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倭北虏

　　公元1566年，一心求仙问道，吃着重金属的长生不老丹却不中毒，生命力如此顽强的嘉靖皇帝终于骑鹤西去了。明穆宗朱载垕等了二十多年，机会终究还是来了，真的是等得花儿也谢了。

　　嘉靖皇帝临时前什么也没有说，公元1566年，明穆宗朱载垕奉遗照登基了，年号隆庆。奉遗照登基，我不说你懂的。什么?你不懂。

　　好吧，小朋友，你太纯了。古往今来，皇帝临死之际一般都是群臣聚集在边上，老婆孩子跪倒在床前，皇帝对自己的身后事情一一吩咐，那么多人在场，你只手遮天，想篡改圣意，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并非每个皇帝临死的时候都是那么幸运的，都会老婆孩子在床前，群臣在边上的，所以这也就给一些野心家制造了机会，他们一般会买通皇帝身边的太监，等皇帝断气之际，第一时间来到皇帝身边，然后草拟一份圣旨，就说是皇帝的遗照，你明明知道这是个阴谋，却也很难反驳。历史上这样的政治阴谋实在太多了，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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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不管什么情况，老实巴交的明穆宗朱载垕终于登基了。

　　嘉靖是个很难伺候的皇帝，身边聚集的都是些像严嵩，徐阶这样的老滑头，而老实巴交的明穆宗朱载垕从小就被嘉靖冷落，后来虽然贵为太子，跟这些人打交道，确实十分吃力，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出压抑，因此他一直很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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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汉唐是被公认的武功强盛的王朝，比起汉朝横扫匈奴的威武，大唐战无不胜的风光，而大明朝的军队，在史料的记载中，似乎是相对低调的。事实上，低调只是表面现象，低调的明军，是一支威武之师，光荣之师。对比明军的发展历程，这绝不是溢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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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军开国的起点是非常高的，甚至说对比之前其他历代封建王朝，明军在大明开国战争中所遭遇到的对手，是极其强大的。他所战胜的，是在中世纪曾横扫欧亚的世界最强骑兵——元朝蒙古骑兵。而且它还完成了两个奇迹：第一，他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又一支以农民起义军的身份脱胎而来，最终完成改朝换代大业的军队。第二，他完成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件空前的壮举，第一次以由南向北的形式北伐成功，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大业。这两件事，更是绝对的高难度动作。

　　1、曾经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

　　元末天下大乱，四方起义四起，按照评书里的说法，就是“十八路反元”，这其中最重要的反元起义军，就是南方“红巾军”，明朝皇帝朱元璋，最早也是红巾军的一员，他一开始投奔濠州红巾军领袖郭子兴，虽然郭子兴很赏识他，并把养女马氏（明朝开国第一任皇后马皇后）嫁给了他，但他始终得不到信任，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二十五岁的朱元璋以红巾军将领的身份，回到家乡安徽凤阳募兵。这次募兵一共招募来七百多名青壮。看似人数不多，但在历史上却有重要意义——如果朱元璋回乡募兵的日期，在历史上有精确到哪一天的纪录的话，那么这一天绝对可以算作大明王朝的“建军节”。 ...查看更多

　　大家心里都明白，清朝入主中原要防止明朝的遗民反清复明，就要先丑化明朝的皇帝。那么，在清朝人修的史书里面，朱厚熜是一个昏君，还说明朝的衰落就是从嘉靖时期开始。

　　当时，东南沿海倭寇是横行江浙，从表面看起来是朱厚熜昏庸造成的。那么，实际上倭寇之患是不是朱厚熜导致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嘉靖皇帝的个人信息，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明朝的第十一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正德十六年，朱厚照意外死亡。没有子嗣的朱厚照走后，根据兄终弟及的惯例，人们就把在南方的朱厚熜接来了，朱厚熜也从一个藩王变成了明朝皇帝。

　　朱厚熜即为后，遭到了权臣杨廷和的刁难，他让朱厚熜称呼自己的亲生父亲为叔叔。此事，最后以朱厚熜的胜利为结束。朱厚熜后来迷信修道，但是他却十分的聪明。他看过的书籍、奏折过目不忘。满朝文武的人心里想什么，朱厚熜都知道。当时也涌现了许多聪明的大臣：徐阶、严嵩、戚继光、胡宗宪、张居正等绝顶聪明的人物。然而，朱厚熜比他们还要聪明。

　　就连严嵩、严世蕃每天都要研究朱厚熜心里在想什么，然而对症下药，去讨朱厚熜的欢心。严嵩也正因为如此才得到朱厚熜的赏识。但是严嵩也是一个聪明人，眼看张居正地位越来越高，当时东南沿海的倭寇是比较严重。

　　严嵩保护戚继光，戚继光安心在浙江对付倭寇，这样做的目的也是讨好朱厚熜的欢心。从表面上看，当时明朝的朝政被严嵩父子把持，实际上不是这样。事实上是朱厚熜在背后掌控者朝廷的一切，严嵩只是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办事员而已。

　　可以说，如果没有嘉靖皇帝、徐阶、严嵩、胡宗宪等人的支持，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就不会取得如此顺利，和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那么，严嵩到底是不是奸臣呢?

