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时代

　　日本奈良时代政变的起因：藤原仲麿是藤原武智麿的第二个儿子，不到四十岁就跻身殿上人之列。749年七月，圣武天皇让位于有藤原氏血统的阿倍内亲王(内亲王即皇女所封之亲王)，就是孝谦女帝。同月，藤原仲麿拜为大纳言，并在次月就任新设置的紫微中台的长官——紫微令中卫大将。他的权力逐渐攀升，逐渐凌驾于左大臣橘诸兄和右大臣藤原丰成(武智麿长子，仲麿之兄)之上。

　　藤原仲麿竭力维护已经逐渐跟不上时代需要的律令制，时隔十四年后，再度下令班田，并且调整服役男丁的年龄，以减轻百姓负担。但对于当时的朝局来说，这也无异于杯水车薪——圣武天皇在位的时候就笃信佛教，下令各国都要建设国分寺和国分尼寺，在京都附近也大修寺院，建造大佛，耗费巨资，给百姓带来沉重灾难，圣武天皇虽然退位，身为上皇，这种行为却并未停止。因此藤原仲麿的执政，未必能给底层民众带来多少好处，但却得罪了相当多的贵族，尤其是新兴庄园主阶层。

　　一方面因为执政者的专权，反对派想要推翻执政者，另方面执政者为了镇压反对派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两方面矛盾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终于点燃了“橘奈良麿之变”的导火索。且说天平胜宝八年(756年)五月，圣武上皇去世，遗命以天武天皇之孙道祖王为东宫。然而据说这位道祖王在为上皇服丧期间私与侍童淫乐，行为举止极度龌龊并且不敬，于是次年三月即被废黜了东宫之位。

　　道祖王是否真的那么不堪呢?现在普遍认为，那是藤原仲麿的阴谋或者刻意诽谤所致——就象中国汉代被权臣霍光废掉的昌邑王一样。总之，为了立新东宫之事，孝谦女帝召集众臣商议，仲麿力排众议，拥戴和自己关系亲近的舍人亲王之子大炊王。最终，大炊王成为储君，仲麿的权势和声望都达到了顶峰，他遂于第二年推动孝谦女帝下诏，施行其父藤原不比等制定但搁置了整整三十九年的《养老律令》。

　　这是天平胜宝八年(757年)五月间的事，到了七月，橘诸兄之子橘奈良麿终于再也按捺不住了，利用百姓苦于寺院佛像建造之机，联合对藤原仲麿不满的皇族和大伴、佐伯等氏族，策划发动政变。当时平城宫正在修缮，孝谦女帝在田村宫议政，橘奈良麿的计划是，首先在田村宫暗杀藤原仲麿，然后废黜大炊王的东宫之位，并逼女帝退位，在盐烧、道祖、黄文、安宿四王中选择一人继承天皇宝座。然而组织中出现了叛徒，山背王和中卫府舍人上道斐太先后将政变阴谋密告孝谦女帝和藤原仲麿，女帝和仲麿先下手为强，火速逮捕了阴谋策划者，将橘奈良麿和黄文王等首谋者处以极刑，将协从四百余人尽数流放。

　　或许是为了纪念平安度过危机，当年八月十八日，下诏改元为天平宝字。天平宝字二年(758年)八月，孝谦女帝退位出家，东宫大炊王登基，就是淳仁天皇。这时候，日本仿唐之风达到了顶点，竟然把官名也全都按照中国的习俗加以修改，藤原仲麿就被任命为左大臣，改称“太保”，还下赐了新名“惠美押胜”。两年后，他又升任为太政大臣，称“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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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年，日本天皇迁都平城京(今奈良)，开始日本历史上知名的"奈良时代"(ならじだい710-794)，此期间历代天皇注重农耕，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社会经济得到大为发展，此时的奈良朝受中国盛唐文化的影响，又通过唐朝接受到印度、伊朗的文化，从而出现了日本第一次文化全面昌盛的局面。此时的日本社会俨然处于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中。但此时对后世的积弊也在形成，班田制难以形成，天皇专职国家的经济发生动摇，中央集权体制因内讧逐渐削弱。于794年，天皇迁都于平安京标志"奈良时代"结束，开始"平安时代" 此时全国大兴造寺、造像，堂皇的绘画、华丽的装饰艺术，今天仍见于奈良的寺院和正仓院宝物中。

