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阿里改革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 Mohamed Ali reform)18世纪末19世纪初，埃及内忧外患，局势动荡。穆罕默德·阿里迅速崛起，掌握了政权。为了实现国富强兵，他在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引进西欧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和人才。这些改革不仅巩固了统治，也促进了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埃及的社会面貌，拉开了埃及近代史的序幕。

　　改革背景

　　(一)内忧

　　1、马木鲁克反动势力统治

　　(1)在政治上，任命各地的地方长官，到18世纪末架空甚至可以废黜奥斯曼帝国派遣的帕夏，马木路克控制政权

　　(2)在经济上，掌握包税权，控制埃及土地，随意向农民征收租税。包税制是改革前埃及封建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它是阻碍埃及社会发展最深刻的社会因素。

　　(3)在军事上，单独组建近卫军，争权夺利，互相攻伐。

　　马木鲁克之间的相互征战，导致埃及的分裂和经济的衰弱，从而给西方国家侵入埃及造成可乘之机。

　　马木鲁克军事封建集团反动势力严重阻碍了埃及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使埃及社会动荡不安。

　　2、奥斯曼的威胁

　　自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将其变为帝国的一个行省。阿里掌权后，奥斯曼帝国准备扼杀新政权。

　　(二)外患

　　2、英国，法国的侵略危险

　　(1)、拿破仑军队侵占埃及(1798年至1801年)，对埃及实行殖民统治，这在一定程度打击了埃及的封建势力，猛烈冲击了埃及封建社会结构，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对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有一定的诱导作用。

　　(2)、英国为达到侵略埃及的目的，联合奥斯曼帝国或扶持马木路克势力，导致埃及出现武装割据(1801年至 1803年)

　　(3)、虽在阿里掌权后，法军早已撤离，也打退了英军(1807年)，但他们侵略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危险仍然存在。

　　(三)开罗起义阿里掌握统治权

　　1、第一(1798年)、二次(1800年)起义是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民族斗争，尽管都没取得成功，但在反抗斗争中逐渐形成的独立民族意识，是穆罕默德·阿里崛起和改革最深刻的社会意识因素。

　　2、第三次起义(1804年)反抗马木路克暴政的斗争，穆罕默德·阿里站到人民一边，迅速崛起，掌握了对埃及的统治权。

　　3、(1805年)阿里政权面临的严峻形势，为巩固新生的政权，只有进行改革，迅速增强自己的实力，才能消除危机，他想雄心勃勃想建立发埃及为中心的阿拉伯帝国，以取代奥斯曼帝国。

　　改革结果

　　19世纪40年代后期，阿里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已告失败。

　　1、内因(局限性):封建王朝的封建的专制性和扩张性

　　大力压迫剥削民众、统治残暴，民不聊生，起义暴动。不断连续的扩张，使埃及元气大伤，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这就动摇了阿里政权的根基，同时抑制了缓慢成长的埃及资本主义因素。

　　阿里对外扩张前后30年，可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1811~1831年)为前20年，阿里打着苏丹的旗号对外扩张，以维护帝国统一为名，采取打击分离势力、实行对叛逆者讨伐的扩张手法。先后出兵阿拉伯半岛、苏丹、希腊。

　　第二阶段(1831~1841年)为后10年，阿里在羽翼丰满后，走上了直接与苏丹正面交战，摆脱苏丹控制追求独立自主的路子。通过扩张埃及成为事实上的独立主权国家，且成为地跨西亚、北非的大帝国。但长时间的对外扩张，也给帝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2、外因:列强的插手和干涉

　　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西欧以囊括世界为己任，埃及必定成为列强扩张对象的重要选择，列强宁可维持腐朽的奥斯曼土耳其，也不愿埃及在中东地区称霸，以避免成为他们拓展殖民地的障碍。

　　3、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失败后英法两国在埃及展开了激烈的殖民争夺，埃及沦为半殖民地。1869年，法国人主持开挖的苏伊士运河通航。十二万埃及劳工为挖这条运河献出了生命，埃及政府也应此欠下了巨额债务。英法为争夺运河的利益展开了斗争，最后英国控制了运河航运的权力。

　　改革意义

　　1、政治上:结束了埃及长期动乱、分裂、割据局面，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

　　2、经济上:推进了近代化进程，提高了生产力，发展了农业、商业，建立了近代工厂，使长期停滞的埃及社会焕发了生机活力，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这些都为埃及的经济独立、制止西方资本的大规模渗透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客观上促进了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埃及历史的进步。

