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三国时期孙吴开国皇帝，吴国的建立者。感兴趣的读者和趣历史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白衣渡江，对于孙权集团来说是一个带有一定程度战略意义的辉煌胜利，不仅击败了心骄气傲、目空四海，认为自己独步天下、所向披靡，“天下英雄，闻吾之名，无不畏服”(七十四回)的关羽，而且夺得了作为江东门户的荆州。
作为战略决策者之一和战术执行者，吕蒙无疑是达到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但是，老话告诫我们，凡事须从两面看，高光之下有阴影。吕蒙功成名就、春风得意的同时，一把明晃晃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已经在他头顶晃晃悠悠了。
这并不是简单的“功高震主”——孙权在其大半生涯中，还没有因为功劳的缘故怀疑臣下的记录。像周瑜那样威震天下的功劳，也并没有引发孙权的疑心。至于后来对陆逊的态度，实在是晚年昏聩所致。
而吕蒙建功立业的时候，孙权还远远没有到达后来那个昏聩阶段。
实际上我们所说吕蒙面临的危险，并不是直接来源于白衣渡江，而是在此之前的一个举动。
我们先来看看吕蒙起兵前发生的——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幕：
“逊察知备细，即差人星夜报知孙权，孙权召吕蒙商议曰：‘今云长果撤荆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设计袭取荆州。卿与吾弟孙皎同引大军前去，何如?’孙皎字叔明，乃孙权叔父孙静之次子也。”
孙权似乎从来没有这么用过人、派过将。
东吴前前后后有过四任大都督。可以说每位大都督带兵出征时都有临机决断的独行权力(鲁肃除外，他当的是太平都督，主要功绩在于政治上的高明——维护孙刘联盟，没有什么单独带队打仗的经历)，绝无掣肘之虞。
而且前前后后四任大都督，只有一次安排了副职——那次孙权恐怕是另有考虑：周瑜毕竟年轻、不是孙坚创业那批元老员工，而曹操兵多势重，派一员老资格为副职，可以起到“重镇”的效果。
特别是一开始就明确了正副之分，工作决策还是“决于瑜”。因此虽然有过“普自以旧臣而居瑜下，颇不相睦”的不愉快插曲，但老资格程普也只能搞一点“托病不出”(四十四回)的戏码，即使没有“后因见瑜之才，方始敬服”的转变，也并不能够损害前敌总指挥权力的统一和效率。
而这次大不相同——“卿与吾弟孙皎同引大军前去”“孙皎字叔明，乃孙权叔父孙静之次子也”。不但派了这么一个血缘相通、骨肉相连的特殊人物跟着，而且还给了一个“同引”的权力配置——这是行军打仗最忌讳的、模模糊糊的配置方法，一旦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这种有特殊人物参与、没有正副之分、决策权归属不明的中枢机制就近乎瘫痪甚至虚设，后果可想而知。
一代雄主孙仲谋怎么了?这么重要的时候竟然出此昏招?
说起来这件事不能完全怪孙权。原始瑕疵还是出在吕蒙身上。
在不久前东吴的高层会议上，吕蒙不但开宗明义“今云长提兵围樊城，可乘其远出，袭取荆州”，而且面对孙权的“徐州”考题，说得头头是道——“其地势利于陆战，不利水战，纵然得之，亦难保守。不如先取荆州，全据长江，别作良图。”
当时孙权非常高兴地说“前言特以试卿耳。卿可速为孤图之”——孙权高兴的缘故，固然是因为吕蒙有洞悉全局、审时度势的才华，但更重要的是，孙权觉得吕蒙有披肝沥胆、坦率直言的品格，不顾虑自己在主公面前的形象及因此可能引发的私利损失，一切从大局出发。
当时的孙权，完全没有提及谁谁谁“同引”的问题，可以肯定也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事情起变化是在后来。
吕蒙兴致勃勃、豪情满怀准备动手的时候，却发现“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高阜处各有烽火台”“又闻荆州军马整肃，预有准备”，而自己“寻思无计”，进而发现自己处于“若如此，急难图也。我一时在吴侯面前劝取荆州，今却如何处置”的尴尬境地——已经子弹上膛刀出鞘了，怎么办?
