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下面就一起来看看趣历史小编带来的文章
明朝和宋朝一样，都是重文轻武的王朝，然后以文驭武。
但两朝重文轻武的过程有很大的不同。
宋朝是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得位不正，以武将身份反噬旧主称帝，又担心五代军阀祸乱的事迹不断重演。
故宋朝从开国之初就定下了遏制武将的国策，以“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而明朝开国之初并没有这么干，是文、武并重，明太祖朱元璋可没那么傻，让文官一家独大?他连封藩都能搞出来，哪会搞什么“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明朝后来的重文轻武是文官集团经过近百年的努力，逐渐促成的从上到下的共识。
其中主要有两个节点，第一是明仁宗朱高炽上台后，为了报答文官集团对他的力挺，大力提高文臣的地位，予以筹功。
第二是“土木堡之变”后，武勋集团被打残，是一个文官(于谦)带着京城军民打赢了明朝保卫战，并对军队进行了有利于文官集团掌控的改组。
另外，明太祖朱元璋生前曾指定了多个“不征之国”，遍布明朝周边地区，这种放弃扩张，内敛型的国策，也会让军队及武勋集团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
如此，从“土木堡之变”后，再到晚明时期，文官集团拿到掌控军队的权力后(从后勤到粮饷等各方面)，一步步收紧枷锁，导致明朝武将和文官的地位对比，也基本和宋朝差不多了。
至明末，连老百姓都知道，家中子弟如有出息，还是当文官老爷更好。
比如，海盗出身的武将郑芝龙，就把自己的继承人郑成功塞到东林党大佬钱谦益身边当弟子，试图让郑成功走文官路线进官场。
郑成功还在崇祯十一年时考中秀才，这时的明朝已经风雨飘摇，武将在慢慢做大，可郑芝龙还是坚定不移地想让儿子往文官集团中混。
由此可知，晚明时，文官的地位和被追捧根本就不是武将所能比，能当文官的话，傻子才会去做武夫。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崇祯朝出了一个进士出身，当了十多年文官后，却上书朝廷，坚决要求把自己从文官转成武将的名人。
这位官员叫张任学，根据史书记载，他是天启五年时的进士，进入官场后，先为县令，然后入朝为御史，再出外为巡按，并受命在河南“监军讨贼”。
以这样的官场路线发展下去，只要稍微干出点成绩，将来就是升任总督，再入朝为六部尚书，有机会进内阁，执掌朝政，走上人生巅峰。
可他在崇祯十一年时，给崇祯皇帝上了奏折，要求“请易武阶，亲执干戈，为国平贼。”
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他让受自己辖制的军队主动出战，可将领们却不听指挥，“时群盗纵横，而诸将缩朒不敢击。”
这种情况在明末时很常见，像孙传庭、洪承畴那样凭借个人能力和手段让军队听话，或者像卢象升一样，拿起刀能亲自上战场，以此鼓励军队作战的文官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文官们，到崇祯朝后期，已经指挥不动武将们了。
张任学又无法绕过武将们，直接指挥部队，于是，他想干脆把自己变成武将，亲临一线指挥军队作战。
这事在当时还闹出了一场风波，因为这种事很罕见，进士出身且大有前途的文官想把自己变成武夫，文官集团肯定不乐意。
因此，文官集团的意见是，不同意以文改武，但可以多下放些指挥一线作战的权力给他，“诸臣以文吏无改武职者，请仍以监军御史兼总兵事。”
不过，崇祯皇帝挺高兴，他觉得这事值得鼓励，支持了张任学的想法，“命授署都督佥事，为河南总兵官”，“河南旧无总兵”，张任学是首任。
于是，文官张任学摇身一变，改换成了武将，还起步就是总兵。
在《明史·张任学传》中，记载了不少张任学改武将后的战事，他率部跟左良玉联手，击败过罗汝才，逼降过李万庆等巨宼，算是战功赫赫。
可他到底是文官出身，还是不能身先士卒，他打的胜仗基本上是兵部专门划归给他指挥的参将罗岱的功劳。
也就是罗岱在前冲锋陷阵，张任学在后面运筹帷幄，形式跟此前当文官时的以文驭武差不多，张任学毕竟不是卢象升。
这期间，川贵总督李若星曾希望让张任学恢复文官身份，然后继续以文官身份“摄行大将，督察军事”，崇祯没同意。
等到罗岱战死后(被张献忠部干掉)，张任学就因兵败被撤职，他的武将生涯总共也就经历了一年半时间不到。
张任学任职总兵时，曾给主张招抚农民起义军的熊文灿提出过一个擒拿张献忠的建议。
当时，张献忠被熊文灿招抚成功，但张任学认为张献忠必然再次反叛，“献忠狼子野心，终为国患。”
所以，张任学提出，让自己以勤王为由(清军入寇，张任学部受命北上入卫)，在行进至张献忠部驻地时，出其不意地攻打张献忠，“可立缚也”。
但熊文灿拒绝了这个建议，让张任学失去了一次以武将身份改写历史，扬名天下的机会。
张任学被撤职后，回家闲居了三年。
他本是文官出身，不愁没有同僚为他说话，崇祯十五年，有官员建议起复张任学。
但天不假年，张任学却于当年因病去世，没能再次出山为大明朝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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