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王朝由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他推翻了王莽所建立起的新王朝,重新恢复由刘氏统治的汉王朝。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趣历史小编一起看下去。
选什么样的人做官是一个亘古存在的问题。三国时曹操善于发掘人才，善于用人是他能够称雄乱世的一大资本。曹操曾经单独下《求贤令》，要求各地举荐人才，不论品德出身如何，一切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就不能埋没人才。
曹操《求贤令》翻译过来是这样的：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哪个不是得到贤德的能人和他一起治理国家的呢?在他们得到人才的时候，往往不出里巷，难道是偶然的际遇吗?是上边的人寻求发现的呀，当今的时代就是特别需要访求贤才的时刻。
“孟公绰做大贵族的家臣是好的，但却当不了滕、薛这样小国的行政长官。”假如非得是廉洁的人，才可以任用，那么齐桓公怎么能称霸于世呢!当今天下有没有(像姜尚那样)身穿粗衣怀有真才在渭水岸边钓鱼的呢?又有没有(像陈平那样)被指斥为盗嫂受金而没有遇到魏无知推荐的呢?诸位要帮助我发现那些埋没在下层的人才，只要是有才能的就举荐出来，使我能得到而任用他们。
东汉的选官制度
这道命令单独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如果结合东汉末年的时代背景，曹操敢于下这样一道命令，是打破传统反抗世俗号角。官员的选拔，两汉实行的是察举制，简单说来就是推荐做官。推荐你为孝廉、茂才，这样你就有了做官的资格，等待合适的职位，就可以担任官员了。
察举制早期是比较合理的，也推荐了很多优秀的人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察举制最终走向了极端——士族垄断了官僚集团。就拿袁绍和杨修的家族来说，他们都是连续几代人都担任三公的职位，他们家族的人所举荐的官员，就成了家族的门生故吏，兜兜转转，做官的机会就被这些世家大族把持了，东汉官僚全部落入了士人控制。
东汉坚持道德至上
东汉是士人气势高涨的时代。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在政府的政策性培植下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当时能通经的士人，不但在政治上、学术上享有优越的地位，在社会上也享有高度的评价。因此，士人也自视甚高，对自我的德行要求也甚高。
西汉灭亡后光武中兴，光武帝刘秀为鼓励在纷乱之时保持高风亮节、特立独行的节义之士，特别予以表扬，此举固无不当，但却造成一种为享大名于天下而刻意隐逸、或以借“道德良好”来达到引人注目、立异名高的目的。于是，选举、群召等拔取政治人才的制度，一变而被扭曲为“道德比赛”的工具。
道德是必要的，但它是一种发自内心，印证于日常生活的修养，它固然可以评议、比较出一个人修养的高低，但却不适合拿来比赛，因为毕竟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端正人的行为与社会风气，而不是与人一较高下来猎取官位或沽名钓誉。然而这种道德比赛却确已成为当时的风气。再加上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宦官、外戚交互窃柄，更促使士人激愤，太学“清议”更应运而生。
简单来说，当时做官最推崇是看你的道德品质如何，如果你道德高尚、名声好，这就是你做官最大的资本，而不在乎你有没有能力。所以人人都刻意标榜自己的德名，互相品评，抬高身价。固然道德高尚的人之中，并不乏有能力的人，但是也有只会空谈，啥也做不成的人。
司马光曾说过：“三代以来，风俗以东汉最美。”这话不错，但仅止于个人的道德;亦即士人当时的关注、评议之焦点与判准，大多以私德为断，而缺乏对实际治事能力的考虑。因此，风俗虽美，但士风虚矫，空谈道德，但事功全无，缺乏实事求是之精神;于是乎天下分崩，苍生饱受流离之苦。
曹操本人就是举孝廉出身，在天下大乱之前先后担任过洛阳北部尉、济南相、顿丘令等等官职。他对于东汉这种道德至上，互相推荐的选官制度是非常清楚的，这种制度最容易埋没人才。所以曹操才会举管仲、陈平的例子，陈平名声很差，被人讥讽盗嫂受金，但却为汉高祖刘邦立下了很大功劳。
郭嘉是曹操非常中意的人才，陈群就曾多次告郭嘉的状，说郭嘉品行不端，但曹操从来都是一笑置之。曹操秉持的是唯才是举，哪怕你居于陋巷，哪怕你本身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只要有才能，我就给你平台让你施展，造福天下苍生百姓。曹操所坚持的唯才是举，是对东汉道德至上的强烈反抗!
惜乎曹丕最终还是接受了九品中正制，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纵观历史，从春秋战国的贵族政治，到两汉魏晋的士族政治，再到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或许这本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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