　　3、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壮大了国力，使之成为维护独立主权的坚强后盾。使埃及实际上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推迟了欧洲列强侵占埃及的进程。

　　4、文化上: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促进了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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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年，奥斯曼帝国驻埃及军官穆罕默德·阿里夺取了政权，自立为总督，阿里为巩固其政权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二)内容

　　(1)政治上，铲除马穆鲁克势力，改革行政制度，设立最高国务会议，确立中央集权制。

　　(2)经济上，发展农业，没收寺院不动产，实行土地国有，取消包税制，将各种赋税统一为土地税;兴修水利，大力种植棉花，奖励工业，建立纺织厂、造船厂、军火厂等。

　　(3)军事上，改组陆军、训练新军，开办步兵学校，从西欧聘任教官;发展海军，建立地中海和红海舰队。

　　(4)文化教育上，兴办各类专科学校和外语学校，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往西欧国家派送留学生。

　　(三)影响

　　改革奠定了埃及近代机器工业的基础，增强了埃及的国力。

　　①政治上，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结束了埃及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和安宁。

　　②经济上，兴办了第一批近代工业，引进了先进的科技，培养了第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为埃及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埃及的民族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加快了埃及近代化进程。

　　③军事上，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军事实力增强，逐渐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殖民统治，遏制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成为地中海东部的强国。

　　④文化上，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推动了埃及的历史进步。

　　⑤但阿里连年发动对外战争，政府不断征收重税，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

　　19世纪30年代土耳其和埃及争夺奥斯曼帝的统治权的战争。

　　(1)1831—1833年战争。1824年土耳其素丹以叙利亚和克里特岛为诱饵，要求埃及出兵镇压希腊起义军。战后素丹食言。1831年穆罕默德·阿里派军攻人叙利亚，次年土军惨投降。1833年，俄国出兵援助土耳其。在英法斡旋下，埃及被迫同土耳其签订《屈塔希亚协定》，结束战争。

　　(2)1839—1841年战争。第一次土埃战争后，埃及积极谋求独立，引起英国不满，在其策动下，1839年土军开始进攻埃及，但土军溃败。1840年，英军出兵，穆罕默德·阿里被迫同意撤军，同英国签订《英埃协定》。1841年初，土耳其宣布重新确定同埃及的主从关系。此战使埃及在阿拉伯地区的势力丧失殆尽，从此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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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法国入侵前的埃及1517年埃及被土耳其人占领，沦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日趋衰落，过去的封建主马穆鲁克集团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1769年他们的首领阿里贝伊赶走了土耳其总督。1773年阿里贝伊被暗杀后，土耳其总督的统治虽然恢复，但他被软禁于撒拉丁堡垒中，有名无实。马穆鲁克封建主集团的首领们在埃及掌握着实权。

　　当时，埃及是一个拥有400万人口的封建制国家。土地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实际上控制在各个封建地主集团手里。其占有形式有三种:奥斯曼苏丹占有的土地;专供宗教团体和寺院使用的土地;马穆鲁克封建主占有的土地，后一种是主要的。马穆鲁克封建主既是军人，又是包税人。他们各霸一方(一村或数村)，独揽包税权。他们向政府预缴全部或部分“国税”，代表政府向农民征收“国税”。

　　为酬答他们负责征税，他们被分到一块个人使用的土地。这块土地归他们终生享用，可以出租。他们还向农民征收“包税余额税”，中饱私囊。这些包税人实际成了自己包税领地内所有土地的绝对控制者。马穆鲁克军团是埃及的主要军事力量，到1世纪，其力量已经超过土耳其驻扎在埃及的奥斯曼近卫军。他们的头目充任开罗和各地的地方长官，包揽了24个郡守的职务。马穆鲁克军团分裂成许多派系，各自为政，割据一方。为争夺开罗和各郡长官的职位，常常互相攻伐，结果造成埃及内战连绵，动乱不已。埃及农民依附于封建地主。

　　他们不能擅自离开土地，否则包税人可以强 行抓回。他们除交纳“国税”和“余额税”，还要替包税人服徭役，交“郡县税和“过路捐”等。所谓“过路捐”，就是近卫军和马穆鲁克长官的侍从路过某村时，不论人数多少，逗留多久，村民必须摊钱供给他们美餐佳肴。在马穆鲁克封建主压榨下，埃及农民一贫如洗，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十分落后。埃及本来有比较发达的工商业，但奥斯曼帝国占领埃及以后，实行闭关政策，严禁欧洲商船往来于吉大港和苏伊城，造成外贸萧条，工商业衰落。

