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禄竹溪记
唐顺之 〔明代〕
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见其所蓄，自绝徼海外奇花石无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斩竹而薪之，其为园，亦必购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钱买一石、百钱买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据其间，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师人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然才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难致而又多槁死，则人益贵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师人乃宝吾之所薪。”呜呼!奇花石诚为京师与江南人所贵。然穷其所生之地，则绝徼海外之人视之，吾意其亦无以甚异于竹之在江以南。而绝徼海外，或素不产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见竹，吾意其必又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是将不胜笑也。语云：“人去乡则益贱，物去乡则益贵。”以此言之，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乎!
余舅光禄任君治园于荆溪之上，遍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间作一小楼，暇则与客吟啸其中。而间谓余曰：“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亦足适也。因自谓竹溪主人。甥其为我记之。”余以谓君岂真不能与有力者争，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昔人论竹，以为绝无声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艳绰约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谐于俗。是以自古以来，知好竹者绝少。且彼京师人亦岂能知而贵之?不过欲以此斗富，与奇花石等耳。故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君生长于纷华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马、僮奴、歌舞，凡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与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此其于竹，必有自得焉。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间也欤?然则虽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犹将极其力以致之，而后快乎其心。君之力虽使能尽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贵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译文
我曾经游观过京城世宦富贵人家的亭园，见那里收藏的东西，从极远的边地到海外，奇异的花卉石子没有不能罗致的，所不能罗致的只有竹子。我们江南人砍伐竹子当柴烧，筑园建亭也必定购买寻求海外的奇花异石，有的用千钱买一石，有的用百钱买一花，并不吝惜。然而如有竹子占据在当中，有时就将它砍去，说：“不要让它占了我种花置石的地方”。但京城人如果能觅到可心的竹子，常常不惜花费数千钱来购买;然而一遇到下霜降雪，便又都干枯而死。正因为它的难以寻觅而且又多枯死，人们因此就更加珍爱它。而江南人中有人讥笑他们说：“京城人竞把我们当柴烧的东西视为珍宝。”呜呼!奇花异石诚然为京城与江南人所珍爱。然而追溯它们的产地，则边地和海外人看待它们，我想也与竹子在江南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而边地海外，或许是从不出产竹子的地方，假如让那里的人一旦看到竹子，我想他们必定比京城人更加珍爱和看重它。这种情况恐怕是笑不完的了。俗语说： “人离乡则愈贱，物离乡则愈贵。”如此说来，世上的美丑好恶，又有什么不变的标准呢!
我的舅舅任光禄君在荆溪的边上构筑了一个亭园，到处种竹，不种其他的花木。竹林间造了一座小楼，有空就与客人在那里吟诗啸歌。他偶然对我说：“我不能与有势力的人比池亭花石的盛况，单独在这里取山地本来所有的东西，可以不花费劳力而使满园苍翠葱茏，也足以自适。因此自称是竹溪主人。请外甥为我记述一下吧。”我认为任君哪里是真的不能与有势力者攀比，而随意取其当地所有;恐怕还是对竹独有特殊的爱好，而不愿意把它告诉别人呢?过去有人谈论竹子，以为它绝没有动人的姿色和香味值得喜爱。所以它奇巧怪异不如石，妖艳柔美不如花，孑孑然有如高傲独立的士人，不能与尘俗混同合一。因此自古以来，知道珍爱竹子的人极少。那么京城人难道也是能知竹而加以珍爱的吗?他们不过是想用此与别人争夸富贵，如同用奇花异石向人炫耀一样。所以京城人的珍爱竹子，与江南人的不重竹子，他们都算不上懂得竹子。
任君在繁华闹市中生长，而能不沉溺其中，衣饰、车马、僮仆、歌舞，凡是富贵人家所沉湎嗜好的，一切摒弃而去。尤其是方正刚直不随意与人交往，凛然有高洁独立之气，这正是任君对于竹子必有自得的地方。只要人们喜爱某种东西，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对于那种东西的追求。那么虽然假使竹子不是这里的土地所有，任君也将竭尽其力予以收集，然后心里才高兴。任君的财力虽然使他能尽量寻觅奇花异石，然而他的爱好本不在此啊。可叹啊，竹子本可以不出江南而为人贵重，对此我更加有感受了。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只知是唐顺之的舅舅光禄大夫任君在荆溪之上修筑园林，请唐顺之为文以记，于是作者便写下这篇文章。
赏析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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