　　这个问题，不好评价。严嵩说到底也是一位爱国大臣，至少严嵩没有勾结倭寇。在对付倭寇的问题上，严嵩还是站在明朝这一边的。还有一个问题，朱厚熜那么聪明，如果严嵩真的是大奸臣，他会信任严嵩二十多年没有发觉吗?只能说，因为严嵩触碰了某些士大夫的利益。当然，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他的父亲严嵩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严世蕃的牵连。朱厚熜在位的时候，重用张居正、戚继光、俞大猷等人评定倭寇，维护大明王朝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位贤明之君。

　　高中老师老师周震坤认为：嘉靖皇帝朱厚熜在明朝所有皇帝里面，绝对是绝顶聪明的一位，表面看他二十多年没有上朝，实际上是在背地里掌控着明朝的朝政，这样聪明的皇帝是十分难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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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倭北虏又称北虏南倭，即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的侵扰和北部边境蒙古骑兵的袭扰，是长期困扰明朝廷、危及大明江山社稷的两大问题。

　　嘉靖年间，明王朝面临空前的边疆危机。北方的蒙古各部落统一后，势力强大。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称汗，遣使议和，求通贡市，世宗不许，屡请屡拒。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率军侵大同，后退兵开市。一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部边境蓟辽地区滋扰不断。

　　在东南沿海边境，日本封建割据造成大批武士流亡，与海商和中国境内反海禁的私贩集团结合成武装力量，侵扰浙江、福建一带，即称“倭寇”，屡禁不止。二者造成的嘉靖年间的边疆危机，合称“南倭北虏”。

　　隆庆时期，在经济、政治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壮大，以及其他一些有利因素的条件下，明朝通过开放海禁、“俺答封贡”使一直困绕明朝的“南倭北虏”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背景

　　南倭北虏，是明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必须面对的两大外患。明代外来的威胁，在北方主要来自游牧民族如蒙古鞑靼部、瓦剌部，在东南沿海主要来自倭寇。当时称为“南倭北虏”。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坚决反对对外滥用武力，他曾明确地讲：“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明太祖还在其遗训中再三强调指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认识，定下“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的以守御为主的国防政策。重建了以长城为主干的北部边疆防御体系，后来又建起了以卫城、所城为骨干，堡寨墩峰相结合的海防设施体系，成功地抵御了外来的入侵。在北方明政府曾设九边以防“北元”，在南方则是采取建立卫所、设置战船等措施，加强海防以备倭寇。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严禁民众出海贸易，主要是与日本的贸易，导致走私活动猖獗。从1521年(武宗正德十六年)至1582年(神宗万历十年)，北方少数民族鞑靼首领俺答汗日益强大，不时率兵南下骚扰，在东南沿海，倭寇也不断入侵，甚至窜至南京，所谓“南倭北虏”的局面已经形成。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王朝的莫大祸患。葡萄牙据中国澳门不走。地主阶级内部一小部分有识之士，从长远的统治利益山发，主张政治改革。首先是整顿边防，嘉靖末击败倭寇，隆庆时与俺答言和井注意防边。其次是整顿赋役，从局部到普遍施行一条鞭法。再次是整顿工商业，征收轮班银，准贩东西二洋，设水饷、陆饷、加征饷船引银。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还有整顿吏治，至张居正当政时较有效果。这一时期，在诸般矛盾中，显然以民族矛盾最为突出严重，也是处理得最好的。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的趋势正在形成。

　　南倭

　　明朝的“倭寇之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社会现象，既有入侵与捍卫主权的斗争，又含有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封建制度间的冲突。

　　“南倭北虏”是困扰明朝的心腹大患。“北虏”是个老对手，而“南倭”是明王朝面对的一个新对手，没有现成经验供借鉴，往往采取极端的“海禁”政策加以处理。

　　明成祖晚年，在郑和下西洋后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官方许可贸易)予日本进行贸易。但后来到了1523年(嘉靖二年)爆发了宁波之乱，加上稍早时，葡萄牙人入侵发生了屯门之战与西草湾之战，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

