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代北方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为什么很多唐代北方的大军不忠于朝廷，却愿意跟着安禄山反叛?
类比来说，在一个单位，掌握人事和财务大权的那个人才是员工们马首是瞻的老板。安禄山就是范阳、卢龙和河东三镇的老板，唐玄宗主动让出了本该属于他的权力，所以三镇大军只知有安禄山，不知有唐玄宗。
唐玄宗为何犯下如此拙劣的错误?这其中固然有其晚年刚愎自用的成分，但更重要原因的是历史大背景下的无可奈何选择。
唐代初年的军制实行的是“府兵制”，所谓府兵制就是兵农合一的一种制度，即士兵战时为兵，闲时务农。府兵没有薪水，甚至连基本的装备都需要自备。但军户可以享受到获得400亩永业田，且全家人都可以免除课税和徭役，可谓一人当兵全家享福。
由于府兵制不需要国家支付高昂的费用，所以唐代的大军规模一度高达近百万人。但这种看似很“完美”的制度，到了开元年间就再也执行不下去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均田制”破产了!府兵制运营的低成本，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即用“永业田”代替军费开支。唐代建立初期人口稀少，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因此朝廷手上有足够的土地支撑府兵制。
可随着人口的暴增、土地私有化和兼并潮的到来，均田制再也搞不下去了。均田制的破产直接导致府兵制成了无源之水，因此募兵制走向前台。
所谓“募兵制”就是雇佣兵制度，粗暴一点说就是朝廷花钱雇佣职业军人，你情我愿，一切以利益为核心做交易。
这个变化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府兵制下的军户由地方政府管理，是“有组织的人”，他们大多人的家在关中及周边地区，而募兵制下的士兵是“自由人”，士兵们大多为边关当地人口，只认招募他们的顶头上司。
为了管理方便，唐玄宗还将募兵的权力交给了藩镇。很显然，这些士兵从一开始就与朝廷隔绝，形成以藩镇为中心的地方利益集团，朝廷被空心化了。
从调拨到自征赋税，朝廷丢掉了“财政大权”
在府兵制下，藩镇的军饷开支、物资补给全都由朝廷调拨，离开朝廷他们一天也活不了。但唐代的军事部署重点在北方边关，钱粮征调周期长，运输耗费太大。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唐玄宗下令，将藩镇周边郡县的赋税直接交给藩镇，而不是解押进京再调拨到藩镇。
可是后来又发现，如此一来地方与藩镇经常会因为赋税数量、征收时间等发生争执，于是唐玄宗大脑一热：干脆将地方的行政管理权直接交给藩镇，一元领导，避免扯皮。
结果扯皮的问题解决了，藩镇事实上变成了掌控地方财政的军政一把手，也变成了给士兵们发饷的老板。
这时候你是不是一哆嗦?对了，一个左手钱袋子，右手印把子的军头，其实就是有资本割据一方的军阀。
至此，藩镇势力与母体大唐帝国的联系，仅剩文化认同这根脐带了。
从汉兵到胡人军团，朝廷失去了“文化认同”
中国从南北朝开始进入民族大融合时期，到唐代进入高潮期，在大唐帝国居住着大量的胡人，北方更成了胡汉杂居的地区，某些地方甚至汉民成了少数民族。
李林甫当政期间，为了排挤汉人边将，他向唐玄宗提出启用胡人为藩镇节度使。唐玄宗出于对汉将的忌惮心理，采纳了李林甫的建议，从此安禄山等胡将逐渐成了藩镇节度使的主流。
胡将、胡兵在朝中没有根基，固然不会与中央集团产生复杂的利益关系，但缺乏文化认同的他们，也让藩镇对大唐帝国的忠诚度逐渐沦丧。
与此同时，当地士族集团也出现了离心离德。唐代是豪门集团的天下，处于藩镇地区的地方士族集团很难得到关中、关东、河北、河东豪门的认可，始终游离于政治核心以外，因此他们对“本地化”的藩镇势力有先天的认同感。
安史之乱中，有一大批汉人士族阶级追随左右，比如张通儒、平冽、李史鱼、牛庭玠、崔乾祐、尹子奇、田承嗣、田乾真等等，原因就是他们更认同“地产利益代表人”安禄山。
安禄山所掌控的范阳、卢龙和河东三镇如此，其它所有的藩镇也都如此，尤其当藩镇的总兵力超过50万，而中央禁军的数量仅有8万，如此失衡的比例让朝廷又失去了对藩镇的威慑力。
在这种情况下，藩镇脱离控制是早晚的事，各大藩镇在利害面前，选择追随安禄山也就不足为奇了。
遗憾的是，唐玄宗被虚假的繁荣所蒙蔽，完全无视环境的变化所造成的“藩镇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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