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在张居正和大太监冯保的联合算计下，“豪横”的内阁首辅高拱被迫辞官归乡了。几年后，他在悲愤交加下病逝，享年不过66岁，小万历皇帝追赠其“太师”头衔，赐谥号“文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
高拱的一生，虽然也存在着权谋，但大都以“阳谋”为主，这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是极其难得的。严嵩当政时，他多次弹劾严嵩;徐阶当政时，他多次怒怼徐阶;冯保崛起时，他连续打压限制……。难怪，《明史》会这样评价：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倾辄相寻，有自来已。
高拱离开后，张居正如愿以偿成为了大明王朝的下一任内阁首辅，至此实现了位极人臣的夙愿。而且，当时的大太监冯保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永乐皇帝设置的内阁和宦官相互制约机制已经形同虚设。
成为首辅后，张居正只要摆平了小万历和李太后这对孤儿寡母，那整个大明王朝再没有任何人可以掣肘他。而且，连续经历了武宗、世宗和穆宗三代庸主的霍霍后，明朝的国力已经是日暮西山，各种矛盾也隐隐浮现了出来。
实话实说，张居正经历了明朝内阁最复杂、最鼎盛和最传奇的一段时期，历任首辅们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人个个不凡，都在明史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种背景下，张居正想要出头实非易事，因而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阴谋和阳谋都没少用。
张居正尽管充满争议，但他的确符合封建社会的纲常礼制，算得上是一位忠君爱国的封建政治家和改革家。成为首辅后，还以不计毁誉和不惧荣辱的决心，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改革。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荆州府江陵县(今湖北荆州)人，明朝中后期最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和文学家。作为大明王朝的第三十六位内阁首辅，他在实现“万历中兴”的同时，也将自己塑造为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死后还遭到挫骨扬灰的清算。
1525年，张居正出生于湖北荆州的一户秀才家庭，人言“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形容荆楚大地人杰地灵。在他出生前夜，曾祖父梦见一轮圆月照在水瓮，竟然有一只白龟从瓮中缓缓浮出，故而取乳名“白圭”。
张居正很小时便应验了梦境，他不仅天资聪慧，而且勤奋好学。最夸张的是，记忆力简直到了惊人的地步，用“过目不忘”来形容并不为过，是享誉荆州府的“张神童”。
1536年，年仅十一岁的张居正参加本地的童试，轻松晋级成为了秀才。同时，还被当时的荆州知府李士翱看中，断言此子日后必是国家的宰辅之才，替他正式取学名为“居正”。
1537年，张居正按部就班参加湖广的乡试，本应该轻松晋级成为举人。可是，当时的巡抚顾璘担心他十二岁中举会刷新明朝的记录，而且太过一帆风顺也难成大器，所以才有意阻拦。说白了，这也是一种“爱惜”吧，只是有些畸形罢了。
1540年，张居正终于顺利通过了乡试，成为一名年轻的举人。不过，这显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明朝的官场入场券起码得是进士。
对于张居正而言，这“进士”也是手到擒来之事，在二十二岁时就拿到了。依照大明朝的惯例，张进士被授予了翰林院编修的职位，就像所有前辈们一样，开始在此熬资历等空缺。