　　手工业者都组织在各类行会之中，如皮箱匠行会、珠宝匠行会、铜匠行会等。行会有严密的组织和行规。行东叫谢赫，学徒必须满师才能正式入会，入会仪式叫做“拽孩子”。到了18世纪，埃及的闭关自守局面有所改变。177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埃及缔结条约，规定苏伊士港向英国商人开放。1785年，埃及又与法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可是，当埃及对外开放时，它已比欧洲落后了几个世纪。拿破仑远征埃及及其影响埃及地处欧、亚、非三洲的接合部，是通往印度的交通要道，是列强争霸欧洲和世界的必争之地。

　　英国重视埃及，主要是为了巩固它在印度的统治和东方的商业优势。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前夜就强调占领埃及的重要性，企图通过埃及发展它与阿拉伯半岛和伊朗的贸易，获得法国原来依靠加勒比海供应的部分原料，开辟更广大的出口市场。法国大革命后，督政府和拿破仑把进攻埃及当作与英国在全球争霸的一环1797年8月16日拿破仑写道:“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感到，要真正打垮英国，就必须占领埃及。”他认为，要进攻印度，“必须有一个中途阵地作为进攻基地。

　　埃及离土伦600法里，离马拉巴尔(印度西部低洼海岸。引者注)1500法里，它正是这样一个基地”。1798年4月12日督政府发布了远征埃及的命令。5月19日拿破仑率领350艘战舰和35，000人的军队，从土伦出发，他对士兵们说:“你们是对 英作战军的一个侧翼。”7月1日法国战舰驶抵亚历山大港，经过12天战斗，法军占领该城。7月21日法军与马穆鲁克军团和开罗平民、农民组成的抗法部队激战于金字塔附近。

　　结果马穆鲁克军团被击败，法军占领了开罗。接着，拿破仑派军消灭了马穆鲁克军团的残部，征服了上埃及。拿破仑在埃及像在意大利一样，一方面打起反封建的旗子，进行改革，笼络埃及人民;另一方面又无情地镇压埃及人民的反抗，搜刮民脂民膏。法军还未进入开罗，拿破仑就声称他要从马穆鲁克的暴政下“解放”埃及人。为确立自己的统治，他首先着手改革旧的行政机构，建立新的行政机关。

　　他委派阿杜拉·谢尔戈维为首的9名伊斯兰长老组成开罗行政会议，协助法国人统治开罗;把全埃及划分为16个军区，每个军区任命一名将军为军事长官，建立地方行政会议管理民政事务;10月初召开全埃国务会议，由各区各派9名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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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欧洲入侵非洲的势头逐渐明显。面对欧洲的逼近，非洲国家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抗，还有极少数国家尝试顺应并利用这一形势。

　　埃及，这个地处欧亚非交汇处、有着悠久而丰富历史的国家，既深切感受到欧洲的入侵，也急切地想寻找出路。

　　18世纪末的埃及，名义上仍隶属奥斯曼帝国，但实际上是被马木鲁克军事集团控制。马木鲁克集团对外闭关锁国，在内则各支互相攻伐，外部形势的急剧变化似乎并不能惊醒他们。

　　1798年，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彼时的拿破仑，已是一颗让欧洲人瞩目的明星，却并不入马木鲁克之眼。但事实能说明一切，马木鲁克引以为傲的骑兵终究无法抵挡拿破仑的进击。进入埃及后，拿破仑组建了法国占领军控制的政务机构，并在发展工业、农业和恢复外贸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然而，由于法国和欧洲局势的变化，拿破仑及法国远征军并没有在埃及长久待下去。法国人离开后，埃及开始卷入欧洲列强争雄的漩涡，而奥斯曼帝国也试图趁乱恢复对埃及的实际控制。围绕埃及的国际矛盾日趋激化，埃及内部也动荡不安。在这种复杂形势下，穆罕默德·阿里登上了埃及的历史舞台。

　　穆罕默德·阿里是阿尔巴尼亚人，出生于马其顿。他早年经商，后加入奥斯曼军队。1799 年，阿里随奥斯曼军队进入埃及，在战争中步步晋升，1803年成为驻埃阿尔巴尼亚军团的指挥官，成为埃及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阿里对埃及当时的形势有明确的认识：埃及人不喜欢英法殖民者，对作为宗主的奥斯曼帝国也没有好感，更不愿意回到马木鲁克统治时代。在这种形势下，谁若能领导缔造一个独立、和平进而能发展的埃及，谁就能得到拥护。

