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这也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在民间传说中，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这一说法流传甚广。下面跟趣历史小编一起了解一下吧。
“端午”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名臣周处的《风土记》：“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同。”端，古汉语有开头、初始的意思，称“端五”也即“初五”。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端，物初生之题也”，即说端为初的意思，因此五月初五被称为“端五节”。元代陈元靓《岁时广记》说：“京师市尘人，以五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五。”
端午节自先秦以来就是我国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这一天必不可少的习俗就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等。据说，挂菖蒲、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是为了压邪;而吃粽子和赛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解放后曾把端午节定名为“诗人节”，以纪念屈原。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
在我国历史上，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的说法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一直行至洞庭湖，始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为了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百姓们又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
就这样，端午节就变成了一个富有诗意和爱国传统的节日。而屈原那种坚贞求索、不屈不挠的品质，就是我们对端午节最广泛的精神寄托，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底色。因此，在千百年来，忧国忧民的屈原成了后世文人的楷模，成了爱国诗人的典范，成了万世景仰的丰碑。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居于其一。这样的历史人物，自古以来歌之者当然不少，如李白和他的《江上吟》。
《江上吟》
〔唐代〕李白
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
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李白这首《江上吟》虽然没有直接写端午龙舟竞舟，却是江上泛舟，实际上是李白向前辈屈原的致敬之作，一句“屈平辞赋悬日月”可窥探作者对屈原的尊敬!“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作者唾弃功名富贵的背后是对“世途迫隘”的无奈与叹息!
开头“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四句，虽是江上之游的即景，但并非如实的记叙，而是经过夸饰的、理想化的具体描写，展现出华丽的色彩，有一种超世绝尘的气氛。
“木兰之枻沙棠舟”，是珍贵而神奇的木料制成的：“玉箫金管坐两头”，乐器的精美可以想象吹奏的不同凡响：“美酒尊中置千斛”，足见酒量之富，酒兴之豪：“载妓随波任去留”，极写游乐的酣畅恣适。
总之，这江上之舟是足以尽诗酒之兴，极声色之娱的，是一个超越了纷浊的现实的、自由而美好的世界。
接着“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四句，前二句承上，是对江上泛舟行乐的肯定赞扬，后两句启下，揭示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仙人还要等待黄鹤飞天，而我泛舟江上，其乐无穷，无心追随白鸥而去。表现诗人对人世间的功名富贵，不屑一顾。
此时诗人正泛舟江汉之间，自然会想到屈原和楚王，忠心爱国的屈原被放逐，投汨罗江而死，而他留下的诗篇却可与日月争光，楚王荒淫无道，终招亡国，宫观台榭早已成了荒凉的山丘。
结尾“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四句，从正反两方面对“屈平词赋”一联作进一步的深化和发挥。
“兴酣”两句承屈平词赋来说，回应开篇的江上泛舟，表达了想要以词章不朽的强烈愿望。诗人诗兴浓烈，落笔之际气势磅礴，雄健无敌，可以撼动山岳;诗成后傲然卓立，阔大的胸襟可以凌驾江海之上。
这两句风格雄健豪迈，表现了作者对自己文学才能的高度自信，活画出诗人兴会飚举，饮酒赋诗时的气吞山河、傲岸不群的神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结尾两句承楚王台榭来说，把诗人激昂放旷的“笑傲”情态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诗人从反面着笔，以汉水西流这一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作喻，来说明功名富贵不能长在，加强了否定的力度，其中包含着对现实社会的尖锐嘲讽和决然蔑弃，表现了诗人藐视统治者及其权势富贵的孤傲精神。
李白这首诗共十二句，形象鲜明，感情激扬，气势豪放，音调浏亮，一气呵成。而从全诗的结构组织来看，它绵密工巧，独具匠心。开头是色彩绚烂的形象描写，把读者引入一个不寻常的世界。中间两联，诗意正反相生，扩大了诗的容量，诗笔跌宕多姿。结尾四句，强调夸张，感情更加激昂，酣畅恣肆，显出不尽的力量，打动读者的心田。
所以，明末清初学者唐汝询讲这首诗的主题的时候说：“此因世途迫隘而肆志以行乐也。”(《唐诗解》卷十三)，而清人王琦讲这首诗的艺术结构时说：“似此章法，虽出自逸才，未必不少加惨淡经营，恐非斗酒百篇时所能构耳”(《李太白全集》卷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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