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战争

　　西南战争发生于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2月至9月间，是明治维新期间平定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的一次著名战役。因为鹿儿岛地处日本西南，故称之为"西南战争"。

　　西南之役的结束，亦代表明治维新以来的倒幕派的正式终结。

　　战争背景

　　地方势大

　　明治初年，日本虽然成立了以天皇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权体制，从旧代延续下来的274个藩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队、财政和领国内的统治权，明治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当时的明治政府面临着三方面的压力:

　　首先明治政府本身并无直辖武装力量，仅仅靠萨摩藩、长州藩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萨、长联盟与明治政府的利益点不合，政府将无兵可依，势必垮台。

　　其次，明治政府在财政上仅能征收和调配全国资源的30-40%，却要负担作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见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时日本仍在欧美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压迫下，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债务和各项赔款，无疑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

　　第三，维新之后，日本整体政治气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时期，只不过效忠对象由幕府转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维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争权夺利。

　　政府中以木户孝允为首的开明派认识到:欲在内消除割据分裂的隐患，对外摆脱列强压迫的危机，必须构建与幕府时代不同，能"与万国相对峙"的新日本，对于这个新日本的构架，伊藤博文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清除构成"小权"的基础。在具体实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还版籍"(即各藩将土地和人民献给朝廷，不再为自己所私有)，最终废除各藩的渐进式政策。

　　矛盾激化

　　明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1868年12月11日)，明治政府下达"藩治职令"(统一各藩官制，强化政府对藩的监督控制;不受门第和旧习限制，提拔人才;藩政与藩主的家政分离)，接着又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一起推行"奉还版籍";同时要求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贡献兵力，设立御亲兵;后又实施"废藩置县"。在这一系列处理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从总体上看，主要矛盾有:

　　1、开国政策与"攘夷"派之间的矛盾。在倒幕运动时期，维新派以"尊王攘夷"为纲领，斥责幕府的开国行为是违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为。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维新政策中，第三条明文规定: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来，开国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讨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责任。他们采取暗杀来清除政府内的开国派。与此同时，开国与对外贸易，不平等交换造成了贵金属短缺，而贵金属短缺又引起物价上涨，使得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这使得从武士、农民到市民，整个社会都蔓延着仇视外国人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情绪。在后来的叛乱过程中，也多有攘夷派参与。

　　2、征兵制、秩禄处分与士族生存危机。如果说开国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禄处分则从物质方面使士族的生存发生了严重危机。这也是西南战争的主因之一。在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即开始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组建镇台，重新编制政府常备军，解散各藩藩兵，完成军队国家化。大量的藩兵在此过程中被迫退伍回家，从军士族大大减少，士族的出路越来越窄。以鹿儿岛县(原萨摩藩)为例，原藩常备军共计步兵16467人，炮兵511人，其他(辎重、骑兵)1190人。而取代旧藩兵的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共计常备军四个大队，兵员不超过4620人，规模大大缩小。明治五年十一月(1872年12月)，政府下达的《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剥夺了士族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虽然退伍回乡军士可拿到一笔遣散费，但仍然引起了士族不满，明治六年的福冈士族暴动就是一例。

　　世代继承的家禄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联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两者互相依存。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但在废藩置县后，旧的藩政不复存在，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但仍占政府年度支出的20-30%(明治六年，政府的地租收入6000万日元，而家禄支出达1804万日元)，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使政府运转明显不灵。政府内部对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万日元的家禄意见极大，从四民平等和改善财政的角度要求处分家禄。明治九年八月，政府断然实行"金禄公债"制度，彻底废除士族家禄。虽然士族们得到了一笔抵偿金，但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士族，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士族们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他们急需维持生计的出路，而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与平民为伍出卖劳动力，那么剩下的途径只有将危机向海外转移，加强军备，进行军事扩张，将士族们的愤懑和不满引向海外。

　　"征韩论"在日本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时期，部分日本学者就开始歪曲历史，声称朝鲜历来是臣服于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夺。到了幕末，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而朝鲜自然而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而在政府内部，形成了以西乡隆盛(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为首的征韩派和以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为首的内治派，其实对于征韩问题，两派并不二致，都认为必须对朝鲜发动战争。而不同点在于:西乡派要求立刻遣使，以获得开战的借口;而大久保认为遣使就是立即开战，而日本实力尚且虚弱，维新成果还未巩固，当下不是开战的时机。西乡派其主要着眼于当前的士族问题，要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而大久保派则从长远考虑，谋求渐进式扩张，避免第三国干涉。