　　阿里以自己手中掌握的重兵为基础，灵活采用政治、外交和武力等手段，一步步扩充力量，提升自己的地位。面对复杂难解的形势，阿里最初并不急于出头，他力行谦恭，让其他驻埃军事首领陆续当上驻埃总督，然后这些总督又纷纷在马木鲁克叛乱和民众反抗冲击下倒台，只有阿里及其阿尔巴尼亚军团保持了自己的声名和力量。随后，阿里着手对付树大根深的马木鲁克势力，他先把马木鲁克的一支力量推上台，利用其击退奥斯曼来犯力量，随后利用另一支马木鲁克力量对其进行打击，并让新胜者上台，随后又利用民众反抗将其推翻。这样一来二去，马木鲁克的中坚力量也被打垮，其残余只能逃往埃及南部的沙漠地区。此时，阿里已成为埃及实际控制者。

　　但是，埃及隶属于奥斯曼的这层关系仍然存在，阿里是奥斯曼帝国军官这一点也没有改变。与此同时，阿里仍未被埃及民众完全接受。于是，阿里仍然选择不出头，而是恭请当时驻亚历山大里亚的长官任埃及总督。然而，这位总督最后照例黯然下台。此时，阿里才开始愿意出头，并在宗教领袖的支持下担任埃及总督。而奥斯曼素丹也已明了形势，承认阿里为埃及总督，并授封其为“帕夏”。这样，阿里终于正式掌握了埃及的权力。

　　但是，阿里虽然打败了一个又一个竞争者，他会不会同样也被人打败呢?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探索

　　阿里掌权之初，埃及正面临英国入侵的严重威胁。1807年3月，英军约六千人攻占亚历山大里亚，阿里一度束手无策，但埃及民众迅速动员起来，击败了一支深入进犯的分遣队。这不仅打击了英军锐气，也增强了阿里抗战的决心。与此同时，欧陆形势的变化也牵制了英军的行动，最终英军撤退。紧接着，阿里又回过头来打击国内的宗教长老势力，清理马木鲁克残余，最终实现了埃及的统一。

　　为了巩固统治并建立一个独立、强盛的埃及，阿里实行了规模宏大的改革。

　　阿里的改革首先注目于经济。他以强制手段改革埃及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国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系列法令，阿里废除了包税制、宗教地产免税权并没收了大量宗教地产，将埃及绝大部分可耕地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虽然这些土地有很大一部分被分配给阿里的追随者，但埃及农民仍然有所收获。与此同时，阿里将原来包税体制下杂七杂八的各种税合并为单一的土地税，并按土地优劣制定税率。经此改革后，埃及农民的税负得到了减轻，但由于土地耕种面积的增加，国家获得的税收反而有所增加。

　　在初步解决了农业发展的基础障碍后，阿里采取了一系列扶助农业发展的措施。一是兴修水利;二是增加农作物种植种类，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特别是棉花的种植，由于对接上欧洲纺织业的需求高峰，埃及的棉花生产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繁荣;三是建立专门管理农业生产的机构，它们负责对各地农作物的种植品种和面积进行总体控制，对重要经济作物实行国家专卖，与此同时还向一些贫苦农民提供种子、牲畜、农具和贷款等。

　　阿里还采取大力发展官办工厂的方针，努力建立埃及自己的民族工业。他注重利用外部资金，从西欧各国引进技术、购买设备和聘请专家，使埃及民族工业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对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快的发展速度。

　　阿里的工业政策首先着眼于增强军事实力。在阿里的支持下，制硝厂、火药厂、枪炮制造厂、造船厂纷纷建立起来。在欧洲的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埃及兵工厂生产出来的武器装备不仅数量多，质量也不错。比如，开罗兵工厂每月生产步枪近千支，还能铸造24英寸口径的大炮。亚历山大里亚造船厂工人最多时达八千人，其生产的战舰配备上百门大炮，战斗力不容小觑。除了军事工业外，纺织、制糖、轧棉、印刷、粮食加工、靛青加工等行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纺织工业的发展速度最快。

　　工农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阿里看准埃及所处地理位置带来的机遇，大力发展商业和外贸，力图恢复往昔埃及作为欧亚非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为此，阿里发展陆路和水路交通运输，并改革货币制度，开罗等城市又因日趋活跃的商业活动而繁荣起来，亚历山大里亚也再次成为东地中海的贸易中心。