　　奈良时代(Nara Period) ，始于迁都于平城京(今奈良)的710年，止于迁都于平安京的794年，历经八代天皇。元明女帝是奈良时代的第一代天皇。她死后，还有元正(女)、圣武、孝谦(女)、淳仁、称德(原孝谦)、光仁、桓武。女人在奈良朝占了四代共三十年。圣武这一代几乎是皇后光明子掌政，淳仁这一代也是上皇孝谦的天下。

　　此时的奈良朝受中国唐文化的影响，又通过唐朝接受到印度、伊朗的文化，从而出现了日本第一次文化全面昌盛的局面。遣唐使、派往中国的留学僧和留学生在日本文化和美术繁荣方面，起着极大的作用。全国大兴造寺、造像，堂皇的绘画、华丽的装饰艺术，今天仍见于奈良的寺院和正仓院宝物中。

　　这个时期由于国家极力保护佛教，因此，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美术开始繁荣起来。如7世纪初期开创日本佛教文化的飞鸟文化;7世纪后期独具一格的白凤文化;8世纪中叶在唐代鼎盛期文化的影响下以写实手法体现人类丰富情感的天平文化等等。

　　与佛教美术相媲美，这个时期文化方面的金字塔是《万叶集》。《万叶集》收集了8世纪中叶前约400年间，下至庶民上至天皇所作的大约4500首和歌，如实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朴素的生活情感。此外，现在还保存着的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籍《古事记》(712年)最古敕撰历史书《日本书纪》(720年)、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年)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产。

　　经济

　　班田制

　　646年正月，孝德天皇宣布大化改新诏书，正式宣布实行"班田收授法"即班田制。班田制仿照唐朝的均田制而制定，是律令制土地制度的根本法。班田制从它颁布到消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其颁布至742年，第二阶段从743年垦田永世令颁布至800 年，第三阶段从801年一纪一班令颁布至902年。

　　班田制实行班田收授，首先须编定全国的户籍。正仓院所存8世纪初的户籍详细地记述了姓名、年龄、受田额、家属关系、人口数、疾病、贫富等级、租税的课与不课等。户籍每六年编制一次。班田的具体作法是:凡六岁以上公民，由政府班给口分田，男子二段(一段约1983.4平方米)，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官户奴婢与公民相同，家人、私奴婢则给公民的三分之一。有位、有职、有功者，按位的高低，功的大小，班给相应的位田、职分田、功田等。除口分田之外，还相应给以若干宅地和园田，为世业田，若绝户还公。班田每六年一次。所受之田不准买卖，若受田者死亡，由国家收回。

　　班田制在实施之初还算顺利，从646年至713年，共班田十二次。但此后越来越难以维持。这是因为:首先，沉重的租庸调和徭役负担，使大多数公民无法承受而抛弃户籍和口分田逃亡;其次，由于土地不能私有，因此无人垦田，而人口却不断增加，致使无田可班;另外，贵族和官吏营私舞弊，利用掌管班田之权，大量侵占公田，并使自己获得的位田、职田、赐田等变成私有土地。

　　为了鼓励荒地的开垦，增加收入，723年，政府制定了《三世一身法》。规定凡新修沟池开垦的土地，多少不限，允许开垦者三代占有;凡利用原有沟池开垦的田地，只准一代占有。由于农民倦怠，收效不大。但此法的实施却成为国有土地私有化的契机。

　　743年，政府又颁布了《垦田永世私财法》。规定按位阶限定开垦土地面积。一品及一位准垦500町，二品及二位准垦400町，三品、四品及三位准垦300 町，四位准垦200町，五位准垦100町，六位至八位准垦50町，初位至庶人准垦10町，郡司大领、小领准垦30町，主政、主帐准垦10町。申请获准后，三年内必须结束开垦。在以上规定下的垦田，永世归开发者私有。有势力的寺社、贵族、地方豪族均利用此令，大肆垦殖扩大领土，促进了庄园的发展。

