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高平陵之变后，司马家族一直都保持着外宽内忌的行为准则。他们杀了很多人，却又放过了很多人。其实这“杀与放”，关键在于司马家族的地位是否稳固，当司马家族权力不够稳固时，如果有人冒犯他们，自然难逃一死;当司马家族权力足够稳固时，即便有人冒犯他们，也往往是予以宽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
司马家族杀人有个特点，就是尽量不牵连更多的人，除非反对者意欲推翻司马家族的统治。如果只是普通的忤逆，基本上是小惩大诫，只除掉“首恶”，放过其他人。这是司马家族“外宽内忌”的体现，也是基于当时曹魏政治网络所做的必然选择。
司马懿时期
曹魏后期，由于辅政大臣司马懿和曹爽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了高平陵之变。在曹魏元老勋臣的强力支持下，司马懿最终战胜了曹爽，并把曹爽的同党全部诛杀。但是司马懿却放过了曹爽两个部下，军司马鲁芝和主簿杨综。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时，鲁芝和杨综斩杀城门守将，出城投奔曹爽。当曹爽准备投降司马懿时，鲁芝和杨综哭着劝谏曹爽，建议曹爽以天子的名义号令各地勤王，讨伐司马懿。投降司马懿那就是死路一条，不能不令人痛惜。
曹爽被司马懿收押以后，有司上奏司马懿，要把鲁芝和杨综一块儿给杀了。但是司马懿没同意。下令放过了鲁芝和杨综。
既而有司劾黄门张当，并发爽与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党与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等诛之。蒋济曰："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帝不听。初，爽司马鲁芝、主簿杨综斩关奔爽。及爽之将归罪也，芝、综泣谏曰："公居伊周之任，挟天子，杖天威，孰敢不从?舍此而欲就东省，岂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综科罪，帝赦之，曰："以劝事君者。"-《晋书·宣帝纪》
高平陵之变后，许多和曹爽有关系的人都司马懿杀了，史载杀了三千人，以至于“名士减半”在这场关乎司马家族命运的重大行动中，鲁芝和杨综俨然站到了曹爽一边，甚至鼓动曹爽和司马懿决一死战。这样的两个人，司马懿却轻易地放过了他们。司马懿已经杀了三千人，难道在乎多杀两个?
原因很简单，因为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取得了曹魏的执政权，权力和地位相对稳固。鲁芝和杨综的所作所为，并不能对司马懿构成任何威胁，所以司马懿才放过了他们。
此外，和曹爽关系更密切的夏侯玄，曾替代司马懿坐镇关中。曹爽被诛杀以后，司马懿也放过了夏侯玄，并没有杀他，只是让他出任闲职太常而已。
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淮南一叛时，当时镇守淮南的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司空王凌，密谋反抗司马懿。还没想到，就被司马懿出兵摆平了。事后，王凌被灭三族。王凌有个妹妹嫁给了征西将军、都督雍州凉州诸军事、车骑将军郭淮，因为受王凌谋反之事也受到牵连，有司命郭淮派人把妻子王氏押往洛阳接受处理。郭淮照做了，但是郭淮的儿子和部将都极力劝郭淮，把王氏追回来，因为这一去必定是九死一生。郭淮一开始不同意，后来众人都跪着恳求郭淮，捣头如蒜，血流遍地。郭淮于心不忍，火速派人把王氏追了回来。同时写信给司马懿，把情况告诉了他。司马懿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赦免王氏。
淮妻，王凌之妹。凌诛，妹当从坐，御史往收。督将及羌、胡渠帅数千人叩头请淮表留妻，淮不从。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头流血请淮，淮不忍视，乃命左右追妻。于是追者数千骑，数日而还。淮以书白司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无其母，是无五子;无五子，亦无淮也。今辄追还，若于法未通，当受罪于主者，觐展在近。”书至，宣王亦宥之。-《魏晋新语》
司马懿灭王凌三族，却赦免王氏，这是司马懿外宽内忌的又一体现。这其中有个重要原因，就是郭淮当时曹魏关中军队的最高领导(都督雍州凉州诸军事)，他手握重兵，而且本人也是名将。在司马懿已经除掉了王凌，稳定政局了以后，他显然是不愿意和郭淮发生冲突的，再说郭淮虽然是王凌的妹夫，但关系一般，反而和司马懿关系不错。基于这样的政治背景，司马懿赦免王氏，也在情理之中。
司马师时期
司马懿死后，他的大儿子司马师掌权。司马师执政没多久，就发动针对东吴的军事行动，结果在东关遭遇惨败。战败之后，司马师表现出一番非常宽容的模样，称战败的责任在他。司马师没有责罚诸将，只是把统帅司马昭的爵位给削了。
