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涌现众多学术派别，统称诸子百家，根据《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记载，诸子百家多达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诸子百家各个学派之间也不都是和谐相处，相反每个学派为了能力压别的学派相互诘难、互相争芳斗艳间的场面屡屡上演，这种互相争鸣的盛况间接促进了古中国思想学术的繁荣，这段时期的百家争鸣可以说是古中国思想和文化最灿烂、最辉煌的年代，然则有辉煌也有没落，随着秦始皇和汉高祖的先后一统，法家思想和黄老道家思想接连成为新的治国思想，不过到了汉武帝时期治国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当初不受重视的儒家思想开始独占鳌头，并最终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那么有趣的问题来了曾作为治国思想的法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最终真的被儒家思想取代了么?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大变革和大动荡，原本服务于周王朝的官学开始向下层社会转移，知识开始变得普及化，这种现象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学的兴起解放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各种学说流派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发展成熟，法家思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都是在此时成为流传广、影响大的学派。

　　每个学派的代表人为了能推行本学派的思想身体力行的开始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奔走，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虽是同门，但二人选择了不同的诸侯国，李斯在荀子门下学完帝王术之后选择为秦国服务，最后官至丞相。韩非作为韩国王室后人选择为韩国服务，不过韩国相比于秦国毕竟有点弱小再加之韩非的法家思想并不为韩王接受，报国无门的韩非开始著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公元前236年，李斯奉秦王嬴政的命令到韩国，目的是促其速降。李斯来到韩国后，韩非向李斯出示《孤愤》《五蠹》等篇章，李斯看后，把作品带走，传至秦王手中，秦王看后爱不释手。公元前233年，韩非奉命出使秦国，其目的就是保存韩国不被秦国攻灭。不过他的主张与李斯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大计相违背，于是李斯便使用计谋让秦王嬴政将韩非杀害。韩非虽死但他的那套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法家实践理论被秦王嬴政接受。秦王嬴政在李斯等人的辅佐下继续变法图强，以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的法制形式来治理国家，可以说在秦朝法家思想的那套理论得到前面实践。

　　秦王一统后，法家思想正是成为新的治国思想。随着法家思想成为秦朝的治国思想，问题也随之而来，法家主张利用赏罚的手段来治理国家，它强调“以刑去刑”，忽视道德的作用，以利益和刑罚来管理人民，这种在战争时期可以激励士兵和将领，可一旦战争结束，这种正向引导的利益就不再存在，刑罚则会成为新的矛盾的缘由。在秦朝后期，苛刻严峻的刑罚成为人民苦不堪言的枷锁，最终因法家思想而强盛的秦帝国又毁于法家思想。

　　刘邦建立西汉后，面对破碎的山河与穷苦的人民，刘邦深知只靠法家思想治国的弊端，他开始在全国推行休养生息之策，这种解放生产力，收复民心的策略使残破的社会经济开始缓慢恢复，民心得以凝聚。

　　道家的黄老思想讲究无为而治，它们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这种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对于农民战争后的政治形势特别适应，具体到西汉可以从西汉初年陆贾的《新语》中探寻答案。《新语》是西汉初年黄老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陆贾针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探讨了“以寡服众，以弱制强”的统治方法，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这些言语无不说明黄老思想在西汉初年的政治地位。

　　时代在发展，西汉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和经济建设，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不再仅仅只满足于当下，他开始寻求新的变革，黄老思想变得有点不合时宜，不过除此之外到底采用哪种治国思想，汉武帝在最初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为此他曾不止一次的以“策问”的方式向贤良之士寻求治国方略。

　　公元前134年，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汉武帝接受了，至此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开始在之后的朝代中延续，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儒家思想作为早已存在的思想为何汉武帝之前不重视，在董仲舒提出之后，他却刮目相看了呢?

　　原来此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思想与孔孟的儒家思想还有一定的区别，原本儒家思想理想化的通过施行仁政来治理国家。董仲舒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这种新的儒家思想为了能适应当时的社会体系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两点不仅与封建中央集权的社会属性相符合，另外也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封建专制。增加了这些属性再加上儒家提倡的德政、礼治和人治，儒家思想开始焕发新的生机。

　　从秦始皇到汉高祖再到汉武帝，治国思想也从法家思想变成了道家思想最后以儒家思想收尾，细细想来也是实情也可以说这三种治国思想都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秦始皇所在的年代，各个诸侯国已混战几百年，这时若以儒家、道家的思想来完成一统，现实性无从谈起，法家的法治与赏罚手段却很适合;西汉初期，动乱已经结束，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与经济，道家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之策不谋而合，汉武帝时期西汉经过70多年的发展，治理国家若再是“无为”与“严峻刑罚”有点不合时宜，儒家的仁与礼，道德感化则更适合。

　　从董仲舒整合的新儒家思想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三种治国思想并不是相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董仲舒找寻到了其中的关键。从汉武帝开始表面上看儒家思想成为新的治国思想，其实在儒家思想成为新的治国思想的同时，法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也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们只不过是换了另外一种形式来参与国家的治理。简言之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来构成的，这种模板从汉武帝开始被历代统治者接受并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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