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完善赋税制度,八王之乱带来了多大的打击?
2021-07-09 14:34:59 张华 裴頠 姚弋仲 苟晞 左芬

  西晋的赋税制度为占田课田制。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有田70亩,女子30亩,叫“占田”,但无论男女皆未从政府领得一厘地,屯田户转化的自耕农也只有50亩地。那时荒地和抛荒的田地很多,政府的用意是要人们去荒地确定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课田”指政府硬性规定男子须按50亩的面积缴田租,女子按20亩缴纳,每亩缴8升。

  西晋的赋税制度

  如一家三四口计,则一户农家可占田100亩,课田20亩,还要纳“户调”绢3匹、绵3斤。若女子为户主,调减半。边区及少数民族有照顾,视远近每户交3石或5斗,极远的改交28文。调也是这样,如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每户布1匹或1丈。上述规定只是一个平均定额,征收时还据事先了解到的情况把居民按贫富分为九等,按等定数缴纳。可见西晋的赋税制度严密有序,南北朝的统治者大都沿用此法。

  同魏的租调制相比,晋的租增加了一倍,调增加了三分之一,这可能与各自所处具体时代有关。曹操定租调正值东汉末年大乱之际。晋时天下统一形势缓和,经济已有初步发展。占田确实虚的,考虑到那时皇帝非常之多,课田50亩不是毫无所本的。齐王司马攸说,“计今地有余羡而不农者众”。大臣束皙说,“今天下……无田课之实”傅咸也在奏折中指出:“今者土广人稀……”。这些话说明占田课田制是一种旨在督促农民开辟耕地的赋税制。

  政府也对官吏占田荫客荫亲属的特权作出规定。一品官占田50顷,以下每品递减5顷,九品官只占田10顷。一品官至九品官可庇荫佃客15户到1户。宗室、贵族等可庇荫穷亲属,官高者九族,官小者三世,人数不限。所有被荫者皆不负役税。其目的是保障官僚世族的特权,但也含有限制他们过分强大之意。在私有制社会,要对统治集团成员作出什么限制是行不通的,比如石崇就占田无数,苍头800多人,水碓30余区,强弩将军庞宗有田200多顷。

  这还不包括他们通过兼并或私自侵夺攫取的土地和劳动力。尚书郎李重就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人之田宅,既无定限”。政策对高级士族的优待远远超过中下级士族,可能是换取他们对限佃客制上的让步,少霸占些人口。对中下级士族,政府是有控制能力的。这样,应有一些私属上升为编户。

  长期战乱带来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流失。流失者逃入深山大泽或塞外民族地区,更多的被豪族大姓胁为依附民。灭蜀后招募蜀人内迁,应征者给2年口粮并免20年徭役。灭吴后也优待北迁的吴人及手工业者免20年徭役,将吏免役10年。这些蜀吴应征者中应有不少北方籍的流寓者。由于劳动力缺乏,各少数民族大量涌入内地,只286年内迁的匈奴人就有10多万。还规定民女17而未嫁者,地方官可代选夫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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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允许公家奴婢婚配并进行屯田,其中有些人是司马氏政敌的子女。最有意义的措施是晋武帝不听群臣劝谏,毅然下令撤销地方军队,解除州郡官的兵权。兵役是东汉末年以来农民最沉重的负担。如蜀国,人仅94万,兵却达102万,几乎8人中就有1兵。除去老弱妇幼,恐怕青壮年无一幸免。西晋初年重视生产和百姓生活。268年设“常平仓”,丰年收购粮食抛售布帛,荒年售粮以保障城乡居民的正常生活。要求地方官“省徭务本”,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严“禁游食商贩”,打击“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的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的不法行为。

  277年颍川(河南许昌)、襄城(河南襄城)一带霖雨成灾,晋武帝令豫、兖二州对公私水库塘堰进行整治,防止水涝危及良田,并把3。5万头牛赊给颍川、襄城一带官民,以便及时春耕下种,秋收后用谷物偿还。平吴后又减免兵役。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使太康年间(280-289年)“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显然是由于国家统一、政治到位的结果。人口也大增,265年晋代魏时,魏蜀吴三国共有户146万余,767万多人。280年平吴时,户245万多,1600多万人,15年间增户100万,人增840多万。

  西晋的腐朽统治和八王之乱

  西晋建国时已距离大规模的黄巾起义八九十年。皇室司马氏及支持他夺权的大臣都是出身于东汉以来或魏的豪族巨姓。在建国前已有十多年顺利发展的历史,国家的统一和太康年间经济的发展,使这个紧紧抱在一起的统治集团迷信自己的实力和智谋是无比强大的。

  因此他们同西汉、东汉和魏的统治者不同,看不见人民群众磅礴的力量,也不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皇室又不得不在各方面忍让或满足他们,所以这个统治集团从不以国事为重,只对权势和金钱胃口大开,生活上习于侈靡淫乐。身为封建统治者,却连起码的封建道德也没有。

  晋武帝的后宫原已有从官宦人家选取的处女五六千人,平吴后又从吴宫女中选取了五千人。每晚坐羊拉车去各宫淫乐。更有甚者是他公开卖官,所得之钱揣人腰包。他曾问负责察举百官的司隶校尉刘毅:我像东汉那一个皇帝?刘毅说他像桓帝、灵帝。

  司马炎辩解说:朕一统天下,怎能比作桓、灵之类亡国之君。刚正不阿的刘毅回答很巧妙:桓、灵帝卖官钱入国库,陛下卖官钱人私囊,比桓、灵还不如。皇帝如此贪婪腐化,贵族官僚自然有恃无恐,且更过之。由于士族门阀垄断了朝政,一般地主的子弟的出路全被堵塞了。普通人如想做官,就得权门请托,依附于门阀士族。低级士族要想升迁也得奔走权门。“官无大小,问是谁力?”就像生意人的行话一样,成为钻营者的口头语。许多公卿大臣都是非常贪婪的搜刮能手。