尽管司马师采取怀柔策略，安抚众将，所以没有造成更大的政治波动。但朝廷中也有要求追责主帅的声音，如军司马王仪就当着司马昭的面，说东关之败的责任在主帅。王仪的话让司马昭大为恼怒，立刻下令处斩王仪。
东关之役，帝问于众曰："近曰之事，谁任其咎?"仪对曰："责在元帅。"帝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引出斩之。-《晋书》
当王仪提出应该追究主帅的责任时，司马昭立刻恼羞成怒并杀了他。可见东关之败对司马家族是一个非常忌讳的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司马昭杀掉王仪，应该是司马师的授意，至少司马师是持默许态度的。战前司马昭有持节特权，杀一个像军司马这样的中级官员没有问题。不过司马昭杀王仪之事，发生在东关战役后，此时司马昭的持节特权被朝廷收回，理论上他没有擅自处置官员的权力。而且军司马是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再加之王仪的父亲王修是曹魏元老。如果没有司马师同意，司马昭显然不敢就这么明目张胆地杀了王仪。可见司马师表面上宽容诸将、自领罪责，实际上特别警惕有人借检讨东关惨败为名，动摇司马师的执政地位。
嘉平六年(254年)二月，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等人暗中欲发动政变，推翻司马师的统治，并推举夏侯玄辅政。但是这些人行事不密，还没行动就被司马师侦知，司马师马上把参与参与政变的人全部灭三族。
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与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宝贤等谋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辅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羡以车迎丰。丰见迫，随羡而至，帝数之。丰知祸及，因肆恶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镮筑杀之。逮捕玄、缉等，皆夷三族。《晋书·景帝纪》
在这场“难产”的政变中，司马师尽管杀了很多人，但是也放过了一些人。李丰、张辑曾企图把中领军许允拉入他们的队伍，他们派人把推翻司马师的密诏扔到许允门口就走了。许允看了密诏以后，既没有向司马师告发他们，也没有加入他们。李丰、张辑被诛以后，司马师没有杀许允，而是把他流放到乐浪。许允的两个儿子后来都在西晋当了大官。长子许奇官至司隶校尉，次子许猛官至幽州刺史。
李丰、张辑等人谋求反抗司马师的统治，遭到司马师的诛杀并不奇怪。毕竟任何动摇司马家族统治地位的行为，都是司马家族不能容忍的。这体现了他“忌”的一面，不过对于许允，司马师却网开一面，则体现了司马师“宽”的一面。
司马师执政的第五年，镇东将军毌丘俭及扬州刺史文钦起兵，讨伐司马师，此为淮南二叛。司马师亲征淮南，虽然最终平定了毌丘俭和文钦，但他自己也因为受到严重惊吓导致眼疾复发，病死军中。临死前，他把权力移交给弟弟司马昭。
司马昭时期
司马昭执政时，司马家族已经完全把曹魏控制了，改朝换代也是迫在眉睫。就在此时发生了淮南三叛，镇东将军诸葛诞起兵反抗司马昭，司马昭带着魏帝曹髦和郭太后，亲征淮南。经过大半年的作战，司马昭平定了诸葛诞之叛。事后，司马昭灭了诸葛诞三族，还杀了泰山太守常时，为什么呢?因为司马昭征淮南时，曾诏令常时出兵协助作战，但是常时却称病没有出兵。
灭诸葛诞三族，诛常时，自然体现了司马昭“忌”的一面。诸葛诞之叛是司马昭执政遇到的第一个大危机，对司马昭的执政地位构成了严重挑战，司马昭杀他们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在平定诸葛诞之叛的过程中，司马昭也有意释放自己“宽”的一面。
已经投奔吴国的文钦，带着两个儿子文鸯和文虎，出兵支援诸葛诞，不过两个人严重不和，诸葛诞于是亲手杀了文钦。文钦死后，文鸯和文虎投降了司马昭。这个文鸯曾参与过淮南二叛，是害死司马师的直接凶手。所以司马昭的部将都要求处死文鸯和文虎，但是司马昭却宽恕了他们，还对文鸯委以重任。
除此之外，诸葛诞起兵作乱时，曾强迫淮南一带的官吏士民协助他。有人建议把这些人也都杀掉，但是司马昭认为他们是被诸葛诞胁迫的，不应该处罚他们，于是全部予以赦免。“淮南将士吏民为诞所胁略者，皆赦之。”
司马昭这种区别对待，自然是他“外宽内忌”的体现。
平定诸葛诞之乱后，司马昭继续在谋朝篡位的大路上一路狂奔，引起了魏帝曹髦的强烈不满，他孤注一掷，以卵击石，亲自提剑讨伐司马昭，结果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兵士所杀。
曹髦欲发难时，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就在他身边。看到曹髦要要放手一搏，和司马昭拼个你死我活，王沈、王业跑出去告诉司马昭，想叫王经与他们一起去，但王经不去。王经此举，无异于在挑战司马昭。事后，王经被司马昭所杀。