就当青年时期的张居正在翰林院老老实实排号时，内阁正上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厮杀。当时，次辅严嵩正在与首辅夏言“决斗”，他暗中联络锦衣卫指挥使陆炳借“河套之议”诬陷，致使盛怒之下的嘉靖帝下旨处死了夏言，使之成为明朝第一位被处决的内阁首辅。
此事过后，整个朝野都震动了，但也仅仅停留于此，谁也不敢向严嵩找茬，因为处决夏言的旨意是嘉靖皇帝下的。此时的张居正才出茅庐，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翰林院编修而已，根本没有他发言的机会。
夏言倒台后，严嵩成为首辅，开始极力地排斥异己，许多朝臣都敢怒不敢言。结果，才二十出头的小编修张居正却毅然挺身而出，他的一篇《论时政疏》不仅痛陈了官场的贪腐，还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张。
不过，当时的嘉靖正忙于敬天、祭地、嗑药和占卜等更重要的工作，对于江山社稷这些个“非重要工作”丝毫不关心，自然也没工夫搭理。可是，严嵩却意识到这个“小鬼”不简单，于是开始格外“关照”他，不停地穿小鞋。
此事过后，张居正非常憋屈，也非常委屈，领教到了官场的险恶和仕途的艰辛，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过，他的背后一直有一双眼睛在默默注视，这个人就是徐阶。
经过了长期的“聚气”，徐阶终于在卧薪尝胆十几年后扳倒了严嵩，成为了新一任的大明首辅。或者说，嘉靖皇帝终于厌弃了严嵩，希望重新换人来替自己“背黑锅”。
终于掌权后，徐阶立即推荐张居正担任了裕王朱载垕的侍读，也就是俗称的家庭教师。虽然说，这个官职并没有多么显赫，但却非常的有潜力。因为，裕王朱载垕和景王朱载圳是嘉靖皇帝唯二的儿子，未来帝位不可能传于第三人。
于是，张居正就此走入了裕王府，也走入了裕王心。只不过，那会儿的裕王过得不甚顺心，弟弟景王更得父亲嘉靖帝的宠爱。所以，张居正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了裕王的侍读，还是存在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属于一种政治赌博。
1565年，裕王终于能偷偷地笑了，因为自己的弟弟景王朱载圳过世了。从此以后，裕王的继位之路一马平川，再没有任何人能阻挡自己的皇位。
而自诩为仙人降世的嘉靖皇帝，也终于在重金属的催化下加速“得道成仙”了。死后，他还获得了“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这样特别拉风的谥号。
嘉靖驾崩后，起草遗诏的大事自然由首辅徐阶负责。关于这点没什么稀奇的，明朝不像清朝那样“高大上”，又是秘匣，又是“正大光明”匾，明帝生前就会指定好继位的太子，其余诸事按照惯例即可。
起草遗诏时，徐阶秘密通知了张居正赶到西苑商议，之后以嘉靖自己的口吻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还把当年“大礼议之争”所有波及到的官员都统统昭雪。引用《嘉靖遗诏》其中的一段:
朕以宗人入继大统，获奉宗庙四十五年。乃兹弗起，夫复何恨!但念朕远奉列圣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助民是务，过求长生，遂致奸人乘机诳惑，祷是日举，土木岁兴，郊庙之祀不亲，明讲之仪久废，既违成宪，亦负初心。
《嘉靖遗诏》尽管长篇累牍，但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我是一个误国误民的昏君”。
朱载垕登基称帝后，张居正的好运自然也开始了，这次政治赌博取得了大胜。在被擢升为吏部左侍郎后，不久就成为了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正式获准入阁参预机务。
短短一年的时间，张居正居然连升数级，创造了升迁的最新记录，当真应验了“朝中有人好做官”这句颠簸不破的真理。
当时，内阁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久居中枢的徐阶首辅之位稳如泰山。实际上，风平浪静之下却是暗流涌动，因为高拱等得太久了，已经有些跃跃欲试了。
同样曾担任朱载垕的侍读，高拱属于是张居正的前辈。仗着新皇帝的宠信，本就孤傲的性格变得更加不予掩饰，开始在朝政事务中不断挑战徐阶的权威。据《明史·高拱传》记载:
