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将相之局”作为描述西汉初年政治格局的经典术语，其提出者是清代史学家赵翼。他在《廿二史札记》中首次以“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概括这一历史现象，揭示了西汉开国君臣群体出身平民的独特性，并以此为切入点，剖析了秦汉之际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
一、赵翼的学术贡献：从历史细节中提炼理论
赵翼（1727—1814）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廿二史札记》以“考据与议论并重”著称。在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中，他通过对《史记》《汉书》等史料的细致梳理，发现西汉开国功臣群体中，除张良（韩国贵族后裔）外，其余核心成员如萧何、曹参、陈平、周勃、樊哙等均出身社会底层。例如，萧何原为沛县小吏，樊哙以屠狗为生，灌婴是贩卖布匹的小商贩，娄敬则是戍守边疆的普通士卒。赵翼将这一现象总结为“布衣将相之局”，并指出其打破了春秋战国以来“世侯世卿”的贵族政治传统，是“天地间一大变局”。
这一论断不仅基于对历史人物的精准分类，更蕴含对政治制度演变的深刻洞察。赵翼注意到，秦末农民战争中，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已为布衣主宰天下作了舆论准备，而刘邦集团的成功则将这一理念转化为现实。他进一步对比战国时期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游说徒步为相”的先例，认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延续与深化，标志着中国政治从血缘贵族制向能力官僚制的过渡。
二、历史背景：秦亡汉兴与阶层流动的爆发
赵翼提出“布衣将相之局”的背景，是秦汉之际社会结构的剧烈震荡。秦朝统一后，虽废除分封制，但推行严刑峻法与重税徭役，导致“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六国贵族后裔与底层民众共同掀起反秦浪潮，其中刘邦集团以“丰沛功臣”为核心，吸纳了大量社会边缘人物。这些布衣出身的将领和文臣，在楚汉战争中通过军功授爵制度获得政治地位，最终形成“布衣致身将相”的局面。
赵翼特别强调，这一变革并非偶然，而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变化的必然结果。战国时期，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打破“世卿世禄”制度，以才能和功绩选拔官员，孙膑、白起等军事人才由此崛起。秦朝虽短暂统一，但其“以法为教”的政策进一步削弱了贵族特权。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正是这一历史趋势的延续与完成。
三、历史意义：平民政治的实践与局限
赵翼对“布衣将相之局”的评价，既肯定其进步性，也揭示其局限性。从进步性看，这一局面动摇了贵族政治的根基，为平民阶层参与国家治理开辟了道路。汉初君臣因出身相近，等级关系相对宽松，注重选拔人才与节俭治国，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例如，萧何制定《九章律》，以简约务实著称；曹参继任丞相后，“萧规曹随”，维持政策稳定；周勃、陈平等人虽缺乏正统教育，但通过战争实践积累了治理经验。
然而，赵翼也敏锐地观察到，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布衣将相逐渐蜕变为新的封建贵族。文帝后期，诸侯王与功臣后代奢靡成风，如梁孝王刘武“府库金钱且百巨万”；汉武帝时期，统治政策转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经学强化君权神授，标志着布衣政治的终结。赵翼通过这一分析，揭示了封建集权制度下阶层流动的脆弱性——权力结构的开放性往往随着统治巩固而收缩，最终回归门第化与经学化的轨道。
四、学术影响：从赵翼到现代历史研究
赵翼的“布衣将相之局”论断，对后世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拓展了这一命题：
社会流动视角：梁启超、吕思勉等学者指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春秋战国以来“尚贤”风气的产物，反映了社会对才能的重视超过血缘。
政治文化视角：钱穆认为，布衣将相的朴素作风与汉初“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阶级分析视角：现代学者进一步区分布衣将相的阶级成分，指出其既包含农民、手工业者，也包含中小地主，但均属于被压迫阶层，其崛起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