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简介：《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历时40年完成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全书近500篇，内容皆搜抉奇怪，其中多狐鬼花妖与神仙故事，虽涉荒幻而断制谨严。旨在针砭时弊，劝善惩恶，移风易俗，抒写孤愤。其素材多取自于现实生活以及轶闻传说与个人感受。如写明末清初战乱的《韩方》、《鬼隶》、《乱离》、《野狗》、《张氏妇》等篇以及为抚慰落魄书生与孤身塾师的《绿衣女》、《小谢》篇等。

　　《聊斋志异》广泛继承了古代神话、传说，汉魏六朝的史传、志怪，唐代传奇与宋元明各代白话小说创作的集大成者。蒲松龄以狐鬼花妖神仙怪异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和手段，“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鲁迅语);兼采六朝志怪与唐代传奇之长，“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博取史传文学、白话小说及戏曲文学等艺术技巧，将文言小说创作推向了最后一座高峰。

　　从作品内涵看，《聊斋志异》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很宽泛。一介布衣寒儒蒲松龄不仅关注着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的吏治腐败，贪暴不仁，而且也关心着社会各阶层与世风、民瘼。他尤不能容忍的是自己深受其害的科场不公与考官昏庸，其中还寄托了他向往美好人生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具有代表性的篇章如《促织》、《潞令》、《鴞鸟》、《梦狼》、《放蝶》、《胭脂》、《商妇》、《张鸿渐》、《盗户》、《公孙夏》、《梅女》、《伍秋月》、《席方平》、《续黄粱》;《画壁》、《考城隍》、《钟生》、《陈锡九》、《张诚》、《二商》、《曾友于》、《辛十四娘》、《林氏》、《马介甫》、《大男》、《云翠仙》、《姚安》、《韦公子》、《宫梦弼》、《雷曹》、《素秋》、《酒友》、《崔猛》、《义犬》、《大力将军》、《丁前溪》、《种梨》;《叶生》、《司文郎》、《于去恶》、《王子安》、《何仙》、《贾奉雉》、《饿鬼》、《三仙》、《神女》、《考弊司》、《胡四娘》;《红玉》、《绿衣女》、《连琐》、《香玉》、《小谢》、《嫦娥》、《爱奴》、《凤仙》、《青梅》、《娇娜》、《乔女》、《连城》等。

　　《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在中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中空前而绝后。独具匠心的蒲松龄超人之处，在善于虚构，突破常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假幻设以寓意，虚拟鬼狐花妖，实写现实人间，借以抒情，用以警世。然而这些创新成就却遭到后来纪昀的反对，而纪昀所反对的，也正是这部名著数百年盛传不衰的根源。

　　《聊斋志异》里虽经高珩、唐梦赉作序，王士祯评点，但蒲松龄生前却无力印行，仅靠民间传抄流传。至乾隆三十一年，第一部木刻本“青柯亭”本在浙江睦州问世，随后各种批点、诠释、评点、图咏、拾遗本相继在海外出版。迄今，外文译本约有日、朝、越、英、法、德、俄、意、捷、罗、波、匈、保、挪、瑞、荷、马来、印尼等20多种语言、数十种版本在世界各国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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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松龄简介：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市)蒲家庄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6月5日)四月十六日。他生长在一个渐趋败落的地主家庭里。远祖蒲鲁浑和蒲居仁，做过元代般阳路总管。高祖蒲世广是个廪生，曾祖蒲继芳是个庠生，祖父蒲生讷连秀才也未考取。祖父辈蒲生信，做过玉田知县，即《聊斋志异·梦别》中的玉田公。父蒲槃，字敏吾，“少力学”，至二十余岁还未能考中秀才，“遂去而贾”。他称自己父亲于“权子母之余，不忘经史，其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得”，到了四十几岁尚无子嗣，便“不欲复居积”，一面闭门读书，一面散其钱财，“周贫建寺”，后得四子一女，松龄为第三子。其时“家渐落，不能延师”，便亲自教子读书。

　　蒲松龄天性颖慧，过目了然，在兄弟之中最受父亲的钟爱。十九岁初应童子试，便得到县、府、道都第一的优异成绩。山东学道施闰章(愚山)很赏识他。他对施闰章的知遇之恩，铭刻于心，在《聊斋志异·胭脂》中颂扬施：“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己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在所及”。从蒲松龄对施闰章的感念中，也多少可以窥见精神上受的某些影响。

