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带领周与各诸侯联军起兵讨伐商王帝辛(纣)，最终商周易代，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之为“武王伐纣”。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商朝晚期，纣王暴戾残酷，昏庸无道，民不聊生，商国逐渐没落。而周国文王、武王励精图治，不仅仁政爱民，而且广纳贤士，因此周国迅速崛起，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格局。
周国的壮大引起商国的不满，两国矛盾激化，武王举“吊民伐罪”之兵讨伐纣王。在姜子牙等人的协助下，经过孟津会兵和牧野之战，武王终于大败商纣，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从此，商朝覆灭，周朝兴起。下面本文将从武王伐纣的历史史实、经过、人物三方面具体讲述。
一、历史史实
武王伐纣故事是据史而敷演出来的，史实为整个故事提供基本的故事情节框架，后来的小说、戏剧都是据此加以敷演扩充，所以归其根本历史史实才是武王伐纣故事发展的源头。笔者在搜集整理了众多关于武王伐纣故事的史料后，选定《尚书》、《逸周书》和《史记》作为主要的研究资料，从而分析武王伐纣的历史真相。
战争的爆发往往与交战双方的关系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武王伐纣事件发生的背景主要集中在商周之间的关系上。商周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商中晚期，当时两国的关系比较亲密，殷商的太任嫁给季历，文王又娶帝乙之妹太姒，两国之间保持着友好的姻亲关系。
直到“武乙震死”事件的发生，文丁因此杀死季历，商周之间的关系破裂，由姻亲关系转化为世仇关系。但这个“震死”事件发生得很蹊跷，据《史记》记载“武乙猎於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被众人前拥后簇的帝王好好的就被雷击死了，或是对神有所怠慢而被“震死”，《史记》给出这样的解释有欠说服力。
据笔者分析，这里的“震死”极有可能是个隐晦的说法。黄河渭河地区本就是周的领地，武乙突然到周的领地去打猎，明显带有很强的军事示威意图，所以武乙极有可能在河渭地区与周人发生冲突而战死。武乙的死直接导致商周之间的关系由姻亲关系恶化为世仇关系，一场战争正在悄然酝酿着。
到文王治国理政时期，商纣王赐文王以“弓矢斧钺，使得征伐”，商周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但随着周国的势力不断地发展壮大，两国之间的关系又日趋紧张，甚至矛盾凸显，不容调和。文王一方面不断征伐周边的附属方国，一方面向商表忠心和拉拢人心。《尚书》写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然而文王对黎国的征伐只不过是对众多属国征伐中的一例而已，周国不断地征伐其他附属方国。文王先后征伐了犬戎、密须、耆国、邘和崇侯虎，并将丰邑作为国都。这样的征伐顺序有其一定的军事战略意图，“因为犬戎密须皆近患，故先伐之。耆在上党，邗在野王，则所以图崇，盖纣最大党者，故最后伐之。用兵先后，次序井然。”同时征伐的地域渐渐地靠近商的统治中心地区。周国势力的壮大引起了商朝的不满和警惕，尽管文王向纣王大表忠心，但这样的做法显然没有打消纣王对文王的猜忌。
于是纣王采用宗旨，将文王拘禁起来。后来文王被放归后，避其锋芒，一面继续“效忠”商国，一面韬光养晦“阴行善”，收拢人心，于是众多诸侯纷纷投向文王，双方的力量对比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周国的势力由“三州之侯咸率”到“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再到“九州之侯格于周”，周国的势力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步，直接威胁到商国的统治大权。至此，商周之间的矛盾急速加剧，战争一触即发。
周国不断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是周人“翦商”之志的强大支持。周国虽然被商国征服而成为其附属方国，臣服于商，但这完全是“小邦周”对“大邦商”的无奈。事实上周人一直在蓄积实力，为“翦商”之志做积极准备。从古公亶父韬光养晦的避让战略到文王武王发展自我、扩张势力，都是周人在不同阶段实施的“翦商”之志的不同方式。
二、武王伐纣的经过
武王继承文王遗志，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可以说是时刻准备图上。商周二国的矛盾在商晚期愈演愈烈，伐纣之战由此引发。武王伐纣的经过主要包括孟津会诸侯“观政于商”和牧野之决战两个阶段。
据《尚书》记载，孟津会诸侯的目的是“观政于商”。这个“观政”有很深刻的含义，其表面含义是想通过“观政”对商纣王施加压力，希望纣王能够改过自新，仁政爱民，而实际上则是想在“观政于商”冠冕堂皇的名义下进行“一种大规模的侦察和试探而已”，侦察商的兵力，并试探商对周的态度，为之后的伐商提供经验。
《史记》对孟津会诸侯也有详细的描述，不仅交代了渡孟津的时间，而且还讲述了周国战车上“以文王为木”和武王渡孟津遇白鱼上龙舟、天火降王屋等趣事，记载要比《尚书》丰富多彩。八百诸侯不期而遇，决定要讨伐商纣王，但武王认为时机还未成熟，于是武王伐纣的前奏孟津会诸侯就只能不了了之，班师回西岐。