　　租庸调和徭役

　　与班田制相适应，奈良朝的租税实行租庸调制。租按田地面积征收，一段口分田征稻谷二束二把，约占收获量的 3%。庸是代替劳役而交纳的实物。正丁(21~60岁)每年去京城服劳役十天，相应的庸则纳布二丈六尺;次丁(61~65岁)二人的庸布相当于正丁一人。除布外，还可按当地所产交纳米、盐、棉等，并运往中央，脚夫由纳庸户负担。调只限男丁负担，按照正丁、次丁、中男(17~20岁)等不同等级交纳绢、絁、布、绵、染料、油等土特产品。调和庸每年8月中旬开始征收，近国于10月末、中国于11月末、远国于12月末以前上交大藏省，充作中央的费用。

　　除了交纳租庸调之外，百姓还要负担沉重的徭役。

　　兵役是一种很重的徭役。根据大宝令的规定，有四分之一的正丁被指名服兵役。到军团当士兵的被分为十班，每十天轮流值勤，粮食、武器自备，免除其它徭役。若是去京城当卫士则须一年，去九州当防人则长至三年，免除调庸和其它徭役。

　　还有一种徭役是出"仕丁"，每五十户出二人，到京城为朝廷服役三年，免除调庸和其它徭役。至平安时代允许出钱代役。

　　在赋役令中未作出具体规定的徭役称为"杂徭"。正丁每年限六十天，次丁三十天，中男十五天。一般由国司征调，从事官衙、道路、堤坝的修建等，原则上不供饮食。

　　此外还有雇役，即雇佣公民修建都城或耕种官田。虽名为"雇"，但报酬甚少，实际上也是一种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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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明天皇是日本第43代的天皇，奈良时代的首位天皇，女帝。在位年自707年8月18日(庆云4年7月17日)，至715年10月3日(和铜8年9月2日)。元明天皇本名阿倍皇女，和风谥号是"日本根子天津御代丰国成姬天皇"。

　　元明天皇是草壁皇子之妃，文武天皇之母。因草壁皇子、文武天皇先后早逝，元明天皇继承皇位。元明天皇在位7年，业绩颇多。712年(和铜5年)，元明天皇公布国郡司政绩考核三条，将贤罚贪，还禁止地方豪强、寺院多占土地。713年(和铜6年)，元明天皇宣布废除公私高利贷债务，限制农民逃亡，奖励和推广养蚕业，丝织手工业，还命太安万侣完成《古事记》三卷。715年(和铜8年)，元明天皇让位于其女元正天皇。

　　生平

　　约679年(天武天皇8年)，阿陪皇女嫁给侄子草壁皇子。因为天武天皇的皇太子草壁皇子没有即位就早逝，阿陪皇女的姐姐兼婆婆鸬野赞良皇女(持统天皇)和儿子轻皇子(文武天皇)相续即位。

　　707年(庆云4年)4月，在草壁皇子的忌日，阿陪皇女、文武天皇母子二人为草壁皇子举行国忌，不久文武天皇就病逝。文武天皇之子首皇子(日后的圣武天皇)仍然年幼，阿陪皇女作为过渡天皇即位，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做过皇后就即位的女帝。

　　708年(庆云5年)，由武藏国秩父郡进献了和铜，因此元明天皇改元为和铜，并大赦天下。元明天皇命人模仿大唐的"开元通宝"，铸造"和铜开宝"铜钱，并推行"蓄钱叙位法"。和铜年间，元明天皇重用精于政务的藤原不比等，修正并推行了701年(大宝元年)制定的大宝律令。

　　元明天皇又命人模仿唐都长安，建平城京(今奈良)。710年(和铜3年)，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奈良时代"从此拉开了序幕。迁都平城京之后，元明继续实行了很多稳定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的措施，而且成效显著，盛世的前兆已经显现。左大臣石上麻吕作为藤原京的管理者留守于藤原京，因此，右大臣藤原不比等成为了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者。