　　朝廷花大力气在中国沿海进行“剿寇”作战，一直打了百多年，却无法阻挡如浪潮一般的“倭寇”，接连丢城失地，几易督帅不绝，“寇患”越演越烈，成为明朝海洋史上的不解谜团。其中深层原因是朝廷错定了打击目标，这些海上武装集团，既不是“倭”，也不是“寇”，实为一些被“禁海”逼迫、活动在大海上的商人武装团体，朝廷当做外国入侵来打击，战事越弄越乱。

　　明廷以此中断一切对外贸易，中日贸易从业者生计大受打击，遂成海盗。倭寇并不是只有日本人，最知名的当是中国人汪直。

　　明代倭乱，在嘉靖年间汪直集团兴盛时达到极点。统治者很早就意识到海防的重要性：“沿海之地，自广东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又二千里抵浙……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尽管“倭患”明初就存在，但当时势力尚弱，且明王朝十分重视海防设置，未能酿成大患。到嘉靖年间，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倭患渐起。此时东南沿海工商业发展起来，而海禁依然厉行，沿海民众和汪直集团与朝廷的斗争非常引人注目。“闰三月，海贼汪直纠倭寇濒海诸郡，至六月始去。”又载：“时胡宗宪为总督，诛海贼徐海、汪直。直部三千人，复勾倭入寇，闽、广益骚。 ”

　　据《明史·日本传》所说：“倭寇”中“大抵真寇十之三”，而大部分是中国的民间海洋人士，称为“假寇”。因他们对抗“禁海”，被冠名“盗匪”，又因被迫出走日本或其中雇有一些日本人，就被扣上“倭寇”、“汉奸”之名。由于“禁海”，朝廷将这部分本来并不反对王朝的基本人群推向了对立面，一概称为“倭寇”。

　　所以，不管是外来的“真寇”侵扰，还是国内“假寇”的对抗，造成沿海乱局，都是朝廷“禁海”政策造成的特有产物。“倭寇”不过是沿海民众求生存、海上集团图贸易之利的行为罢了。但是大明王朝守着“片板不准下海”的祖宗之法，极力压制民间海上贸易，导致“南倭”的发生，对于沿海地区的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明朝放弃了开放、开发海洋的机会，却集中力量进行“剿寇”，而且错误地混淆了“真寇”、“假寇”的不同概念，导致越剿越乱的结局。而且，误导了社会舆论，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经过名将胡宗宪、戚继光与俞大猷的努力，倭寇问题在嘉靖末年基本被解决。 东南沿海倭患渐次平息以后，长期以来高悬在明廷头上的“南倭北虏”两把利剑，好不容易摘除了一把，朝廷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整饬北方边务，消除蒙古鞑靼部落的袭扰上。

　　北虏

　　元朝残馀力量北逃后，是为北元，北元又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二部。其中鞑靼衰退，瓦剌遂成为中国北疆的最大威胁。此后由于与明朝的长期战争及内乱、内战不休，元气大伤，蒙古人逐渐丧失了进取中原的雄心。但在失去了原农业地区的支援和调节，单一的原始畜牧业和不发达的手工业使蒙古人的生活陷于困境。获取汉地的物资成为蒙古部落的期盼。而朝贡和打仗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因而鞑靼、互剌诸部及兀良哈三卫不断袭扰明朝边地，往往是大掠之后自动退兵，形成历史上所谓的“北虏之患”。随着明朝吏治腐败程度的不断加深，边防力量渐趋削弱，“北虏之患”日益加重。

　　瓦剌也先汗在1449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入寇中国，是为土木堡之变。蒙古在此后百年的内斗，鞑靼重夺主宰地位，鞑靼土默特部的俺答脱颖而出，于明嘉靖年间独立建国，进而威胁中原。

　　嘉靖年间，鞑靼诸部屡屡入犯，兵力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明王朝的腐败军队根本抵挡不住蒙古人骁勇善战的骑兵。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俺答称汗，遣使议和并求通贡市，明世宗屡次拒绝。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鞑靼首领俺答率领所部数万精兵犯大同、蓟镇，大破古北口入塞，一直攻到北京城下。而明军不仅京营官兵毫无斗志，各路“勤王”之师也怯懦不敢战，听任鞑靼军队在京师周围肆意劫掠八日，满载而去，史称“庚戌之变”。俺答以武力成功逼使明廷答应开市，但北部边境蓟辽地区的滋扰直到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方始消停。

　　1567年(隆庆元年)，俺答数犯边地，而土蛮亦同时入寇，进犯蓟州，蹂躏昌黎、抚宁、乐亭、卢龙，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边境形势极为严峻。朝廷商议对策，工科给事中吴时来提议调两广总督谭纶、福建总兵戚继光、广西总兵俞大猷到北方“专督练边兵”。福建巡抚涂泽民则恳求：“戚继光才猷超迈，忠勇性成，功勋茂著，八闽爱戴，如出一口。……盖一日有闽即不可无此官，乞将戚某专心料理闽事”。兵部意见：“戚某与谭纶向在福建，文武相资，练兵御寇，立有成效，应取回京，共修戎政。”明穆宗朱载垕决定：“速召戚某同谭纶回京，训练兵马，以备缓急之用。”