　　进学第二年，蒲松龄就与同邑李希梅(尧臣)、张历友(笃庆)等少年秀才结为郢中诗社。蒲与张、李同年进学，当时正是同学少年，意气风发，“相期矫首跃龙津”。然而，科举对蒲松龄并非是直上青云的阶梯。继少年进学初露锋芒之后，“三年复三年”的乡试，却成了他终身难以闯过的关隘。

　　康熙三年(1664)，蒲松龄曾读书于李希梅家，他们“日分明窗，夜分灯火”，在一起专心致志苦读了几年书，这不仅说明他们彼此间在思想、性格、道德、学问互有影响，而且说明，蒲松龄的渊博学识是从刻苦钻研中逐渐累积起来的。

　　对民间俚曲和鬼狐故事的兴趣

　　青年时代的蒲松龄，不仅奋力于举业，“冀博一第”，而且对流行于农民群众中的俚曲歌词产生浓厚兴趣，还能自度曲。同邑友人唐梦赉《七夕宿绰然堂同苏贞下、蒲柳仙》诗中写道：“乍见耆卿还度曲，同来苏晋复传觞”。蒲松龄一生作有许多小曲和十四种俚曲，特别是小曲，很可能其中就有青少年之作。

　　蒲松龄对民间传说故事，极感兴味。他的《聊斋志异》也就是在青年时期开始创作的。康熙三年，张历友在《和留仙韵》之二中有句：“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一对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从张历友这首诗中已明显地透露了蒲松龄不仅爱好清谈述异，而且在这时已开始志怪传奇类小说的创作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聊斋志异》之名而已。这就是说，蒲松龄对民间鬼狐故事的兴趣、写作志怪小说的热情，不是在功名无望、满怀“孤愤”的情况下才萌发的;而是在潜心举业的青年时代，就“雅好搜神”、“喜人谈鬼”，并且热心地记录、加工，从事创作。这是兴趣和才华的顽强的表现，也是成就《聊斋志异》这部伟大作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蒲松龄后来将一腔“孤愤”寄托于神话幻想小说而不是别的形式，是与他早年对民间异闻传说有特殊感情，对幻想小说形式的特别爱好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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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斋志异》的创作与流传：《聊斋志异》的创作，前后历四十余年之久，贯串了蒲松龄的大半生。《聊斋志异》属志怪传奇类小说，凡四百九十余篇，绝大多数是狐鬼花妖精魅的故事，以及一些奇闻异事。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过程和苦闷，在他所写的《聊斋自志》中说得极为分明：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萧瑟瑟，案冷疑冰。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自志》表明，《聊斋志异》乃发愤之作，亦是孤愤之书。他通过“志异”抒怀言志，忧国忧民，类似屈原作《离骚》。“自志”也说明，《聊斋志异》的创作，经历了艰苦的过程，“自志”还说明，创作“志异”受到社会的冷落，友朋的劝阻和世俗讥笑。可见《聊斋志异》是集萃蒲松龄一生心血而写成。它凝聚着作者对现实人生的体验，其意义比苏轼在黄州借听人谈鬼来排遣政治上的苦闷，更为幽愤深广。

　　《聊斋志异》最富现实性和人民性的篇章，是那些揭露和控诉封建吏治黑暗、统治阶级腐朽和对人民的残酷迫害的优秀作品。《席方平》写冥间的城隍、郡司、冥王贪赃枉法，狼狈为奸，对负屈衔冤的席方平施行种种酷刑，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封建官僚机构的真实写照。《潞令》中的县官，贪暴不仁，死于他棍棒下的老百姓，狼藉于庭。《梦狼》写一个老人梦见衙门上下都是吃人的狼，堂上堂下，“白骨如山”，通过梦境则深刻反映了现实——官府就是虎穴狼窝，官吏就是吃人肉、喝人血的豺狼。在名篇《促织》里，作者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惊心动魄的人民苦难图，人命不及促织，这便是封建社会的现实。