  宗室司马望、司徒王戎等人的门庭若市,户限为穿。由于贿赂公行,求官买职者如过江之鲫,吏治之腐败,整个朝廷犹如闹市。荆州刺史石崇公然干不要本钱的买卖,以抢劫外国使节和商旅致富。《晋律》规定死罪以下允许用钱赎买,实际上死罪也可赎免,只是得要黄金2斤。政府贱视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人,规定他们一脚穿白鞋,一脚着黑鞋,还得戴头巾,白头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何物。士族自矜门第清高,鄙视商贾。可他们多兼为商人。王戎为洛阳首富,住宅、膏田、僮仆、水碓无数。园中产各种李子销路甚广,可他怕买者得好种,先要钻破李核才运往市场销售。又怕管家不忠,自拿筹码算帐昼夜都难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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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也极为吝啬。女婿裴顾向他借钱数万久未归还,女儿返家常受白眼。女儿把钱还清了才显出高兴的样子。石崇有水碓30多区,替人春米收费,日进千钱。潘岳在农庄里自卖鲜鱼、羊奶、蔬菜并收碓费,自诩生活过得很惬意。当时有3个文士写小品,辛辣的讥讽士族嗜钱如命的丑态,以鲁褒的《钱神论》最为传神。铜钱内方外圆,戏称孔方兄。“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阀。

  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己已”。

  奢侈靡费从晋武帝直至官僚贵族皆视为理所当然,安之若素。太傅何曾日食万钱,还嫌肥厌瘦,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其子、司徒何劭更日食二万钱。外戚王济用人乳喂猪杀食待客,用美婢百余上菜。石崇家里的厕所内放有各种香料,并备有新衣供出厕者更换。他宴客时命美女劝酒,若客人饮酒不尽,便以劝酒不善杀之。

  有客人不饮而连杀三美女。官僚贵族们还竞相以极奢侈的排场来炫耀,甚至故意破坏稀世奇珍以显示自己的豪华。外戚王恺用米浆洗锅,石崇则用蜡烛当柴;王恺用紫丝作布障40里,石崇用锦缎作步障50里;王恺用赤石脂涂墙,石崇就用香椒泥;王恺求助于外甥晋武帝,被赐以二尺多高的珊瑚树,他把它拿到石崇面前夸耀,石崇顺手把它打碎,叫人拿出六七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对王恺说:这有什么稀奇,你拿两株去好了。

  一个皇帝公然资助大臣去斗富,可见奢侈风的盛行。而士族奢侈成风,必嗜财如命,贿赂公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这种情况引起少数官吏的忧虑,深感前途渺茫。傅咸上书说:“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又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其实,天灾还有一定限度,奢侈斗富永无止境。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必然促使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司马氏认为自己能从曹氏手中夺得皇位,是由于曹魏没有分封宗室,帝室孤立无援有关。于是违反秦汉一来虚封王侯的惯例,先后大封同姓王五十七国,并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大国有军五千,自选官吏,有户二万,以后又允许封国增加户数。

  诸王恃亲骄矜,位尊权大。在中央的权倾朝野,予取予求;出镇地方要地的,拥兵自重,实属一方的土皇帝。原以为诸王能在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倾轧中屏藩皇室,压抑异姓功臣和吴蜀地主,使司马氏的统治得到巩固。殊知诸王个个都是贪婪奸戾的野心家,他们竞相网罗羽翼,扩充军队,各自拉拢一批士族官僚为死党,伺机争夺中央统治权力。矛盾很快发展并尖锐起来,诸王终于为争夺皇位而互相残杀。

  290年晋武帝死,子惠帝是个只知吃喝玩乐的大傻瓜,朝政由外祖父杨骏主持。时值天下饥荒许多人饿死,他竟向大臣说,为什么不吃肉粥?皇后贾南风却是个很能干的野心家,便于次年密召楚王玮人京与淮南王亮联手杀杨骏及党羽数千人。由此挑起了历时16年的诸王争夺统治权而狂斗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贾后利用执政的玮与亮的矛盾杀亮,然后说玮矫诏擅杀,杀玮。贾后的专权引起诸王和大臣的反对,残杀遂由宫廷伸展到诸王间。296年被召入京的赵王伦掌握了禁军及朝政,用计杀了贾后等。301年伦废惠帝自立为帝。齐王冏、成都王颖、长沙王又、河间王颙等发兵讨伐,伦兵败自杀,惠帝复位。冏、颙、又、颖及东海王越等反复残杀,战场由洛阳、长安扩大到黄河南北,并勾结匈奴、鲜卑、乌桓等族骑兵参战。

  而少数民族贵族与诸王一样;也是伺机窥测西晋统治权的野心家,加上失意士人的推波助澜,战争的规模和破坏性大增。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变得复杂起来。少数民族贵族的军队和诸王的军队一样烧杀劫掠,屠杀人民。许多城市被焚毁。遭洗劫。战争期间,洛阳附近13岁以上的男子被拉夫或当兵,石米万钱,人命如蚁。黄河流域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样遭灾受难,多破产逃亡,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民,并为流行的瘟疫和经常的饥饿所折磨。306年,越王杀颖和颙,又毒死惠帝,立怀帝。诸王力量消耗殆尽,战乱方告结束。

  结语

  八王之乱是一群魔鬼的狂斗,给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有恶皆备无坏不臻,引爆了潜伏着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造成了300年的战乱和分裂,元凶司马氏集团万死不足以抵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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