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书铁券，指的是古代帝王颁授给功臣、重臣的一种特权凭证，又称“丹书铁契”，亦即民间叙事中所说的“免死牌”、“免死金牌”。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铁券是一种外形状如瓦筒，在其两面阴刻文字，并以金镶嵌其字的铁制器物。是古代君主为了显示其永久流传之意，将誓约刻于铁制的瓦形器上，颁赐给功臣及其后代的一种互为誓言约定的凭证。主要作用是给予被赐予者享有的某些权力及荣誉之外，最重要的是有免死之功效。

　　在史料中也被称作“丹书铁契”“丹书铁券”“金书铁券”“诰券”“世券”等，虽有名称变化，但因其材质多为生铁，是以皆可统称为“铁券”。

　　一、两汉时期

　　最早关于铁券的记载是汉高祖十二年，丹书铁契，即铁券，就是以铁为契，用丹色颜料在其上书写誓言。

　　颜师古说：“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重缄封之，重慎之义。盖谓以丹书盟誓之言于铁券，盛之以金匮、石室而藏之宗庙也。”可见铁券在其肇始之初，在政治上就已经受到了极高的重视，成为统治者巩固统治与奖励功臣的契约凭证。

　　东汉范昇曾赞汉初给功臣“丹书铁券，传于无穷”是“厚下安人长久之德”的举动，是汉朝“桑世十余，历载数百”的重要原因。到汉桓帝时，“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有玉印、珪、璧、铁券”，可以知道铁券在东汉时期依旧沿用。

　　虽然两汉皇帝为拉拢功臣之心，在铁券誓言中言之凿凿的说：“使黄河有带，泰山若确，圃以永存，爰其苗裔。”但券文中并没有明确刻写免罪与免死的条文。故此获赐铁券的功臣一般都会因一些比较小的缘故被问罪惩戒，更不用说赦免罪责。赵翼认为汉代的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

　　司马迁说:“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耗矣，罔亦少密矣。”至于功臣的子孙后代就更不会拥有免罪的特权，只要稍微触犯刑律，就会被问责惩处。例如陈平后裔陈何，“坐略人妻，弃市，国除。”

　　由此可知汉代铁券并没有之后免死的作用，仅是皇帝拉拢功臣，彰显其勋爵的手段和允其世袭爵禄的一种荣誉与契约凭证。

　　二、魏晋南北朝

　　1.君臣互信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纷争，铁券成为军国大臣与统治者间互相取信的重要信物。被赐予者的范围扩大化，不再只是功臣，还增加了铁券最重要的一个现实功能——免罪、免死。首先，北魏时期的铁券和两汉铁券相比，开始有了免罪免死的特权。

　　持有铁券的“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冯太后临朝听政之时，为巩固自己的权力，提拔杞嶷、王遇、张佑、苻承祖、王睿等宦官宠臣，不仅将他们短时间内封为公侯宰辅，又赐“财帛以千万亿计，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冯太后还因元丕有功，“特赐丕金券”。

　　到了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废太子恂与元隆、穆泰等人密谋造反，被孝文帝赐死。元丕也受到了这次谋反的牵连，但被免死就是铁券免死功用实现的表现，当然也是因为他并非主谋的缘故。刘腾、元叉也向灵太后索铁券，希望得到免死特权。

　　到西魏北周之际，铁券开始有了具体免死次数的规定。西魏大将李穆在河桥之战中救了宇文泰的性命，所以后者又特地“赐以铁券，恕以十死。”

　　2.招降纳叛

　　其次，铁券还与招降纳叛、异族相安联系起来。东晋时期，天门与武陵溪蛮反叛，“詹召蛮酋，破铜券与盟”，使得数郡得以无虞。其后天下大乱，而应詹管辖之地独自保全。

　　北魏明帝孝昌年间，北地边镇起兵叛乱，杨津用朝廷颁赐的二十副免死铁券为条件，写信策反了以叛军首领之一的元洪业为首的众人，在他们除掉另一位叛军首领毛普贤后，及时平定了这场叛乱。

　　除了对降将、叛乱者给予铁券，以安其心外，南北统治者之间也用铁券来拉拢收买对方统治下的势力。北魏统治下的仇池氐、羌统帅“蛩廉、苻忻等受刘宋官爵铁券”后，反叛了北魏。北魏太祖也“密赐乾运铁券”，所以在尉迟迥攻打蜀地到涪水时，杨乾运主动献出了潼州。

　　另一位蜀地将领任果也因依附较早而被“赐以铁券，听世相传袭”。当然，用铁券作为招降的工具，也有不被认可之时。严恺是巴州刺史知严始欣的族子。北魏庄帝在诛杀尔朱荣后，遣使“赍铁券赐世隆”，尔朱世隆言：“今两行铁字，何足可信!”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铁券较两汉时期有了更多变化。铁券不再只是赐给功臣勋爵的荣誉凭证。这一时期被赐予铁券的人数量更多、更广泛，功臣、宦官、叛臣、降将皆可授予，其免死免罪等特权也被逐渐的认可。

　　三、隋唐五代

　　1.褒奖功臣

　　隋唐五代时期，铁券主要的功能——表彰与免罪其实已经确定下来，与前代相比已无较大差异。但唐代中后期铁券的颁赐呈现泛滥的趋势。至神龙元年，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政变”，迎立唐中宗，复唐国号。

　　唐中宗“以张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皆为立功之人，赐以铁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但此次铁券的颁赐，对免死不仅有次数限制，还规定了免死的条件，即被赐予者不能参与叛逆，否则不能赦免。