　　除了推行改革发展经济外，阿里也在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政治方面，阿里着力建设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设立了承担内阁角色的埃及国务会议，下设贸易和外交、教育、陆军、海军、财政等部。虽然国务会议由副总督主持日常工作，但各部部长都由阿里亲自任免，重大决策也由阿里亲自定夺。阿里还建立了由政府官员、宗教学者、贵族豪绅和一些其他知名人士组成的咨议会，而议长则由阿里的长子易卜拉欣担任。阿里还下令将埃及重新划作七个省，省长由中央政府任免，省下设县、乡、村三级行政机构，由此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比较好地保证了中央政令的实施。

　　在文化教育方面，阿里认定必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为了加快这一步伐，阿里一方面聘请大量外国专家来埃及讲学与传授技术，另一方面选派大批埃及青年去欧洲留学，他们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学习军事、政治、医学、生物、化学、农学乃至艺术和考古等专业。此外，阿里还创办报纸、兴办印刷厂、开办语言学院以培养能译介外国知识和文化的翻译人才。这些措施使埃及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活动数百年来未有的繁荣局面，同时也使埃及拥有了自己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教师、军官和行政管理人员。

　　在军事方面，阿里力图建设一支素质高、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新军”。为此，阿里聘任曾随拿破仑入侵埃及的法国军官为军事顾问，又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请来许多军事教官，在埃及办起军官学校、参谋学校、步兵学校、骑兵学校、炮兵学校等各类军事专门学校，培养新型军官。阿里摒弃了传统的雇佣兵制度，开始实行征兵制，并将埃及农民作为主要兵源，为新军引入了大批体格健壮、淳厚朴实的农家子弟。阿里以最新式的火炮和步枪装备军队，这些装备除了通过进口获得外，还尽可能依靠自产，因此军事改革实际上也刺激了军事工业的发展。

　　阿里的改革使长期贫弱的埃及获得了新的发展，使埃及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中站稳了脚跟，并一跃成为当时东地中海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这却是一柄双刃剑。

　　随着力量的积累和声望的提高，穆罕默德·阿里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奥斯曼帝国属地的总督，也不再满足于只在埃及一地展示自己的“雄才大略”。在改革推动埃及一步步向前发展的同时，阿里也在不断向外扩张。

　　在1811年到1831年的二十年时间里，阿里打着奥斯曼帝国的旗号进行扩张。此时的奥斯曼帝国痛感各属地的分崩离析，却又无法有效应对。帝国的统治者也深知阿里的能量与雄心，试图利用他去平定一些更加混乱的地方——而这也是阿里愿意做的。1811年，阿里秉承奥斯曼素丹的旨意进入阿拉伯半岛，打击当时正在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在经历了约十年的苦战后，阿里终于控制了阿拉伯半岛，由其长子易卜拉欣任汉志总督。

　　紧接着，阿里又将矛头对准埃及南面的苏丹地区，他希望能从这里获得改革和对外战争所需的财源和兵源。1820年，阿里以追剿马木鲁克残余分子为由，派遣三子伊斯梅尔溯尼罗河而上侵入苏丹。沿途进军的过程可谓顺利，伊斯梅尔征服了苏丹的芬吉王国和达尔富尔王国，控制了苏丹的大部分地区。但是，苏丹各族群的反抗却此起彼伏，并导致伊斯梅尔身亡。震怒的阿里实施了报复，但仍无法彻底平定苏丹。

　　此时东地中海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着。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受到希腊人起义的冲击，素丹求助于阿里，阿里取得了镇压希腊人的胜利，但希腊仍在英、法、俄的支持下获得了独立，埃及和土耳其的联合舰队更是在对阵英法俄联合舰队的战斗中失败，阿里损失惨重。随后，阿里又向奥斯曼素丹索要协助镇压希腊的报酬——克里特和叙利亚，但素丹只愿给阿里克里特，随即双方开战，阿里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获得了他想要的领土，但却极大地损耗了埃及的国力，使埃及处于更深不可测的漩涡中。1839年，第二次埃土战争爆发，阿里先胜后败，埃及在外的控制地先后丧失，阿里只能全面退守埃及。

　　连年对外战争的恶果开始集中显现：农业因战争持续受到劳动力减少、征敛不断加强的冲击，工业则越来越无法抵挡欧美国家的竞争，而长期觊觎埃及的英法也不断加强入侵，最终突破了阿里苦心经营的维护独立的防线，使埃及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1849年，穆罕穆德·阿里在一连串打击下逝世，其改革所获得的诸多成果也纷纷丧失。就此而言，也许我们可以说，阿里的改革失败了。但必须明了的是，随着阿里逝去而丧失的那些东西大都是有形的，仍有一些无形的东西保留着：阿里及其改革使埃及更充分地面向外部世界，为埃及现代化发展和探索迈出了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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