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是如何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的?
2022-09-21 14:59:25 陈玄风 张先 昭庆公主 夏竦

  在宋朝时期,不仅各个民族交流融洽,同时对外交流也十分频繁。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论语》中的名言“学而优则仕”,本是希望掌握儒家理念及学说的优秀知识分子积极从政,以建设理想状态的“仁政”国家。

  这为有志于此的读书人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影响深远,几乎家喻户晓。

  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一名言在现实中既未见得很好落实,又常常被曲解或沦为空洞的口号。

  在先秦时代,长期盛行世袭制度,官爵在等级贵族内部传递,即“世卿世禄”,故寻常书生即使再优秀也很难步人政坛。

  以后秦汉的军功爵、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及隋唐的门荫等制度,也是属于世袭或半世袭的规则。

  倒是汉代的征辟、察举制中的某些名目,为读书人提供了狭窄的途径。

  如此这般,在贵族、豪强以及高门大族的把持下,普通读书人要顺利做官,着实艰难。

  而即使一些有幸踏入政界者,因为背景不强,上升的空间依旧极为有限。

  难怪孔子自己便如“丧家之犬”,一生颠沛流离。

  司马相如之流的文人,终日围绕在王侯将相身边,以奉献歌功颂德的诗赋为安身立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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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寒门的陶渊明,才华横溢,声名远扬,却徘徊在县衙之内,最终无奈地退隐田园。

  因此,彼时对大多数学子来说,“学而优则仕”只能是一种理想,或者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学而优则仕”主张在真正意义上的实践,还要说是唐朝科举制度推行以后。

  与凭借血缘、出身背景的选官规则相比,科举制设计的基本原则是不问门第出身,以考试成绩录用。

  因此选拔的范围既广泛,打破了特权阶层垄断官场的格局,同时又以文化知识为条件,对提升官员的素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然显得更为合理。

  这便为一般读书人入仕,打开了方便之门。

  然而在唐代,一方面门阀世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影响力依旧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科举毕竟属新生事物,规模有限,还无法完全满足优秀学人的要求。

  如白居易所反映:陈子昂杜甫仅各授一拾遗,而困顿至死。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官职,穷悴终身。孟郊六十岁,才终试协律郎。张籍到五十岁,尚未离开太祝之位。

  所谓的拾遗、协律郎以及太祝,都属低下官位。

  由此可见,许多震惊当代后世的大才子,科举成功后所获不过如此,而李白与孟浩然更是白衣一生,与仕宦无干。

  难怪乎白乐天先生发出“彼何人哉?彼何人哉”的不平呼声。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科举制度黄金时代是在宋朝。

  宋朝的科举不仅规模之大、制度之严远过于前代,而且影响之大也最为突出,特别是还没有产生明清时期过多钳制思想的消极作用。

  两宋三百多年间,宰执大臣几乎都出自科举背景者。

  如北宋宰相共有七十一人,其中六十四人出身进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七人中,又有三人为开国功臣。

  南宋有宰相六十二人,其中五十一人出身科举,非科举出身的十一人中,六人又为太学生,唯有一人为武臣(《宋史·宰辅年表》)。

  由此可见,宋朝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在政坛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成为官员队伍的主体,而门荫出身者与军队武将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由此造就了突出的文治的时代特 征。

  如蔡襄所著的《端明集·卷二十二·国论要目》中所说: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

  既然宋朝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文官们大都来自读书人。他们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懂得儒学的道德价值观,又熟悉“苛政猛于虎”的道理。

  他们出口成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抱负,耳濡目染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理念。

  那么是否就以改良社会为己任,并把持住自己的良知底线呢?

  在宋代历史上,确也看到一些仁人志士的奋发有为活动,著名者如范仲淹王安石李纲文天祥陆秀夫等人的忧国忧民之举,便令人肃然起敬。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不知打动了多少正直的士人。

  而他另外一句“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的话, 更就做官提出了基本准则:为官者不能因私废公,亦不可惧怕承担责任。

  宋代思想家张载在《西铭》中还总结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话,更提出了终极的追求目标。

  可说到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理想境界,非常人所能做到。

  实际的情况是,宋代多数学子把“学而优则仕”看做改善个人命运的堂而皇之的旗号,将读书、科考视为做官的敲门砖。

  在国势大体处于常态的情况下,他们入仕后一方面做着分内的事:一方面期盼着自已仕途的发达,当理想追求与现实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不免更多选择后者。

  像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宰相的吕蒙正,早年有过清寒求学的经历,当他顶着状元桂冠步入政坛后,孜孜以求的是个人的前程,因此往往不敢承担改革风险。

  正因为如此,他为政尚可守正,三入相位却终无多少建树。倒是在生活上,他讲求起奢侈。

  吕蒙正有个喜食鸡舌汤的嗜好,每日必餐,史书上就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

  一天,他游自家的后花园,看到墙边耸立一座山包,便不解地问随从怎么回事,仆从回答:“此是相公吃鸡剩下的鸡毛。”他大感意外道:“我吃的鸡乃有几何?怎么能堆积如此之大?”仆从再答道:“一只鸡仅一尾舌, 相公一顿汤需用多少尾舌?食鸡舌汤又已多久?”

  北宋中叶的宋庠、宋祁兄弟也是贫寒出身,早年在州学读书时生活相当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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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两人同年科举入仕,分别做到宰相和翰林学士。哥儿俩政绩上成就不大,生活上还是有别,大宋注意分寸,小宋却奢侈放纵:

  一次上元节夜里,大宋又听说小宋点着华灯拥着歌伎排场豪饮,次日就派人带话过去:“相公寄语学士,闻听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是否还记得从前上元夜一起在州学吃粗饭的事?”小宋听罢,笑着让来人带话回去说:“也寄语相公,不知当年吃粗饭是为的什么?”

