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赵国曾因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而崛起为强国，然而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终却因权力斗争的失控，在沙丘宫中活活饿死。而直接导致这一悲剧的关键人物，正是赵国权臣李兑。他的一生，从沙丘之乱的平叛者到赵国实际的掌权者，最终又因权力失衡而黯然退场，堪称战国权力斗争的缩影。
一、沙丘之乱：权力天平的崩塌
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携次子赵何（赵惠文王）与长子赵章巡游沙丘（今河北广宗）。这场看似平常的出行，实则是赵武灵王晚年权力布局失衡的集中爆发。
赵武灵王因宠爱吴娃（赵何生母）而废长立幼，将王位传给赵何，自己则称“主父”，意图通过“二元权力结构”平衡两子势力。然而，这一设计却埋下了致命隐患：赵章作为嫡长子，因失位而心生怨恨；赵何年幼，朝政实际由肥义等重臣掌控；赵武灵王本人则陷入“退而不休”的尴尬境地，既想掌控军权，又难以割舍对赵章的愧疚。
沙丘之行中，赵章在田不礼的怂恿下发动兵变，企图杀赵何夺位。肥义察觉异动后，以身为饵入宫探查，结果被赵章杀害。赵何的护卫信期拼死抵抗，同时火速通知赵国重臣公子成与李兑率军勤王。公子成与李兑迅速集结四邑之兵，击溃叛军，赵章逃入赵武灵王的行宫寻求庇护。
二、李兑的抉择：从平叛到弑君
赵章逃入行宫后，李兑面临两难选择：若放走赵章，日后必遭其报复；若强行搜捕，则需直面赵武灵王的权威。此时，公子成（赵武灵王的叔父）的加入，彻底改变了局势。
公子成因早年反对“胡服骑射”而被冷落，对赵武灵王心怀不满。他与李兑商议后，认定“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若此时退兵，赵武灵王必会秋后算账，诛灭二人全族。于是，他们以“平叛”为名，下令包围行宫，并宣称：“宫中人后出者夷！”将宫中侍从、宫女全部遣散，仅留赵武灵王一人困守宫中。
据《史记》记载，赵武灵王被困三个月，断水断粮，甚至“探雀鷇而食之”（捕捉雏鸟充饥），最终饿死沙丘宫。这场变故中，李兑的角色尤为关键：他不仅是平叛行动的指挥者，更是将赵武灵王推向绝路的直接执行者。
三、权力巅峰：从奉阳君到失势
沙丘之变后，李兑因功被赵惠文王任命为相国，封“奉阳君”，独掌赵国大权。他推行“联齐抗秦”策略，资助苏秦入秦游说，促成六国合纵抗秦；又促成赵惠文王迎娶齐国公主（赵威后），通过联姻巩固赵齐联盟。
然而，李兑的权力根基始终不稳。他出身平凡，缺乏宗室支持，其权势完全依赖于赵惠文王的年幼与公子成的辅佐。随着赵惠文王逐渐成年，对李兑的专权日益不满；同时，齐国灭宋后对赵国构成威胁，赵国君臣开始转向“联燕抗齐”策略，亲齐的李兑逐渐失势。
公元前289年，李兑被免去相国之位，不久后郁郁而终。他的结局印证了战国权臣的普遍命运：当君主羽翼丰满，或政治风向转变时，曾经的功臣往往成为牺牲品。
四、历史评价：权力与人性的双重悲剧
李兑杀死赵武灵王，既是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性弱点的集中体现。从权力逻辑看，他选择“弑君”是出于自保的理性计算——在赵武灵王、赵章、赵何三方势力中，唯有彻底消灭前两者，才能确保自身安全。然而，这种极端手段也暴露了战国权臣的生存困境：在“弱肉强食”的法则下，忠诚与道义往往让位于生存本能。
后世对李兑的评价褒贬不一。梁启超称赵武灵王为“中国第一雄主”，对其惨死深感惋惜；而《史记》则隐晦指出，李兑的崛起与覆灭，本质上是赵国权力结构失衡的产物。他的故事，为后世提供了关于权力制衡、人性弱点与历史偶然性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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