　　712年(和铜5年)，太安万侣进上《古事记》。

　　713年(和铜6年)，《风土记》编纂完成。

　　715年(和铜8年)，元明天皇下令实施乡里制。同年9月2日，元明天皇以年老为理由让位，因为孙子首皇子仍然年幼，于是让位于女儿冰高皇女(即元正天皇)。

　　721年5月，元明上皇发病，招集女婿长屋王和藤原房前托付后事。元明上皇在遗诏中豁达地说人都有一死，厚葬只能白白造成浪费，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她下令自己死后必须火葬，坟墓力求简朴，不要奢侈，而且官员、百姓都要照常工作。12月7日，元明上皇去世。

　　评价及影响

　　在元明天皇及继承其执政方略的元正天皇执政期间，日本的政治趋于稳定，经济迅猛发展。在元明天皇、元正天皇的推动下，日本还加强了对大唐文化的学习与吸收。整个奈良时代，日本与大唐的交往极为频繁，多次派出遣唐使去大唐学习，其中有一次派出的遣唐使竟有594人之多。那时，日本朝野以模仿大唐的一切为时尚，就连平城京也是模仿长安城的格局建设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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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年，日本天皇迁都平城京(今奈良)，开始日本历史上知名的"奈良时代"(ならじだい710-794)，此期间历代天皇注重农耕，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社会经济得到大为发展，此时的奈良朝受中国盛唐文化的影响，又通过唐朝接受到印度、伊朗的文化，从而出现了日本第一次文化全面昌盛的局面。此时的日本社会俨然处于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中。但此时对后世的积弊也在形成，班田制难以形成，天皇专职国家的经济发生动摇，中央集权体制因内讧逐渐削弱。于794年，天皇迁都于平安京标志"奈良时代"结束，开始"平安时代" 此时全国大兴造寺、造像，堂皇的绘画、华丽的装饰艺术，今天仍见于奈良的寺院和正仓院宝物中。

　　8世纪的东亚形势

　　8世纪前后是东亚各国相对统一的时代，各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均田制和由它脱胎而来的班田制、丁田制，先后形成了较为强大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至8世纪中叶达到发展的顶峰。

　　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唐朝的鼎盛时期，它与阿拉伯帝国东西相峙，成为亚洲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与唐朝维持良好的国家关系，通过派遣遣唐使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是奈良朝和前期平安朝外交政策的核心。

　　675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结束了半岛上三国鼎立的时代。统一的新罗在唐帝国律令的影响下，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政治体制;在土地制度上模仿唐的均田制实行丁田制;在文化上向唐派出大批留学生，自觉地吸收唐文化。8世纪日本与新罗曾多次交换使节，但由于日本对新罗采取大国主义姿态，将其当作属国看待，所以双方关系恶化。

　　7世纪末靺鞨族首领在今中国吉林敦化县附近的敖东城建震国。713年，唐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自此震国改称渤海国。渤海国曾多次向日本派出使节。从日本史书留下的大量的渤日通聘资料来看，双方的态度是友好的，而渤海国方面尤为积极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渤日政治关系中，始终贯彻着这样一个矛盾，即日本以 "上国"自居，要求渤海臣服，而渤海国则坚持对等外交。

　　与唐朝的交流

　　奈良朝与唐朝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遣唐使来完成的。

　　在日本史料中，遣唐使早期称为"遣唐大使" 、"西海使" 、"入唐使" ，后来才正式称作"遣唐使"。与一切其他国家的使节一样，唐朝称之为"朝贡使"。

　　从630年至894年，日本遣唐使的任命次数，有18次 、19次 、20次等诸说。其阶段的划分也有两期、三期、四期等不同划分。从其派遣目的来看，两期划分法较为合适。前期从630年至669年，一般由2艘船组成，乘员约250 人左右。主要是为了解决朝鲜问题，力图维持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可以说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派遣的。后期从702年至894年，船只增至4艘，乘员超过500人。主要是为了全面而系统地输入大唐的先进文化，以促进自己国家的迅速发展和进步。