　　终生挣扎在科举道路上的蒲松龄，对于科举弊端有切肤之痛，所以，《聊斋志异》里有不少篇中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特别是对考官的昏聩无知刻画得入骨三分，对科举制度戕害读书人的心灵，写来酣畅淋漓，令人回肠荡气。在名篇《贾奉雉》中真实地描写科场的美恶倒置，试官的愚智不分。在《司文郎》、《考弊司》、《于去恶》等虚幻故事中更尖锐地讽刺了考官的不学无术、爱钱如命。难怪在《三生》中一群科举失意者的鬼魂，一起向阎罗王请愿，要求对看不出文章好坏的考官，“挖其双睛，以为不识文之报”，“剖其心，以伸不平之气”，这种纯属幻想的离奇情节，无疑是反映了广大屡困场屋的知识分子的愤懑情绪。蒲松龄还以漫画家的笔触，为科举制荼毒下的知识分子画像，《王子安》中困于场屋的名士，白日作梦成翰林，“大呼长班”，为狐仙讥笑、戏弄，这就把读书人那种迷离恍惚、如痴如狂的精神状态，勾魂摄魄地描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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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斋志异》的价值：我国文言小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盛行，出现了大量的记录神鬼怪异和人物轶事的笔记小说。至唐人“有意为小说”，发展为传奇，具备了短篇小说的规模，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宋元明时期创作传奇和志怪小说的数量虽然不少，但思想和艺术仍没有超越前人的水平。直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造性地继承了文言小说的传统，用唐人传奇法来志怪，既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又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才把我国文言小说推到了更高的阶段。

　　蒲松龄自幼爱好民间传说，喜欢搜集精魅神鬼的怪异故事，积累很多;但他不是单纯的记录，而是熔铸进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爱憎情感，以毕生精力写出了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的故事来源非常广泛，或是出于作者的亲身见闻，或是借鉴过去的故事，或是采自民间传说，或是作者的虚构。虽然有些故事模仿痕迹明显，但是由于加入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和创作理念，所以能够旧瓶装新酒，传达出独特的意蕴。

　　《聊斋志异》虽以神鬼怪异为主要内容，却同传统的志怪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它创作的目的并不是张扬神道，也不是单纯的博人博己的消遣之作，作者在《聊斋自志》中已明确地告诉读者，这是一部充满现实生活血肉的、抒发孤愤之作，其情感立场不言而喻是异常鲜明的。《聊斋志异》中多数作品都是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强有力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美好愿望。但其中也夹杂着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所有的这些都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在《聊斋志异》所创造的奇异的世界中，却充满了人间的土壤气息，充满了现实生活的血肉;其中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重大的社会矛盾，反映了广泛的社会人生。可以这样说，《聊斋志异》是一部以幻想的形式写成的社会问题小说。《聊斋志异》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歌颂青年男女之间纯洁真挚的爱情

　　这类作品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作者通过花妖狐魅和人恋爱的故事，热情地歌颂青年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表达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

　　如《阿宝》中的孙子楚，爱上了富商的女儿阿宝，论门第他根本不能与阿宝结合。但他仍真诚执着地追求，甚至灵魂化为鹦鹉也要伴随阿宝，终于感动阿宝并结成幸福美满的婚姻。

　　又如《小谢》中，秋容、小谢和陶生开始只是以师友相称。后来陶生因事入狱，秋容、小谢为之奔走相救，秋容被城隍祠黑判抢去，也得到陶生的搭救。他们正是在与黑暗势力的斗争中互相帮助，才发展了爱情结为夫妇。

　　在男女被绝对禁止交往的封建社会中，婚姻的决定权操纵在父母手中。可是这些作品中的青年男女，他们可以自由地相爱，自由地结合，和封建婚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充满幻想的故事，无疑是现实爱情生活中新生因素的集中和升华，真切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憧憬和渴望。

　　在爱情不被承认甚至被扼杀的封建时代，歌颂真挚的爱情，本身就具有反礼教的积极意义。除此之外，《聊斋志异》中还有一部分作品直接描写反封建礼教和反世俗观念的内容，表现男女主人公为争取爱情同封建礼教进行了曲折的反抗斗争。如《鸦头》、《细侯》、《连城》、《宦娘》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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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斋志异》之聂小倩：聂小倩这一人物形象既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一书中的一个人物，也是本文的一位女主人公。由于《聊斋志异》是一部写狐鬼为主的著作，聂小倩就是本文中塑造得比较丰满的具有人性的鬼。由于她的魂魄堕落于苦海，被妖魔而胁迫、摄血害人，但她又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鬼的形象有所区别。她具有人性最初的良知，是一个有几分善良的女鬼，由于她自身得不到自由，被迫去害人，她的本性就不可能表现出来，她不甘受邪恶势力的控制，想摆脱痛苦的生涯，她顽强反抗、力求争取做人的执着、远离黑暗、逃离堕落险境，寻找机会进行顽强反抗，最终得到了应得的自由、求得了解放。

