗灭佛有着深层的经济原因。西汉末年，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佛教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其义理成为当世三大意识形态之一，以儒家和道家并称于世。初唐时期，全国的僧尼竟有10多万人，成为社会的一大负担。唐太宗、武则天等皇帝，支持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唐朝寺院拥有免税的特权，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户的农民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早在景云二年就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宰相狄仁杰上疏言道，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的过分扩张已经严重损害到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到了唐肃宗和唐代宗统治时期，寺院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还掌握着政治特权，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系统。

　　佛教势力的发展，必然影响政府的财政来源。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宰相李德裕早在敬宗时期就提出限制佛教的发展。敬宗尽管是位昏庸的皇帝，但也看到了佛教的膨胀对社会经济的不良影响。李德裕大力主张灭佛，认为武宗此举“独发英断，破逃亡之薮，皆列齐人;收膏壤之田，尽归王税。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浇风。出前圣之谟，为后王之法。巍巍功德，焕炳图书”。实际上，武宗灭佛是佛教势力日益扩张的必然结果。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他们主张佛教与朝廷的矛盾一直都存在，历代许多士大夫严厉抨击佛教耗财蠢国，却从未得到帝王的重视。在武宗之前，唐朝的君主多崇信佛教。如果武宗灭佛是出于经济原因，那么他就没有理由沉溺于道教。

　　四、唐朝的政治问题是灭佛的重要原因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和在思想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影响。佛教能够在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主要是和儒家思想日益调和、会通、融合的结果。但是，由于两者产生的地理、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二者的内容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同时，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

　　从根本上说，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重视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故而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个人都在家庭、国家处于适当的地位，以达到家庭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的目的，这是积极的入世思想。而佛教则认为人生是痛苦，社会是苦海，要求人们出家，脱离现实，以达成佛的目的。这是消极的出世思想。

　　基于这个前提，二者对于生与死的问题也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儒家认为，生与死都是自然现象，男女婚配，生儿育女，使社会得以延续，也就是要人们重视现实的人生。而佛教则宣传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使人们希望在死后有个好去处。前者重生，后者重死，也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唐武宗灭佛和这种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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