　　明治六年(1873年10月23日)，天皇以敕书形式宣布采纳代理太政大臣岩仓具视的意见，推翻了西乡征韩一事。同日，以西乡为首的"征韩五参议"下野。

　　明治政府逐步废除士族特权，本就引发了士族的不满，而对外战争暂时被否决，向海外转嫁危机的途径也被堵死，士族宣泄不满的途径就剩下反对明治政府一条路了。而西乡和近卫军官们的下野，使不满的士族们有了精神领袖和实战指挥官，让不平士族们的基层和高层得以结合，时局发展到这一步，西南战争已是不可避免了。

　　私立军校

　　明治六年，西乡隆盛因为"征韩论"不被接纳而且和右大臣岩仓具视等政府要员不和，愤而辞官回乡。当时出身自萨摩藩的新政府军官及士兵们也追随西乡隆盛相继辞官返回鹿儿岛，例如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等。表面上回到鹿儿岛的西乡隆盛已不理政事，过着耕种、捕鱼、打猎的乡间生活，实际在西乡隆盛心中仍然记挂着国家，他极为不满明治政府的种种政策，一直认为政府必须进行改革。

　　明治七年(1874年)一月，岩仓具视在赤违被一班不满士族袭击受伤。二月，第一次大规模不满士族举兵发生，旧佐贺藩藩士江藤新平发动反政府叛乱，他也是因为"征韩论"失败后辞官返回佐贺的。同时，明治政府开始进行"台湾征讨"计划，自西乡隆盛离开政府后，国内外出现了那么多重大问题，国家开始走入混乱时期。六月，西乡隆盛为了追随他而回乡的一班青年建立教育机关，于是在萨摩藩的旧居城、鹤丸城设立私立军校包括炮队学校，枪队学校等。一般认为，设立私立军校的目是为了防范欧美列强的入侵，西乡隆盛最担心的就是俄国的野心。其次，西乡隆盛眼见明治政府日渐腐败又不肯改革，心想各地的不满士族必会发起叛乱，到时必须要有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再次进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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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战争发生于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2月至9月间，是明治维新期间平定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的一次著名战役。因为鹿儿岛地处日本西南，故称之为"西南战争"。

　　西南之役的结束，亦代表明治维新以来的倒幕派的正式终结。

　　战争爆发

　　明治九年(1876年)，因为废刀令、停止家禄等政策，各地不断发生不满士族的叛乱，十月二十四日，熊本县士族太田黑伴雄发起的"神风连之乱"，二十七日，有福冈县的"秋月之乱"，二十八日，又有山口县前原一诚发起的"萩之乱"，反政府运动频频发生，西乡隆盛并没有因此而乘时举兵。可是明治政府担心这支由讨幕时最强战力的旧萨摩藩士族所组成的军队，于是大久保利通派遣鹿儿岛出身的中原尚雄等二十三名密探到鹿儿岛，侦查私立军校的情况及西乡隆盛等人的意图，并计划暗杀西乡隆盛。为了削弱萨摩藩士族的军力，明治政府打算把鹿儿岛的陆军火药库里储存的武器、弹药运送到大阪，但是这些举动被一批激进的私立军校学生知道，明治十年(1877年)一月三十一日夜，军校学生袭击鹿儿岛草牟田陆军火药库，不久矶集成馆、上之原等的火药库也遭到袭击，鹿儿岛市内亦有多处被放火，骚乱一发不可收拾，当时西乡隆盛正在大隈半岛的小根占打猎，得知此事后，虽然明白不是举兵的时刻，但是眼见那班年轻学生被捕，政府的行动，西乡隆盛只好乘势举兵反抗政府，当时萨摩军有一万二千人，还有来自九州各地的不满士族合计四万多人。

　　战争经过

　　明治十年(1877年)2月，旧萨摩藩士族推举西乡隆盛为首领，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萨军编为七个大队，共计3万余人。

　　在2月13日正式举兵以前的2月6日，萨军就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会上否决了西乡隆盛之弟西乡小兵卫提出的占领长崎以保证物资供应、阻止官军从水路攻击，并趁熊本镇台援救长崎时占领熊本，以期完全控制九州的提案，直接强攻熊本城。