　　遣唐使团成员包括:(1)官员。大使一人、副使一至二人、判官一至四人、录事一至四人。有时在大使之上另设押使或执节使一人。他们负责对唐的外交、贸易以及代表团的日常生活等事务。押使、执节使、大使和副使，是能否完成任务的关键人物，选任甚为谨慎。除具有外交才能外，还须有堂皇的仪表，优雅的风度，以及有关中国的知识和礼仪方面的较深修养。(2)随行人员。有留学生、留学僧、还学僧、请益生、知乘船事、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船师、卜部、音声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柁师、挟杪、傔人、杂使、水手长、水手等。

　　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学术、科技、工艺、音乐、美术、航海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完成外交使命、吸收先进的唐朝文化、提高航海的成功率。

　　遣唐使赴唐的航线主要有三条。前期多走北路，后期则改走南岛路或南路。(1)北路。这是自汉和三国以来，中日交通的早期航线。从难波、北部九州的筑紫起航，经壹歧、对马岛至济州岛，然后沿朝鲜半岛西南沿岸北行，自汉江口、瓮津半岛起，折而向西，横渡黄海，至山东半岛之登州或莱州登陆。或自汉江口继续北行，越过鸭绿江口，西航，到辽东半岛之南端，通过庙岛列岛，到登州。此路航期长，但多沿海岸航行，较为安全。(2)南岛路。由北九州的筑紫沿九州岛西海岸南下，经奄美岛、琉球，越东海直达长江口岸。(3)南路。由北部九州的筑紫横渡东海，到达长江口岸。南岛路和南路航期虽比北路短，但海难事故较多。

　　遣唐使团成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饱学之士，或有某种高超技艺的人才，他们将在唐期间学得的先进文化技术带回日本，对日本的制度、法律、宗教、教育、文学、乐舞、书法、工艺美术、史学、医药、历法、建筑、体育娱乐、衣食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遣唐使除了带回先进的文化技术之外，还带回了许多珍货宝物，有些现在还保存在奈良的正仓院。他们的贸易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的中日物质交流。

　　与渤海国的往来

　　渤海国的创立者大祚荣在世期间，曾努力加强与唐朝中央政府的联系，但在他死后，他的继承人大武艺却滋生了摆脱唐朝中央政府的倾向。大武艺之弟大门艺，因为力主与唐朝中央政府合作而受到大武艺的迫害，不得已出奔长安。为了对抗唐朝中央政府和从背后牵制与唐和好的新罗，大武艺便试图争取与新罗交恶的日本结盟。 727年，大武艺派遣高仁义使日，希望与日本结援。

　　735年大武艺又与唐朝修复了关系。但是，渤海国与新罗的矛盾却日益加深。为了牵制新罗，渤海国又多次遣使赴日。

　　762年，唐朝册封渤海王的官爵由"郡王"升格为"国王"，同时渤海王被授予同新罗王同等的官职检校太尉。渤海国与唐朝中央政府关系的日益好转以及东亚国际形势的趋缓，使得渤海国的对日本外交出现了转机，由政治目的转为经济目的。与前期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相比，后期出于经济目的的遣使规模有所增大。渤海国的遣使赴日交易一直延续到平安时代。

　　在奈良时代，渤海国先后派遣使节赴日，共有13次。人数最多的1次是746年，使团成员1100余人，船只最多的1次是771年，325人乘17艘船抵日。

　　与新罗国的关系

　　奈良时代，新罗遣使日本22次，日本遣使新罗16次。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虽然一直没有中断过，但矛盾和摩擦不断。

　　722年，新罗在京城的南部建毛伐郡城，以截断"日本贼路"。731年4月，日本兵船三百艘，越海侵入新罗东部边境，两国在海上交战。738年、742年、743年新罗的三次遣日使均在大宰府被阻。

　　759年，大权在握的藤原仲麻吕开始计划征讨新罗，企图重温侵略朝鲜半岛的迷梦。6月，他命令大宰府制定征讨新罗的作战书，9月又命令各道在三年内制造 500艘战船。761年，命美浓、武藏两国的40名少年学习新罗语，此后又在各道任命节度使，积极为征讨新罗做准备。后来由于藤原仲麻吕的势力下降、民意不从等原因，最终征讨新罗计划废止。

　　由于奈良时代日本和新罗关系的不断恶化，进入平安时代不久的799年后，日本与新罗的官方往来正式中止，取而代之的是商人的民间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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