　　景云二年，刘幽求因在唐睿宗继位过程中立下功劳。安史之乱后，在宝应元年，唐肃宗封李光弼为临淮王，并“赐铁券。”广德元年，唐代宗对郭子仪和李宝臣、李怀仙、薛嵩、田承嗣等人论功行赏，誓以不死，并“皆赐铁券，藏名太庙，画像凌烟阁。”

　　随着藩镇割据局势的加剧以及中央力量的衰弱，唐后期封赏铁券的频率越来越高。尤其唐僖宗和唐昭宗时代，二帝被乱兵所逼，不断出逃，在安定后就封赏了一大批护驾有功的臣子。光启元年，沙陀逼近京师，唐僖宗出逃至凤翔，朱玫等人率军来围。孔纬向李昌符借来兵马，护送僖宗安全到达梁州。

　　等到平定朱玫，从帝还京，孔纬被“赐号‘持危启运保乂功臣’，铁券恕十死。”王行瑜也因斩杀朱玫，平定京城之功，被唐僖宗“赐‘持危启运保乂功臣’，赐铁券，恕十死罪。”

　　宦官杜让能也因护卫僖宗的功劳，被“赐‘持危启运保乂功臣’，仍赐铁券。”文德元年三月，僖宗驾崩，宦官杨复恭因谋册立唐昭宗有功，被“赐铁券”。类似的受赐者还有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镇国、匡国等军节度使韩建、镇海军节度使钱镠等人。

　　2.抚慰降将

　　它被统治者用作凭证，招降敌将、安抚藩镇。唐初，隋将尧君素驻守河东，唐军攻其不下。为劝说尧君素投降，“大唐又赐金券，待以不死。”在刘武周死后，其部曲多为苑君璋所统帅，高祖派遣使者招降，“赐铁券，约不死。”

　　苑君璋在唐与突厥的招揽间摇摆后，率领部曲降唐。但是从唐玄宗天宝年以后，尤其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割据严重，铁券逐渐有了新的作用——安抚藩镇。天宝七年，“六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赐实封及铁券。”

　　广德元年，唐代宗因仆固怀恩有平定安史之乱之功，“赐铁券，以名藏太庙，画像于凌烟阁。”建中二年，当时各地藩镇之间相互猜忌，阻塞通途。唐德宗为了向全天下昭示恩信，安定诸藩，“乃加崇义同平章事，且赐铁券誓之。”兴元元年二月，唐德宗下诏加李怀光为太尉，赐铁券，赦免三次死罪。

　　“怀光怒曰：‘人臣反逆，乃赐铁券，今赐怀光，是反必矣!’乃投之于地。”是时，因各种前车之鉴，中央与地方藩镇之间毫无信任可言。如玄宗赐安禄山铁券、代宗赐仆固怀恩铁券、德宗赐梁崇义铁券，本意皆为安抚，但此三人皆在被赐铁券以后，陆续的起兵反叛，但也兵败身死。

　　此时铁券已经在起伏不定的叛乱中从荣誉、功勋以及免死的象征变成了朝廷对地方藩镇不再安心时的一种警示与安抚，反而会提高藩镇对朝廷的警惕，铁券信誉凭证的性质也逐渐不再被藩镇认可。

　　3.安定异族

　　除了对功臣的赏赐、招降敌将，安抚藩镇之外，唐代的铁券还有安定周边异族，互为约束的作用，是当时重要的羁縻绥靖政策之一。

　　麟德二年，唐朝在帮助新罗抗击高丽、倭寇之后，“与新罗王会于熊津城，刑白马以盟，乃作金书铁券”，将刘仁轨所作誓词刻于其上，藏于新罗庙中。武后时，吐蕃首领“赞婆以所部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皆赐铁券，礼慰良厚。”

　　开元二年，契丹都督李失活因为默啜政衰，率部落来归附，唐玄宗赐给了他们丹书铁券。天宝初，封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并赐铁券。”护蜜国王子颉吉匐也因“请绝吐蕃”，被玄宗“赐铁券。”总而言之，唐代中央赏赐的铁券数目众多，其免死次数从早期的一两次不断增多到后期的十次。

　　但是唐代帝王却没有将铁券上的免死特权当真，其从开始就已经只是一种形式。开国功臣刘文静在武德末年被杀、裴寂被太宗流放于静州。神龙二年，武三思诬构桓彦范与敬晖、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等，言“虽托废后为名，实有危君之计，请加族灭。”中宗以“彦范等五人尝赐铁券，许以不死”为由，使五人免除了族灭的惩处，但亦被流放。

　　景福二年，李茂贞逼昭宗诛杀杜让能，杜让能受赐自尽。因此，铁券这种本就形式性大于实用性、没有丝毫神圣与权威性的赏赐，随着唐代中央集权的衰落，越来越不被世人所认可，作用也越来越小。后唐同光二年，唐庄宗在正月赐郭崇韬“铁券，恕十死”、二月赐李嗣源铁券。同光三年，庄宗对朱友谦“赐姓，名继麟，编入属籍，赐之铁券，恕死罪。”

　　结语

　　总体而言，明朝以前的铁券颁赐、形制、内容、规格皆仰仗统治者需求，并未形成固定统一的制度。直至明朝，朱元璋才在唐代铁券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专门化的铁券制度。

　　但清朝建立后，不再将“铁券”用作因军功封爵的凭证，而是用“铁帽子王”这一称呼来指代诸王中某些可以世袭罔替的王爵。乾隆三十九年，“功封之王世袭而为铁帽子王、恩封王降袭的制度确立”，铁券制度因而废止，从此退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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