武王从孟津退兵后的两年，殷商统治更加腐朽不堪，出兵剿灭商的时机终于成熟，周国终于迎来了最后的大决战——牧野之战，对此《尚书》、《逸周书》和《史记》则详细地讲述了牧野之战的具体情况。先是武王带着车和人马来到商的郊外牧野，等待着大战的来临，并且作《牧誓》誓词鼓舞广大将士。直到“甲子昧爽”商纣王带领着浩浩荡荡的军队出现，轰轰烈烈的牧野之战正式开战。
由于纣王的无道残忍，商朝的将士无心恋战，纷纷阵前倒戈，两军相互残杀，一时间“血流漂杵”，这场宏大壮观的战争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结束了，商大败于周。之后，武王进入商王宫室里，行战争之礼仪后，斩纣王和“二女”的首级，并将其首级悬挂在太白、小白旗上，以此来宣告战争的胜利。武王在经历了孟津会诸侯“观政于商”和牧野之决战两个阶段后，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周人的“翦商”之志最终得以实现。
三、武王伐纣的人物
综合《尚书》、《逸周书》和《史记》等史料，参与武王伐纣事件的主要人物有商纣王、周文王武王和姜尚，他们在武王伐纣事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纣王，一直以来都是作为一个暴君形象出现的，然而历史上的纣王是一个功过参半的人物。历史上的纣王确实是有其暴戾、昏庸的一面，不论是从武王口中历数种种罪行：“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还是商国臣子微子评价自己的国君“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纣王的暴戾无道是无可非议的。
但“纣之不善，不如是其甚也”，纣王的罪行远没有古代典籍中记载的那么多。顾颉刚先生就曾对纣王的诸多罪行进行了考证，他指出纣王的罪行起初只有八九条，并且这些罪行也没有现在流传的那么十恶不赦;到了战国，他的罪名突然新增了二十七条;到了西汉，又添加二十二条罪行，纣王的罪行随着年代的久远累积得更多。
事实上，历史上的纣王除去其暴虐无道的一面，还有其卓越非凡的一面：长相高大俊美，为一代英杰;智力上也有过人之处，即“资辨捷疾，闻见甚敏”，甚至能利用他出色的口才应付满朝文武的劝谏和掩饰自己的过失;同时又天赋秉异，力气极大，能敌百人。可见纣王有着出众的身体条件和智力条件，不是一味的坏到底。
文王武王作为武王伐纣事件的发动者，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至仁至德。文王“笃仁，敬老，慈少”，显然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谦谦君子形象;而且礼遇贤士，有时甚至都顾不上吃饭，其对贤士的渴望之心邵然可见。而武王的仁义之举也毫不逊色，在攻占朝歌之后，武王施仁布德，“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受到百姓的大加赞赏，人们都被武王的贤能善举所折服，欢悦的归附。
同时武王也是一个严明的军事家。武王治军有方，军纪严明，要求士兵们“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时刻谨记整顿军队。交战中如果有不奋勇杀敌的将士就要“其于尔躬有戮”，军纪的严明由此可见一斑。在伐纣过程，武王显示出了卓越的用兵才能。
牧野之战开战后，武王有策略有步骤地与商军交战：先发《牧誓》演讲，调动士兵的士气;当士兵们士气高涨时命“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商军一时四分五裂，无心恋战，皆向周军倒戈。
武王有至仁至德的一面，也有其刚烈勇武的一面。牧野之战取得胜利之后，武王进入纣王的王宫中，即使面对死去的纣王，武王也不放过对纣王的尸体进行鞭挞侮辱，以泄胸中的国仇家恨，这里的武王已经不再是那个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而是个眦睚必报的勇士。
历史上的姜尚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大的神通，而是个博闻多识、运筹帷幄、智勇双全的谋士。当初文王在渭河遇到姜尚，被文王赏识提拔为周国丞相，文王从羑里归来，听姜尚之计暗地里偷偷地发展壮大周国。太公姜尚遇事有其真知灼见。在武王即将起兵伐纣之时，由于占卜不吉利，加上暴风骤雨的来临，众大臣的伐纣之心发生动摇，而只有太公姜尚力排众议，坚持要出战，坚定了武王伐纣的决心，伐纣之战才得以取得胜利。
不论是文王的“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是武王的成功伐纣，都是“太公之谋计居多”，为伐纣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太公姜尚有谋，而且有勇，是位英武的将帅。当牧野之战拉开序幕后，姜尚一马当先，率领一小支精锐部队打头阵，毫不畏惧迎面而来的七十万商军，其英勇孔武、意气风发完全不同之前的老谋深算，甚至到唐朝时得到官方的认可，被冠之“武成王”的称号，成为了“战神”。
四、总结
武王伐纣故事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古代故事，经过历史长河的洗涤和若干代人的修改和创造逐渐变得完整成熟。但在历史流传过程中会继承前代的相关故事，继而添加新的内容。上述文章是基于史书等文献来讲述武王伐纣以及商纣王、周文王武王和姜尚的形象，希望还原历史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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