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捕快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古代的捕快是什么职务，与现今的警察有什么差别?

　　2012年7月12日，电影《四大名捕》首映，讲述了神侯府和六扇门同破大案的故事，其中无情、铁手、追命和冷血等四名捕快，身怀绝技、风格各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情节的影响，小伙伴们自然而然会将四大名捕与警察联系起来。其实，两者既相互联系，又差异明显。

　　从电影回归现实，在文献中的捕快耐人寻味，引人入胜。实际上，捕快分为捕和快两类，“捕役，捕拿盗匪之官役也”，“快手，动手擒贼之官役也”，两者职责相近，合称捕快。在日常工作中，捕快负责缉拿罪犯、传唤被告和证人以及收集证据等职责，这项职责与现代的警察是类似的。

　　四大名捕剧照

　　在地方州县，捕快属于公职人员，与皂隶、壮班组成分工不同的三班衙役。捕快负责缉捕，类似于刑警。皂隶从事站堂和提拘，相当于内勤。壮班专司保护仓库、协捕盗贼的工作，等同于民兵。三班均有头领，称为班头或头役，负责本班事务。在警察队伍中，同样也有不同的分工和类别。

　　根据清代法律的规定，三班衙役一般服役三至五年。任期届满，不得留任，如有违反，州县长官将受到必要的惩处。衙役没有固定的工资，以捕快为例，每月只发叫做“工食银”的伙食费。按照职务不同，捕快每年收入六至十二两银子。和捕快类似，警察的工资同样由政府发放。

　　按照州县的大小不同，捕快的数量也有差异。据《松江府治》记载，松江有四十个捕快编制，而邻近的华亭县，却有八十个捕快编制。不仅如此，大的州县捕快有“马快”和“步快”之分。顾名思义，马快就是捕快配有马匹，用来执行公务，而步快就是普通的捕快了。

　　加入捕快职业，也有从业要求。捕快必须是男性，身体强壮，手脚灵便，思维敏捷，最好还有一些武艺。平时办案时，捕快身着便装，走街串巷，打听消息。发现嫌疑人后，亮明腰牌，显示身份，用铁尺和绳索缉拿对方。与捕快相比，当代的警察有男女之分，办案手段更加科学高效。

　　所在州县有案件发生时，捕快第一时间介入调查，官府对捕快进行考核。考核以时限为准，叫做“比限”。一般案件，五天一“比”，重大案件，三天一“比”。过了比限，捕快仍无进展，将受到责打，以示惩戒。从考核制度上看，捕快的考核过于刻板，而警察在品德操守、职业素质、工作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估，更加公正合理。

　　捕快和警察尽管交集很多，不过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归纳起来，呈现“三低”的特点。

　　首先是社会地位低。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捕快一直属于贱民行列。在春秋时期，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差役，分为“皂、舆、隶、僚、仆、台”等类别。秦汉时期，捕快归属于“隶臣妾”的贱业。到了魏晋，捕快仍以“杂户”的身份，受到社会鄙视。在唐宋，捕快被称为“吏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到清代，《大清会典》规定：“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隶卒为贱。”进一步明确了捕快的贱民身份。

　　捕快不仅在社会的主流意识中得不到认可，在日常工作同样受到各种歧视。清代捕快的制服采用半红半黑的颜色，就连鞋子也是如此，这与官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大清律例》对捕快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比如捕快不能从正门进出衙门，不能坐在公堂上，违者“杖七十，徙一年半。”更有甚者，官员可以任意打骂、鞭笞衙役。

　　在社会的施压下，形成了一种尴尬的现象。处于社会底层的捕快，却承担着社会公正执法的职责。两者之间，很难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导致封建社会的法制生态严重畸形。《水浒传》中，武松身为步兵都头，依然无法摆脱“贱役”的阴影。而杨雄是刽子手，因身份的影响，“娶了大户人家的婢女潘氏”。

　　《新水浒传》中杨雄剧照

　　其次是入职门槛低。

　　在古代，民间的男丁都有服役的义务。役不仅是指大军的兵役，还可以是衙门的差役。各地州县根据实际的需要，指派一定数量的男丁充当捕快。由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导致捕快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捕快有利可图，吸引了不法分子投机取巧。这些人只要每年向衙门缴纳二至四两的“纸笔之费”，就能以“挂名衙役”的名义，捞取非法利益。四川巴县新任知县刘衡到任后发现，当地人口数万人，衙役竟有七千人之多。更可笑的是清代捕快的身份，可以继承、出租、质押和赎回。这些不法之徒“虽饱受鞭扑下贱之辱，而甘之如饴。”

　　最后是道德水平低。

　　在工作中，“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响之类，在在皆须其力。”捕快从事的是州县的基层执法工作，他的正常收入，无法维持日常开销。于是，捕快利用手中的权利，以“脚鞋钱”、“酒饭钱”、“宽限钱”、“买放钱”和“说和钱”等名目，向双方当事人收取利益，大搞权钱交易。

　　北宋文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可见捕快受贿枉法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了。捕快“腰有一牌，便声生势长，鱼肉细民”，“捉影捕风，到处吓诈”，当地官员往往与捕快沆瀣一气，包庇纵容，默许了捕快的不法行为，进一步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成为危害一方的黑恶势力。

　　清代老照片：上海的捕快(图右)，正在看守囚犯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总结：“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唯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骨洒膏，吞声泣血。四大洲内，唯此四种，恶业至多。”纪晓岚的总结和点评，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捕快的不法行为，在社会上恶评如潮，声誉日下。民间对捕快又恨又怕，避之不及。一些有名望的家族，订立家规，明令禁止族人从事捕快职业。一旦有人涉足，当事人将被从家谱中除名，死后也不得入祠享祀。

　　封建统治阶级对捕快实行社会和经济双重约束，同时，给予捕快有限的权力，充当基层的执法者，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存在着缺陷，捕快利用制度漏洞，收取灰色利益，枉顾法律制度，与现代警察的宗旨和信念完全背道而驰，成为封建制度下的一大毒瘤，贻害无穷。

　　参考文献：《阅微草堂笔记》《梦溪笔谈》《大清会典》《松江府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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