　　朝廷方面对叛乱也有所防备，2月6日，陆军卿山县有朋就密令熊本镇台防备鹿儿岛暴动，12日又与伊藤博文(政府参议、工部卿)、川村纯义(海军大辅)进一步商议出兵，经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同意后进行了编制讨伐部队的准备。19日天皇颁布敕令，正式组成了由两个旅团编成的"征讨军团"，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征讨总督，山县有朋陆军中将、黑田清隆陆军中将、川村纯义海军中将任参军。后征讨军团增至8个旅团，总计有步兵五十五个大队，炮兵六个大队，工兵一个大队，另有辎重兵、骑兵和其他部队，合计58858人。海军出动十九艘军舰，兵员2280人。

　　2月21-23日的熊本攻略战中萨军受挫，于是决定分兵包围熊本，在此期间政府军已逐渐完成出兵准备。在熊本外围，萨军警戒部队与从小仓来援的第十四联队(代理联队长乃木希典少佐)在植木、木叶一带爆发遭遇战，结果政府军战败，联队旗被夺。

　　以三千人包围熊本后，萨军开始北上，企图控制马关和长崎，然而此时政府军两个旅团已经从福冈南下，25-27日，政府军与萨军于高濑展开激战，萨军败绩。3月，双方又进行了吉次、田原坂两次交战，在最关键的田原坂会战(3月3日至17日)中，政府军先后投入了11000人，其中战死1766人，伤2399人，合计4165人;萨军投入了9000人，战死1200人，伤2100人，合计3300人。双方的损失都接近各自兵力的四成，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同时物资消耗也十分惊人，政府军平均每天消耗子弹322500发，炮弹1000发以上;而萨军每日消耗子弹也达数万发。可以说无论对哪一方，田原坂都是一座铁与血的炼狱。

　　早在三月初田原坂战役仍在进行的时候，政府军便又编成了"背后冲击军"，该部队在熊本以南的日奈久、八代登陆，萨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局面，

　　政府军于解了熊本之围。同日，萨军全线撤退，政府军跟踪追击。6月占人吉，7月克都城，8月取延冈，9月追至西乡叛军的巢穴鹿儿岛城山，经过23天的围城战斗，城山于被政府军攻破，西乡中弹后"徐徐跪坐，俨然正襟，向东遥拜"，请跟在后面的萨军大将别府晋介担任介错，斩下了自己的头颅。

　　结局

　　明治十年(1877年)九月二十四日，西乡隆盛向在本营的洞窟前排列的官兵发出"冒死前进"的命令。于是萨摩军冒着枪林弹雨向前冲，可是一个一个被政府军的子弹打倒，西乡隆盛的肩及右膝也中弹，不能步行，最后命令身旁的别府晋介把自己了结，别府晋介只好流着泪大声叫道:"ごめんやったもんせ。"把西乡隆盛的首级砍下，终结了西乡隆盛一生，也终结了这场战争。

　　根据明治十七年民部省统计，政府军方面战死5662人，海军战死25人，警察战死843人，熊本县官吏死24人，民众死298人，总计6843人，其中即死4653人，伤后死2190人，另有9252人负伤，合计伤亡16095人。萨摩军方面，战死6239人，负伤人数不详，约在10000人左右。陆军消耗枪弹34893500发，炮弹73700余发。海军消耗炮弹7139发，子弹147824发。各类相关费用41567726日元。

　　西南战争后，为彻底清算鹿儿岛为首的反政府士族，在九州设立临时裁判所，被判刑的有原鹿儿岛县令大山纲良以下2764人，其中斩首22人，十年徒刑31人，七年徒刑11人，五年徒刑126人，三年徒刑380人，两年徒刑1183人，一年徒刑614人，拘禁百日130人，七十日拘禁2人，三十日拘禁2人，剥夺士族身份242人，棒锁1人，交保赎罪20人。此外，宣布无罪449人，免罪40349人，宣判前死亡47人。

　　尾声

　　西南战争是倒幕运动的尾声，也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余波。随着倒幕派中大资产阶级、贵族与幕府封建地主阶级的妥协，天皇迁都幕府势力的江户。资本主义势力最强大的西南诸藩与东迁的中央政权矛盾也开始加剧，围绕如何建立日该国体，军事制度的对立使大批萨摩、长州、土佐等西南藩官员辞职，西乡隆盛领导的下级士族起义代表了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与资产阶级的民权派、激进派关系密切。也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西南战争失败后，由天皇操纵、主导政权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建立，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革命的结束。