阶虽为首辅，而拱自以帝旧臣，数与之抗，朴复助之，阶渐不能堪。
在历来讲究按资排辈的明朝，先入阁者为尊，后入阁者为下，内阁中以首辅为尊，类似于整个大明集团的CEO。由于高拱的一系列“出圈”行为，彻底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遭到了大范围的弹劾。
一时间，高拱被骂得体无完肤，几乎成了过街老鼠。惹不起，躲得起，他只得主动辞职，回到自己老家避风头去了。
1568年，在充分证明自己的能力以后，徐阶终于决定急流勇退，主动向朱皇帝递交了辞职信，要求回家养老。
徐阶退休后，按照内阁的排名由李春芳继任了首辅一职，张居正则继续担任阁臣。李春芳属于勤勤恳恳的老好人，大的本事没有，大的野心也没有，如今能出任首辅完全就是熬出来的。
正当张居正考虑如何逼退李春芳时，那个异常豪横的高拱又满血复出了，还凭借之前的排名担任了内阁次辅。作为矛盾的制造者，他一回到内阁就开始处处和李春芳作对，丝毫不加掩饰自己企图担任首辅的野心。
李春芳深知，自己一没有能力，二没有靠山，绝对不是高拱的对手。于是，他非常识趣地提前退休了，为高拱腾出了位子，以免把老命丢在内阁。
高拱这个人能力不小，脾气也大，可是心眼却不大，报复心极重。在他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报复徐阶，因为徐阶就是自己当年被弹劾的总后台。
不过，徐阶本人也不是毫无过错。在他退休后，纵容族人和家仆到处圈地占田，搞得当地百姓怨声载道。大明官员告老还乡后，的确会得到一些或明或暗的照顾，但他却有些过头了。据《皇明史概》记载:
徐在事久家富，传言有田十八万亩，诸子嗜利，奴仆多藉势纵横。
看到有机可乘，高拱立即指使言官御史开始搜罗证据，对徐阶展开了猛烈的弹劾。最终，认定犯罪事实后，徐阶的两个儿子还被流放边地。
按理说，事情做到此刻已经可以了，但高拱似乎还不准备停手。于是，张居正看不下去了，他劝说高拱手下留情，人家老徐都已经退休了，你再翻旧账就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
结果，高拱非但不卖面子，还坚持认为张居正就是徐阶安插在内阁的代理人。从此，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敏感，时不时还会发生激烈争执。
张居正深知高拱的为人，历来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自己肯定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于是，他决心主动出击扳倒高拱，还将盟友选定为冯保。
冯保是何许人也?
他只是一个太监，但却是一个有野心的太监，一个有野心且极度仇视高拱的太监。不过，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受朱载垕和朱翊钧父子俩的信任。
在明朝的宦官体系中，司礼监掌印太监可谓头号太监，就好比内阁中的首辅一样，冯保早就惦记许久。可是，屡次机会都被高拱给有意搅黄了，二人彻底结怨。
第一次时，高拱在裕王朱载垕面前进言，说冯保是嘉靖安插在王府的耳目，必须要提防。第二次时，已经是提督东厂的冯保接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是顺理成章之事，可高拱却坚持推荐陈洪。第三次时，陈洪被罢职后，高拱还是不推荐冯保接任，反而推荐了尚膳监的孟冲去补缺。
对张居正和冯保而言，高拱是他俩共同的敌人，于是结成了“倒高同盟”。二人的目标很明确，一个要内阁首辅的位子，另一个要掌印太监的位子。
1572年，毫无主见的明穆宗驾崩了，年仅十岁的太子朱翊钧继位称帝。作为首辅，高拱有些口无遮拦了，还以为是在自己的乖学生朱载垕面前那样放肆，竟然脱口说出了“十岁孩童何以治国”的大不敬之言。
这句话经由张居正和冯保的联合演绎，很快就传到了后宫的孤儿寡母耳中。李太后和小万历当即就吓哭了，立即找来“大伴”冯保想办法，于是，冯保终于有机会按照张居正事先教他的台词背了出来。
到了第二天，对此一无所有的首辅高拱像往常一样入宫廷议。可是，他还没面圣就被拦在了会极门外听旨:
大学士高拱擅权乱政，竟不许皇帝自专，令我母子惊惧。着高拱回籍闲住，不准停留!