  小宋真是毫不掩饰,在他看来苦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享受富贵而已。

  志向不够远大,满足于享乐,这倒也罢了,吕蒙正、宋祁花的毕竟是自己的俸禄钱。他们还爱惜名誉,没有胡作非为,没有触及官场的底线。

  这样的官员人数众多,不甘平庸或安分守己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等而下之者则碌碌无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而有些人一旦进入官场,就只顾及自己的利禄地位。宋人揭露:“爵禄在上,下皆趋而争之,故名日‘奔竟’。”

  这说的便是当年为做官,而巴结高官的“奔竞”风气,熏染了不少官员。

  他们随波逐流,争权夺利,甚至为所欲为,不仅将学习多年的“修齐治平”的理念抛到脑后,更将为人的良知、官场的底线也敢突破。

  像丁谓本是享誉一时的才子,科举做官后却将聪明才智用于投机钻营,一味迎合上意。

  宋真宗想搞浩大的“天书”祥瑞活动,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就询问国库的底子。

  丁谓是负责中央财政的三司使,明知此举劳民伤财,但为了赢得天子的欢心,便报告国库充裕有余。

  有了丁谓兜底,宋真宗这才安心拍板,随之在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之类的活动中,丁谓卖力地调度安排经费与物资。

  以后,宋真宗想在京城内修建一所感应上天的场所“玉清昭应宫”,既担心遭到反对,又怕落得恶名,于是召见体己的丁谓。

  丁谓出谋道:“陛下拥有天下,修一座保佑苍生的宫观又有何妨?陛下无子,谁敢反对营建祈祷降生皇子的场所。”

  果然,宋真宗提出想法后,无人敢提出异议。

  丁谓负责该工程,一再修改设计方案,不断扩大规模,又督促工匠日夜施工,将原定十五年的工期提前到七年完工,建成内含两千六百一十区的巍峨宫观。

  在做这些伤害民生的事时,丁谓早已将背诵过的儒家“仁政”理念抛到九霄云外,也丧失了做人的良心。

  更有甚者,则是那些败坏国家根本利益的宫僚。

  北宋末年的宰相蔡京,论学问知识,论书法造诣,都是绝对的上乘水平。

  可此人罔顾国家利益,带头迎合昏君宋徽宗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需要,肆意破坏秩序政纲,以朝廷的名义巧取豪夺,致使民怨沸腾,官场的底线彻底穿崩。

  蔡京四度当政,贪恋权位,毫不在意外界观感,即使“目昏吒不能视事”,也不知退位。

  当他一度失宠时,竟不顾起码体面向宦官哭诉求情。

  于是上行下效,一时之间吏治为之败坏,以权谋私、卖官鬻爵,索贿的现象比比皆是,官场中的大多数人已麻木不仁,见怪不怪。

  终于导致北宋王朝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如果不是随后被金军灭亡,也会被造反的民众所葬送。

  还要说到蔡京家的奢靡生活,仅就厨子分工之细,就令人叹为观止。

  宋人笔记《鹤林玉露》记载:

  有位士人买一小妾,原是蔡京府中厨娘。某日,士人令此妾做包子,对方回答说不会做,士人质问既是厨子为何不会?对方再答称自己只是包子厨内专门切葱丝的。

  南宋时期,权相秦桧为了揽权固宠、把持朝政,遂迎合宋高宗急于求和的心理,不惜冤杀抗金英雄岳飞父子,自毁长城。

  秦桧专权后,肆意排除异己,任用亲族党羽。

  于是,大批官员们自觉不自觉都纷纷投奔其门下,秦桧竟安然接受阿谀奉承自己的 “元圣”称号。

  岂不知这种行为已严重败坏了儒学中为人臣礼的规矩,也不无接踵前代权臣犯上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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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在宋宁宗、理宗朝长期专权的史弥远,其作威作福更甚于秦桧,甚至敢于擅立皇嗣。

  秦桧、史弥远都有读书科举出身的背景,所学知识不为国家所用,反倒成为弄权的经验,其生活之糜烂更不用说。

  至于南宋末年外戚出身的贾似道,虽绝对属于不学无术之辈,却因手握重权成为上下巴结的对象,寡廉鲜耻的官员们每见他必称“周公”,连度宗小皇帝也无奈地呼其为“师臣”。

  至此,官场完全化为黑暗的牢笼,网罗了大批无聊奸猾之流,一同浑然不觉地沉沦,彼此拉扯着走向毁灭,这当然已属末世之相。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贾似道为了避免非议,“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又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啖之。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动”(《宋史·奸臣传》)。

  由此可见,众多的士大夫、太学生,包括某些所谓的名士,为了一己之利,甚至小恩小惠,不惜丧失人格名节,或歌功颂德,或追随祸国殃民,实在令人痛心。

  要不是南宋亡国后出了文天祥、陆秀夫等一批爱国志士,当时的读书人就一无可取了。

  要说宋代的官员,论文化水平都不低,论道理谁都清楚,可为什么众多人却变得失去良知,自甘堕落,敢于践踏官场底线,甚至胡作非为?

  从宋朝官场不见得比以往王朝弊端来得少的情况来看,单纯提高官员知识水平也并不见得就能彻底解决吏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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