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悼公继位时，晋国公室的地位已经远不如以往，而此时晋国实际上的掌权者是“中军将”韩厥。整体而言，韩厥施政的表现还算是稳健，也正因如此，晋国仍然能勉强保持住霸主的地位。
《左传》云：“秋，杞桓公来朝，劳公，且问晋故。公以晋君语之。杞伯于是骤朝于晋而请为婚。”
杞桓公此来有两个目的，一是到鲁国朝见并慰劳鲁成公;二是向鲁成公询问晋国的近况。鲁成公将晋悼公继位后的情形告知于杞桓公。杞桓公听了鲁成公的叙述，随即就前往晋国朝觐，并且向晋国请求通婚。事实上，这是一起很典型的诸侯同盟意志不坚定，并持观望态度的例子。
在笔者眼中，杞国可以算是晋国忠实的同盟国之一。晋悼公继位后，按照“礼”的规定，杞桓公应该主动前往晋国朝见。然而，杞桓公并没有这样做，他先到鲁国拜会鲁成公，其目的就是希望借由鲁成公之口，了解经过“杀三郤”及“晋厉公被弑”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晋国内部的形势和国力状况，并由此来决定是否要继续与晋国结盟。
鲁成公将晋国上下君臣一心的情况告诉给杞桓公，杞桓公听后大吃一惊，为了避免晋国发觉自己有二心，便迅速赶到晋国朝见，甚至要求与晋悼公通婚。
此案例也可以证明，韩厥担任“中军将”时，晋国仍然具有霸主的实力。
在笔者看来，虽然晋国仍然强大，但是国力与以往相比，依旧逊色不少，这由齐国的态度便可以间接得知。齐国在“鞍之战”战败后，就服从了晋国的领导。表面上看似是服从，但实际上，齐国与晋国之间的盟约并不稳定。
《左传》云：“齐人不会彭城，晋人以为讨。二月，齐大子光为质于晋。”此事发生的背景是：一方面，楚国和郑国联合起来攻打宋国;另一方面，晋国联合诸侯国商量救援彭城的事宜。
当时齐国派大夫崔杼参与会盟，然而，待到出兵的时刻，唯独齐国没有参加，因此晋国计划对齐国实施报复行动。结果，齐国不仅仍需参加诸侯联军出兵救援，还得派公子光到晋国担任人质，晋国这才打消了对齐国用兵的念头。
可想而知，齐国的立场不断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其他小国对于晋国的忠诚度。正如荀罃所言：“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齐故也。”
我们都知道，“滕、薛、小邾”这三个国家，都是齐国的属国。按照荀罃的说法，齐国一旦不参与晋国召集的会盟，那么这三个小国都会跟随齐国为之。这种情况，除了会影响诸侯联军出征的规模之外，最重要的是代表着晋国日后所能够征收的贡赋将大幅减少。而这才是晋国如此认真对待“齐国不参与会盟事件”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不仅身为同盟国的鲁国和齐国会试探晋国，敌对的诸侯国自然一样会借机试探晋国的状况。《左传》云：“夏六月，郑伯侵宋，及曹门外。遂会楚子伐宋，取朝郏。”
楚国利用晋悼公刚刚继位、晋国无暇他顾的大好机会，联合郑国一同出兵攻打宋国，宋国发现自己抵挡不住楚、郑两国联军的攻势，便派华元向晋国求援。晋国驻军于台谷，与楚国军队在“靡角之谷”遭遇。出人意料的是，楚国军队并未与晋国交战，就自行退兵了。
从楚国不愿与晋军决战的行为看来，楚国攻击宋国是假，试探晋国行动是真。事实上，“鄢陵之战”后，楚国元气大伤，无法与此时的晋国争霸。然而，遇到晋国自身内乱不断的大好时机，楚共王毅然决然地决定以小规模战争来试探一下目前晋国的实力。
正因如此，楚国才派郑国入侵宋国作为“诱饵”——倘若晋国无法干涉他国事务，楚国将乘此机会将其蚕食，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实力。晋国自然知道楚国的想法，可想而知，他们在军事和外交方面，是不可能示弱的，所以晋国才屡次召集诸侯国商讨对策。但是，楚国的骚扰实在是太过于频繁，各诸侯国都不堪其扰，正因如此，在“戚之盟”时，鲁国孟献子便提出了在虎牢建城的建议。
《左传》云：“孟献子曰：‘请城虎牢以逼郑。’知武子曰：‘善’……遂城虎牢，郑人乃成。”我们都知道，虎牢是郑国西北国境边的险要之地。孟献子向荀罃在虎牢建城的根本原因，就是此地是郑国与晋国相通的重要道路，如果能成功建城，并且长期派军队驻守，便能避免各诸侯国军队日后往来奔波。
荀罃认同孟献子的建议，命令诸侯联军一同在虎牢建城。郑国不得已，只好被迫与晋国讲和，而楚国见到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可乘之机，便放弃了以军事行动试探晋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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