跪接完懿旨，高拱立即知道自己被暗算了，而且还是被张居正暗算了，因为冯保没有此等的智商和手段。
斗倒了高拱，张居正和冯保都如愿以偿了。当时，小皇帝万历还不懂事，他只相信自己的母亲李太后和“大伴”冯保，而这两人又非常信任张居正。于是，张居正成为了明朝事实上的掌舵者。
自此开始，张居正开始推行筹谋许久的改革举措，史称“张居正改革”。他的改革非常庞杂，基本涉及到了国家的方方面面，大致总结概括为“重诏令、固邦本、省议谤、振纲纪、核名实、饬武备”这六个方面。
张居正改革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非常讲求实效，注重层层的落实和考核，初步具备了现如今“绩效考核”的雏形。不过，就在改革刚刚铺开之际，他的父亲却过世了，依制需要归乡守孝三年。
虽然是，凭借张居正的权势地位，凭借他与李太后和冯保的关系，三年后复任首辅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改革刚刚起步，如果此时丁忧无异于就是釜底抽薪，所以他决不能离开，于是只能上演了一出“夺情大戏”。
张居正首先上疏，明确提出要辞官归乡为父亲守制。接着，群臣上疏挽留，万历也下旨慰留，李太后还懿旨“夺情”，纷纷要求张首辅要以国事为重，处理完后世就赶紧返回朝堂。
在张居正的不懈努力下，危机四伏的大明王朝竟然重新焕发了生机，甚至还出现了“四海肃清、四夷臣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库寺积金四百万”的景象。很显然，张居正改革已经初见成效。
随着朱翊钧的长大，这个朱皇帝也学会了花钱，多次向户部直接索要银两以改善自己的御膳。之后，又对宫殿提出了修缮的要求，像效仿他的爷爷嘉靖那样霍霍。
张首辅很硬气，直接就封驳了皇帝的旨意，还上疏告诫要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据《明史·张居正传》记载:
疏上，留中。帝复令工部铸钱给用，居正以利不胜费止之。
青年万历虽然不太高兴，但想想人家张首辅说得也在理，而且自己的母亲李太后和冯保都非常支持他，只能忍了。
在不断安抚太后和皇帝的同时，张居正改革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期，那就是“一条鞭法”。这是继唐朝的两税法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赋税改革，影响极其深远。它不仅简化了之前的赋役制度，做到了“统而合一”，而且加大了对土地的征税力度，减轻了人头税，为日后清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提供了借鉴。
可惜!就在“一条鞭法”刚刚推行的第二年，张居正就在首辅任上过世了，享年仅五十七岁。万历皇帝和李太后都非常悲恸，下旨追赠其上柱国，赐谥号“文忠”。据《明史·张居正传》记载:
及卒，帝为辍朝，谕祭九坛，视国公兼师傅者。至是，赠上柱国，谥“文忠”，命四品京卿、锦衣堂上官、司礼太监护丧归葬。
刚刚风光大葬完，明廷对张居正的反攻倒算就开始了。在继任首辅张四维的暗中支持下，反对改革的顽固派们纷纷上疏，弹劾张居正以及他的“一条鞭法”。
此时的万历皇帝已经二十岁，他迫切需要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于是不顾母亲李太后反对，执意下旨取消了“一条鞭法”。此举，无疑向所有人表示，朱皇帝并不是完全支持张居正的改革。
于是，除了攻击张居正的政策，就连张居正本人在遭到了攻讦，比如为子不孝、为臣不忠、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生活糜烂等等。总之，张居正不是什么好人。
起初，万历皇帝并不相信这些弹劾的内容。因为，他始终认为张居正虽然对自己要求严厉，但的确是一位学问突出、公正清廉和人品正直的官员。
不过，随着很多弹劾内容被一一证实，万历开始动摇了。比如，张居正的六个儿子张敬修、张嗣修、张燮修、张简修、张允秋和张静修，无一例外都是进士。原来，这些都是他通过暗箱操作和徇私舞弊得来的，大都没注意真凭实学。
经查，张居正生前的私生活非常奢靡，花费和收入水平完全不符，必定存在贪腐问题。而且，他还长期沉溺于女色，家中的美女如云，远远多于万历皇帝本人。
最夸张的一点，张首辅有一个无比拉风的轿子，竟然需要三十二人才能抬动。其中，分出了书房、卧室和厕所，还有两位美女负责端茶倒水，堪比若干年后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
终于!万历皇帝怒了。张居正天天要求我勤俭节约，要求我远离女色，可他自己却是说一套做一套。经查抄，张居正的府邸被搜出了三十多万两白银，这个数字虽不算大，可也不是一个廉洁官员该有的家产。
于是，万历下旨剥夺了张居正“上柱国”和“太师”的头衔，还下令追夺他“文忠公“的谥号。甚至于，还要下旨将张居正挖出来鞭尸，以宣泄自己的强烈不满。幸亏，李太后出面劝阻才勉强保住了张居正的遗体完整。
到了1622年，已经是大厦将倾的朱明王朝才想起了当年进行革新变法的张居正。天启皇帝朱由校在木匠工作之余，终于下旨恢复了他的一切待遇。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予以居正救时似姚崇，偏激则似赵普，专政似霍光，刚鸷则类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长辔获骋，则吏道杂而多端，治术疵而不醇。斯岂贞观之房、杜，而元佑之司马乎?
张居正尽管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他锐意进取和积极改革的态度还是值得后人赞赏的。因此，对于胡乱批评张居正，甚至评价“明实亡于张居正”简直就是信口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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