　　戚继光于1568年(隆庆二年)二月任神机营副将;五月，总理蓟、昌、保练兵事务，节制三镇与总督同;三年正月，破例以总理兼任蓟镇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谭纶则于1568年(隆庆二年)三月任蓟辽总督;四年十月为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六年七月为兵部尚书，入掌兵部。戚继光兼任蓟镇总兵后，在长期的亲密战友谭纶的极力举荐和倾力支持下，在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隆庆六年六月出任首辅)的高度赏识和极度信任下，开始了军事生涯的又一次辉煌。

　　1570年(明穆宗隆庆四年)，俺答为救孙儿把汉那吉，与明朝开始和谈，次年达成协议，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史称俺答封贡。北虏问题至此告一段落，封贡换来北疆过百年和平，直到满清崛起时，九边烽烟再现。

　　影响

　　在大明王朝南边沿海的倭寇不断地走私、烧杀抢掠、扩大贸易，不断侵占明朝老百姓利益，并与中国流民、窝主及汉奸勾结，由开始的小打小闹，发展到后来疯狂地烧杀抢劫;倭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修建研制了舰船、武器，总结研究出特有的战术，日本政府由当初的暗中支持，到后来明目张胆地纵容支持倭寇的行径，最后企图以朝鲜为跳板，悍然发动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企图打开明朝东南门户;明朝政治腐败、戎政大坏，让倭寇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肆烧杀抢掠，给中国人留下了血的教训;在关键的时刻，正义战胜了邪恶，团结的爱国志士战胜了贪污腐败、卖国求荣者，为抗倭的胜利赢得了先机;倭寇虽然最终在戚继光等一批爱国将领的努力下被消灭，但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0年之久的侵扰史已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更留给了世代中国人民血的教训。

　　而由于明初的蒙古胡虏问题没有解决，使明朝陷于南北两面作战的窘境，蒙古作为一个地方的割据政权，虽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威胁中央朱明的地位，但是零敲碎打，不断侵蚀骚扰长城防线，使明朝不得不长期投入巨大的国防和外交资源。可以说，蒙古人自从被朱元璋逐回草原那一天起，无时不想着“光复中原”，对于明朝的统一政策，必然是拼死反抗，和平统一是不现实的，明朝开通马市互惠蒙古人，其实也是养虎为患。随着满清的崛起，和蒙古人一拍即合，在战略上挤压明朝的空间，互通声势，曾经强大的明朝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一直到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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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王朝自立国以来就面临两大外患的侵扰，也就是所谓南倭北虏问题——东南沿海有倭寇肆虐，而北方边陲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时不时南下侵袭。永乐、仁宣时期大明王朝国力鼎盛，这些问题还显得不太严重，然而自土木堡之变起这两股势力就成为困扰大明王朝的两块心病。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此时只有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这时谁也不会想到困扰大明王朝的两大外患会在他手中一度沉寂下去。事实上连张居正自己可能也没料到这点，因为初出茅庐的他和其他所有大明官员一样先必须想方设法在尔虞我诈的官场斗争倾轧中站稳脚跟。

　　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夏言夺得首辅之后被严嵩进谗而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张居正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张居正因病请假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开始游山玩水。在这三年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在《荆州府题名记》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张居正回翰林院供职。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从而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这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下台后张居正掌翰林院事。

　　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入阁以后的张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之际，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此外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致仕。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

　　隆庆四年(1570年)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张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然后张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由此北部边疆安定下来。

　　而被倭寇肆虐的东南海疆此时也已安定下来——事实上所谓的倭寇之中不乏东南沿海因海禁政策断了生计的百姓被迫聚啸海上以倭寇之名大肆劫掠，与此同时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早已断绝，加之此时日本国内的战乱导致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和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合流对抗明朝的海禁政策。

　　隆庆元年(1567年)2月4日明穆宗登基不到一个月就诏告群臣说：“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书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私贩指走私商，公贩指合法商人)。明穆宗当即批准了这一奏请。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

　　不久后又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督饷馆对私人海外贸易管理的内容主要有：出海贸易的船只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此外，对日本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之罪。

　　虽然仍有着诸多管理和限制，开放的月港也只是一处小港口，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至此毕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被视为合法经营。政策和制度上的这种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调整，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放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摆脱了走私非法境地，开始有条件地公开进行和较为正常地发展，并迅速发挥了积极作用。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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