　　从军事角度来说，首先这场战争是国民军队的胜利，它检验了明治军事改革的成果，证明了建设"四民皆兵"的国民军队的正确性和意义。不过萨军基层由于接受过正规严格的近代西方式军事训练，而且的确富有勇气，是相当善战的。这场战争与其说是士族军队的失败，还不如说是士族的失败。通过这场战争证明，士族作为旧的历史时代产物，已经过时了。

　　其次，这场战争对于日本的军事近代化也具有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通过这场战争，以六大镇台为核心的政府军得到了有效锻炼，其所进行的海上机动，迂回敌后等行动，体现了较高的战役指挥能力。而在单兵作战和小分队作战上，萨军则高出一筹，其勇敢善战，敢于以小股兵力实行果断的行动，都给政府军好好地上了一课。经过此战，日军将以上两点结合起来，并加以侵略扩张的野心，对东亚各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另外，日本军方通过此战也认识到，旧幕府时代造成了兵器规格杂乱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开始着手统一装备，简化后勤，并开始兵器国产化进程，著名的日本步枪之祖--村田式步枪就是此战催生的。

　　第三，萨军的失败除了最主要的人力、物力不济外，指挥低劣也有一大重要问题，尤其在开战之初，指导方针的严重错误非常致命。其过于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在熊本城下浪费了太多时间。若能按西乡小兵卫所言，在政府军来到之前占领长崎、小仓、福冈等港口，就将严重地限制政府军向九州投送兵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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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反对主要是武士虚荣感作祟的观点。关键在于这场战争中射击作战效能严重不足。

　　新政府军根本不是那只歼灭幕府的军队，而是将大部分武士剔除后重新招募的新军队。

　　旧政府军主力是萨摩长州的藩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869年六月十七日起在明治天皇的支持下大村益次郎搞了兵制改革，目的是组建一支新军，其指导思想很简单：

　　但是大村益次郎1869年九月四日因触犯武士阶级利益被刺杀。被杀后，后来进一步推行兵制改革的后果就是山县有朋考察欧美军制后搞了个折衷方案，根据各藩石高，一万石征五人，各藩自行定夺。既满足了大村益次郎的全民皆兵的思想，也均衡了武士阶级的利益。1869年十一月，山县有朋、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和大久保利通一致认为要加强中央集权，于是从萨摩、土佐和长州三藩中挑选精锐士兵万余人组成御亲兵，后来成为近卫师团。

　　可见从1869年开始军制改革，到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抛去中间的步骤时间新政府军可以训练的时间不过数年。而且主要都是征召的是农民，严重缺乏战术素养，也缺乏勇气，很难要求他们仅仅依靠线性战术就击败萨摩藩军。

　　加之新军的部署是按各个镇台全国分兵驻守，难以快速集结。

　　自1876年“废刀令”发布后，原本就因军制改革被清理出军队的武士地位更加低下，自然萨摩藩的武士愈加团结在1873年就因征韩论战失败而辞官回乡的西乡隆盛附近，加之西乡好搞私学教育，不但学习文化还搞军事化管理，甚至还组织了“私学党”。明治政府为了监视他派出了日本的警察之父川路利良，但是川路利良为了预防最坏后果的暗杀西乡的预备计划泄露，被私学党知晓，即刻裹挟了西乡发动起义，战争正式开始。

　　萨摩藩军的主体是旧武士和新加入的私学党平民，分为十个大队，除去负责警卫的狙击队、负责后勤的荷驮队，预备队的贵岛队以外还有七个正式作战大队，主要都是萨摩的老派武士，参加过萨英战争、萨长战争、倒幕战争，经验丰富，勇气优于新政府军。

　　萨军经过二十余年征战，可谓职业军队，较之征兵来服役的平民兵更加善战。

　　举个例子，1877年二月二十二日，乃木希典的第十四联队奉命前往熊本，他独自指挥第一大队率先引路，共计700余人的乃木军遇上了600余人的萨军村田三介部、伊东直二部和永山休二部，被萨军打倒四处奔逃，几乎全军覆没，要不是萨军指挥追击有误，乃木希典部肯定难逃一劫。

　　经过此次战役，东京方面十分焦急，认识到新军无法抗衡萨军，只能采取调集大军团来作战，然而这需要从各地驻守的各镇台调兵，可能大军还未到达九州，萨军就已经到达大阪。

　　故而明治政府决定派出旧武士转化来的警察，首先出场的是东京警视厅的警察，主要组成是原会津藩的旧武士，幕末萨摩本来和会津一同对抗长州，结果萨摩倒戈，两个藩镇仇恨已深。拔刀队就此出现。