在这里，吕蒙做出了一个最差劲的抉择——“乃托病不出，使人回报孙权”。
这个抉择后面有两个基本考虑：第一，“我”没办法，但是“我”不能承认自己没办法，否则有损名望;第二，装病这招最高明，谁也看不破。
吕蒙失算了。一直对他高度信任的孙权固然是“闻吕蒙患病，心甚怏怏”，即使在“既知其诈，可往视之”那个时候恐怕孙权都没有怀疑吕蒙。但是天下高人太多，其中有一个叫陆逊。
陆逊的一番言语和一次慰问之行，一方面帮助吕蒙解决了如何拿下关羽的难题，但另一方面也把吕蒙装病的事情暴露出来了——“陆逊回见孙权，具言前计”，而说这个计策的前提就得先说吕蒙装病的事。
沉浸在谋划蓝图中的吕蒙和陆逊，恐怕谁也没想到这时已经产生的严重后果。
这里我们就要站在孙权视角思考一下了：
集团是由个人组成的。集团有集团的大局，个人有个人的利益，但是归根结底个人利益要靠集团大局的实现得到满足。因此，个人利益要服从集团大局，一个集团的组成人员特别是骨干，都必须有权衡利弊、顾全大局的意识和能力，俗话说就是“哪头轻、哪头重”的问题。但是人性又是自私的，当个人利益伤损集团大局的时候，能否理性抉择，这就是很考验个人素质的事情了，这是一个比具体业务能力更重要的素质。
吕蒙装病的真相被陆逊一顿噼里啪啦暴露无遗，孙权对这位自己曾经亲自辅导学习的吕蒙的信任基本也就稀里哗啦了。
孙权的心理是既伤心又愤懑的——“闻吕蒙患病，心甚怏怏”的实诚打了水漂姑且忽略不计，更重要的是，吕蒙装病背后的心理考量，根本经不起孙权那君王目光的检视——作为主帅，自己虽有统御全局之能，但无解决某些具体问题之力，那么正确的抉择应该是如实向主公说明情况，在高层进行小范围秘密研讨，以期集思广益之效(相信东吴高层像陆逊这样的应该不止一个)。
而装病赖床、不报实情，无非是不愿承认自己的不足。但是如果时间这样拖下去，关羽随时有可能从樊城回来——夺取荆州千载难逢的战机稍纵即逝。
孙权清清楚楚看到了，吕蒙把自己的名望私利放在集团大局之上，宁可贻误战机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对某些问题没办法。
这就值得进一步思考了——吕蒙这次出兵与周瑜赤壁之战不同。虽然赤壁之战战果辉煌，但是那是一个防御性战斗，没有“开疆拓土”的即时效果。而这次，不仅可能击败关羽，更重要的是可能夺取荆州。
而吕蒙这样一个把自己的名望私利放在集团大局之上的人，一旦“放单飞”，同时具备能力(这个肯定有)、兵力(这个也必须有)、地盘和威望(这个打下荆州就会有)，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这个顾虑并不多余，后来钟会“事成则得天下，不成则退西蜀，亦不失作刘备也”(一百一十九回)的谋划就是这样，同为一代雄主，司马昭想到的，孙权不会想不到。而且荆州相对独立的地理和极端重要的位置，也提供着这种可能性。
但是，考虑到吕蒙至少目前在总体上还是有用的，孙权并没有把满腔怒火发泄出来，不仅按照陆逊的策划，按部就班“召吕蒙还建业养病”，而且在接受吕蒙对陆逊的推荐时还表现出“大喜”——一切以麻痹关羽的大局为重，这就是孙权的高明。
但是这个BUG孙权可一直没有忘记，这份警惕一直没有丧失，于是在万事俱备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个大不相同的权力配置：孙皎是自己亲属，能力一般但身份重要。派他“同引”，对吕蒙是个有效的制约——毕竟将官士卒都是吃孙家的饭，吕蒙一旦有异动，有姓孙的在总归是个震慑。
而且也不必担心孙皎会借此搞起什么事情——在军队里没有基础，只要吕蒙不配合他就没有问题，而两人在短时期内形成干这种事情需要的生死交情，这个可能性为零。
后来，只是因为(对自己的恶劣处境还懵懂无知的)吕蒙慷慨激昂讲的那番“恐未必能相济也”的话确实有道理，出于完成大局任务的考虑，孙权才放弃了这个权力配置——“拜吕蒙为大都督，总制江东诸路军马”，先把荆州拿下来再说。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令孙皎在后接应粮草”。人是铁，饭是钢，这样安排一下，震慑力没有了，但有了牵制力，至少这个吕蒙在路上闹不起什么大乱子的。
可是等到荆州拿下来了，粮食问题已经不依赖于后援了，孙皎的牵制力也就没有了，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正当吕蒙忙着“如有妄杀一人，妄取民间一物者，定按军法”“原任官吏，并依旧职”“将关公家属另养别宅，不许闲人搅扰”——这时候的荆州一定是交口赞誉“吕将军仁义”——的时候， “不一日，孙权领众至”!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一场危机悄然而过。
而且，不久就发生了“吕蒙倒于地上，七窍流血而死”的事件，只不过这件事被归结到了神化的关老爷身上。其实“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当追吕贼之魂”(七十七回)的灵异表述并不高明，如果关老爷真的那么神通广大，直接追孙权的魂魄就是了，何必在吕蒙身上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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