　　聂小倩在寺侧下葬以后，就生活在老妖的钳制之下，受其驱使、被迫去卖弄色相，借以害人。因此，她既是个害人者，又是一个受害者。小说首先是从害人者的角度来写她，而后又着重从受害者的角度来写她。聂小倩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的，因为她不甘于受役却又不得不从命，她曾这样向宁采臣倾诉肺腑之言:“……小倩，姓聂氏，十八夭殂，葬于寺侧，被妖物威胁，历役溅务，腆颜向人，实非所乐。”

　　从这几句就可以看出造成她内心痛苦的原因是受胁迫，她不得不去做一种她所不愿做，并且深以为羞的“溅务”。这种难以解脱的内心痛苦，是从她与老妖的矛盾中产生的，同时，又反映着她那美好的灵魂并没有因为身处逆境而变得丑恶堕落。为了摆脱眼前的这种处境。她必须把尸骨迁走。她在请求为人正直的宁采臣帮助她迁走尸骨时说：“妾堕玄海，求岸不得，郎君义气干云，必能拔生救苦，倘肯囊妾朽骨，归葬安宅，不啻再造”她视迁葬为再生，迫切希望走上新的生活之路。

　　小说在描写聂小倩受老妖驱遣去勾引宁采臣而遭到严斥这件事时，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艺术描写的火候。作者在双方的矛盾冲突中没有过多地渲染聂小倩的情绪反映，在宁采臣的严词斥责面前，聂小倩不是恼羞成怒，而是赞叹与惭愧，她赞叹宁采臣的品质，自言曰：“此汉当是铁石，女惭出”，则是她在这样的品质的人面前深感自己的所为是无比的卑污与可耻。即使在这样描写聂小倩履行“溅务”的情形下，作者也没有损害这一人物形象，重点在展示聂小倩思想领域中那些美好的东西。

　　聂小倩在与宁采臣第二次见面时，聂小倩是为了救助宁采臣。因为老妖派夜叉前来下毒害宁采臣，更为了请求宁采臣帮助她迁葬，以摆脱老妖的控制，这样的情景中，不再是聂小倩与宁采臣的矛盾冲突，是他们俩与老妖的矛盾冲突，尤其是聂小倩与老妖的矛盾。聂小倩对老妖的强烈反叛、奋力逃离魔掌、与老妖大战，救助了自己，也救助了被老妖所迫害的宁采臣的生命。聂小倩与宁采臣在互相救助中进一步礼了解，二人产生了爱恋之情。宁采臣对聂小倩的境况与际遇身为同情，也非常感激她对自己的救助之恩，聂小倩则视宁采臣为自己最为信赖的人，希望宁采臣能将自己复魂，能将尸骨迁葬。

　　宁采臣将聂小倩的尸骨带回故乡，将其尸骨埋葬在书斋附近，这样聂小倩便可以经常出入于宁宅，在此情况下，发生了聂小倩与宁母的矛盾冲突。如果说小说在聂小倩与老妖的矛盾中表现的是对邪恶势力的憎恨，对卑贱营生的厌恶，在她与宁采臣的矛盾中着重展示的是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敢于救人于危难的正义感的话，那么，在她与宁母的矛盾中，主要刻画的是她的勤劳和善良贤惠。宁母首先对她并无好感，对她怀着几分恐惧，因为聂小倩是一个鬼，但后来，见到聂小倩善于操持家务，待人接物有无不得体，就改变了对聂小倩的态度，由恐惧变为疼爱，不把聂小倩视为鬼。忌讳说聂小倩是鬼，并想让聂小倩成为自己的儿媳。宁母的这一变化，是聂小倩勤劳、贤惠、善良的实际行动所感化的结果，是聂小倩持一颗执着的心为理想为光明为自由为解放所做的追求，所努力换回来的。蒲松龄把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赋予了聂小倩这样的鬼魂，同时又说明了聂小倩所具有的反抗精神。

　　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里，聂小倩这一典型形象只是社会遗弃的一个弱小的妇女形象，聂小倩这样的女鬼是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代言人。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受压迫受抛弃，在强大的黑暗势力下，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压迫下，聂小倩代表着一批具有反抗、抗争、争取自由、建立美好家庭、实现美好愿望的青年妇女的心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迫害的妇女对邪恶势力的反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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