　　查阅西南战争相关资料可知，萨军经常分成许多小队分头进行大胆的进攻、穿插，这就使长于大兵团阵地战的新政府军常常被迫面对突然的遭遇战，而当时新政府军连射击水平都不高，更尚未有刺刀肉搏的训练，自然吃亏。

　　萨军因为其海上运输遭到封锁，弹药除去战前保存的就只有抢夺来的，较之补给充分的新政府军，不得不采取能最大程度杀伤敌人并摧毁其士气的肉搏。

　　萨军因为一开始在肉搏上尝了甜头，此后更加愿意进行接近战。

　　萨军缺乏火炮，枪械也多为老式枪械，阵地战不利于萨军。

　　战区多为山地丘陵而非平原，接近战更为有效。

　　天气原因，战区多雨水，火药与子弹分装的步枪易受影响。

　　举例，1877年三月四日，萨军和新政府军在田原坂展开阵地拉锯战(互相射击)，双方共消耗子弹十万发，阵亡人数只有300余人。后来采取肉搏战，但是新政府军不敌萨军。

　　新政府军为打破僵局派出拔刀队，加入了夺取了田原坂的战斗。

　　之前的战损比基本都是萨军损失二十余人，新政府军损失一百余人，自此双方的损失变为持平。到1877年三月二十日，经过17天的战斗，政府军以2000多人的代价拿下田原坂，萨军损失1000多人，而整场战役，萨军的火炮不超过200门，新政府军则拥有1400余门火炮，更投入了原旧武士组成的近卫军，从侧面证明了萨军的战斗力。

　　最后举个熊本围城战的例子，从西乡隆盛1877年三月起兵，到四月十三日新政府军解除熊本城之围，被围五十多天，攻守双方共死亡300余人。事实上纯射击是很不实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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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村 纯义(かわむら すみよし、天保7年11月11日(1836年12月18日) - 明治37年(1904年)8月12日)日本武士・萨摩藩士、海军将领、政治家、华族。明治维新元勋、日本帝国海军的主要创建人、帝国海军创始期的海军首脑。海军大将·从一位·勋一等·伯爵。通称与十郎。

　　萨摩鹿儿岛藩士，戊辰战争时在地面战场立功。维新后任兵部大丞、少辅。明治5年(1872年)设立海军省后，任海军少辅、大辅等职，充实海军军力。明治10年率海军参加西南战争。明治11年任就任参议兼第2代海军卿，除中间一度与榎本武扬短暂交替任职外，直到明治18年为止，在此期间，制定和实施海军扩张计划，并在海军内扩张萨摩藩阀势力。明治17年叙伯爵。历任宫中顾问官、枢密顾问官，明治34年担任昭和天皇的养育主任。明治37年去世时追赠海军大将，这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人物生平

　　萨摩藩士

　　天保7年11月11日(1836年12月18日)生于萨摩国鹿儿岛郡近在荒田村(今鹿儿岛县鹿儿岛市上荒田町)的武士家庭。有资料记载为河村，晚年时统一记载为川村。萨摩藩士川村与十郎的长子。安政2年(1855年)，江户幕府新设了长崎海军传习所，川村自萨摩藩被选拔入所学习。他的妻子是西乡隆盛的表妹(西乡舅父之女)，因此被重用。

　　庆应4年(1868年)1月戊辰战争爆发，川村纯义作为萨摩藩兵第4队队长在各地奋战，从中部打到东北，在鸟羽伏见之战、熊谷之战、白河口之战、会津城笼城战等战役中立下功勋。 凯旋萨摩以后，就率先提出破除严格的门阀制度。作为一个下级武士，川村纯义在藩主岛津忠义面前追责藩主的弟弟岛津久治(萨摩藩家老·温和派首领)，结果导致岛津久治忧虑而死。