曹髦带人讨伐司马昭时，消息传到司马昭那儿，他马上派人拦截。司马昭的弟弟司马干带人阻拦曹髦，经过掖门时，被守将满长武拦住。因此延误了时间，好在曹髦最终被贾充“搞定”了。
尽管如此，司马昭还是对满长武阻拦司马干一事非常不满，后来随便找了个借口，杀了满长武，还把满长武的父亲满伟贬为庶民。
(满宠子)伟字公衡。伟子长武，有宠风，年二十四，为大将军掾。高贵乡公之难，以掾守阊阖掖门，司马文王弟安阳亭侯干欲入。干妃，伟妹也。长武谓干曰：“此门近，公且来，无有入者，可从东掖门。”干遂从之。文王问干入何迟，干言其故。参军王羡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羡因王左右启王，满掾断门不内人，宜推劾。寿春之役，伟从文王至许，以疾不进。子从，求还省疾，事定乃从归，由此内见恨。收长武考死杖下，伟免为庶人。时人冤之。-《魏晋新语》
满伟是曹魏元老，和司马家族是姻亲关系。满伟有个妹妹嫁给了司马干，就是被满长武拦住的那位。满长武虽然官职不高，但是负责守卫宫门，另外还肩负监视曹髦的重任。可见司马昭对他还是很信任的。在曹髦发难的关键时刻，满长武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对司马昭的“背叛”，被杀也在意料之中。
在曹髦和司马昭的冲突到了白热化的关键时刻，王经和满长武却有意偏向曹髦，不得不让司马昭起了杀心。司马昭杀王经和满长武，也是杀鸡儆猴，以保持对朝政稳固控制的需要。
在展现自凌厉杀伐的一面的同时，司马昭也展现了出宽容的一面。
司马昭执政后期，曾发动伐蜀之战，并最终攻灭了蜀汉，他由此受封晋公。伐蜀统帅钟会是司马昭心腹之人，蜀汉灭亡后，他成为蜀地的最高长官。此时钟会野心膨胀，不甘心在为司马昭效力，而是想割据巴蜀称王。钟会起兵作乱后，很快死于乱军之中。
钟会谋逆之举，理应灭三族，但是司马昭却从轻发落。他只杀了钟会的养子钟毅，和参与谋反事件的钟会侄子钟息。钟会的其它族人，则完全没有受到牵连，照样在朝廷做官，爵位如故。
向雄曾经在王经手下做过事，王经被杀以后，向雄大哭了一场，时人都为之感动。后来向雄被人诬陷下狱，是当时司隶校尉钟会把他救了出来。钟会被杀以后，当时没有人敢给钟会收尸，是向雄把他安葬入土的。
司马昭听说这事后，把向雄叫过去，责备了一番。“往者王经之死，卿哭王经于东市，我不问也。今钟会躬为叛逆，又辄收葬，若复相容，其如王法何!”
很显然，司马昭认为向雄哭王经，是践行自己的道义，无可厚非，所以没有处罚他。但是钟会作为司马昭的心腹之人，却起兵作乱，大逆不道。钟会之死是他咎由自取，向雄葬钟会，多少有沽名钓誉之嫌。司马昭对向雄的责难，也是基于此。
不过司马昭并没有深究此事，向雄自我辩解了一番，司马昭就把他放了。
结语
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再到司马昭，“外宽内忌”的特点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其实是司马家族在不打算大规模清洗朝堂，但又力求篡魏立晋的政治需要。
夏侯玄出身沛国夏侯氏，王凌出身太原王氏、许允出身高平许氏、钟会出身颍川钟氏，这些士族名门，和河内司马氏一样，是曹魏政治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本身和司马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夏侯玄青年时代和司马师是密友，同时司马师还是夏侯玄的妹夫。许允也是司马师青年时代的好友，经常一起品评人物。颍川钟氏和司马家族关系更密切了，钟会之父钟繇是司马懿的故交，钟会本人和司马师、司马昭一起长大，关系交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士族和司马家族的利益是一致的，甚至可以算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只是因为如此，才使得司马家族即便想要改朝换代，也不便大规模清洗朝堂。他们一方面对反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势力保持高压态势，另一方面也要保持曹魏政治网络的相对稳定。
所以，司马家族能做的，就是把反对者从某个家族网络上单独拎出来予以剔除，尽量避免牵连反对者整个家族甚至更多的人。反之，司马家族还会尽可能保全其家族，并维持其家族的政治地位。从而让曹魏官僚系统，保持对司马家族的拥护，至少是不反对。
基于这一策略，所以司马家族的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才会表现出外宽内忌的一面。这是司马家族完成篡魏立晋的重要手段。这种“宽与忌”的微妙平衡，只有司马家族才会把握好，外人很难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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