　　建设海军

　　明治维新后，1869年(明治2年)随鹿儿岛藩知事岛津忠义上京，在大久保利通的强烈请求下，川村纯义与村田新八一同被维新政府起用。1869年12月25日(明治2年11月23日)任兵部省兵部大丞。1870年3月(明治3年2月)兼任海军挂，致力于整备海军。1870年11月15日(明治3年10月22日)兼任兵学头。1871年8月30日(明治4年7月15日)升任兵部少辅(兵部省海军部)。1871年5月4日(明治4年3月15日)免兼官。1872年4月4日(明治5年2月27日)，兵部省被废止，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川村纯义转任海军少辅。海军省成立之初，海军卿、海军大辅出缺，川村纯义实际主持海军省实务。虽然后来旧幕臣出身的胜海舟历任海军大辅、海军卿，但在由萨摩阀把持各项关键岗位的海军，胜海舟仅仅是象征性的存在，川村纯义才是海军实质上的指导者和决策者，海军诸事皆取决于川村。海军省成立后，针对兵部大辅前原一诚在1870年5月提出的海军军备计划进行调整，前原版计划书设想20年建造200艘军舰，预算4500万日圆，这远非当时日本的财力所能承受，既不合时宜，也不切实际。修改后的军备计划将造舰规模削减为大舰14艘、中舰32艘、小舰16艘、运输舰8艘。同时大力培养海军人材，设立海军学校、留学生制度、远航制度，确立"英吉利式海军"的建军方针。

　　1872年12月26日(明治5年11月26日) 被派遣赴欧洲参加奥地利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1873年(明治6年)11月11日归国。1874年(明治7年)4月4日受命为海军关系蕃地事务局出仕，参与策划侵台(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1874年(明治7年)8月5日任海军中将兼海军大辅，并兼任太政官正院出仕。1874年(明治7年)8月7日随参议兼全权办理大臣大久保利通与清政府办理交涉及从台湾撤军事宜。自1874年出兵台湾以来，日本与中国之间展开海军军备竞赛，在川村纯义的主持下，向英国订造三艘铁甲舰(扶桑号巡洋舰、金刚号铁甲舰、比睿号巡洋舰)，并不惜工本加以扶植和发展本国海军造船工业。川村纯义推进镇守府(海军区)体制，构筑海军管理与后勤中心。1876年(明治9年)8月计划在横须贺设置东海镇守府，在长崎设置西海镇守府，1876年(明治9年)9月14日，东海镇守府在横滨设立(1884年移驻横须贺)，西海镇守府因经费紧张未能建立。随着该体制的建立，在以后的数十年间，日本在沿海各战略要地陆续建立镇守府，镇守府以下则设警备府和要港部。

　　平定叛乱

　　1877年(明治10年)1月， 萨摩私学校(西乡学校)的学生劫夺了明治政府准备运走的军火，叛乱已经是箭在弦上，川村纯义还想作最后一次努力，试图以和平手段平息萨摩地区的士族反乱。1877年(明治10年)2月9日，川村乘坐军舰进入鹿儿岛，与昔日对他有过提携之恩的姻亲西乡隆盛会面，会面没有取得结果，又与县令(县知事)大山纲良在鹿儿岛湾内会谈，结果由于私学校的学生干扰，最终无功而返。当有情报显示大山正集结私学校党徒准备东上时，归途中的川村纯义立即向长崎发报，下令加强警戒。

　　西南战争爆发后，1877年(明治10年)2月19日，政府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鹿儿岛县逆徒征讨总督，陆军卿山县有朋陆军中将、海军大辅川村纯义海军中将为参军(副司令官)，督帅海陆各军赴鹿儿岛平乱。实际上，以皇室亲王为统帅是为了彰显朝廷权威，在大义名分上压制西乡隆盛。居于副职的山县有朋和川村纯义才是实质上的总司令官，执掌陆海军一切军事并将官以下黜陟赏罚，参赞帷幄机谋、辅翼总督。同时委任两位中将担任亲王的副手也是基于平衡陆、海军的需要。战争期间，川村纯义率领海军舰队进行兵员粮草的输送和炮击沿岸要地，一直到战争结束。海军军舰在熊本、鹿儿岛的行动给萨摩军制造混乱，使其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并配合陆军征讨军团在地面战场解了熊本城之围。1877年(明治10年)10月10日西南战争终告平定，征讨诸军班师凯旋。

　　萨摩阀巨头

　　1877年(明治10年)11月20日兼任议定官。1878年(明治11年)5月24日任参议兼海军卿，位列太政官宰执大臣。至此，川村纯义完全取代胜海舟，成为海军名符其实的当家人。川村纯义就任海军卿后，作为辅佐官的海军大辅、海军少辅职位一直空缺，这就形成了川村一人在海军独断专行的势头，也因此招致外界批判，特别是重用萨摩系、规划草率、海军省内懒散的习惯都有目共睹。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的策划下，1880年(明治13年)2月28日，川村纯义被免去海军卿的兼官，专任参议，海军卿则由榎本武扬接任。但在萨摩系军人对榎本武扬的持续避忌和反弹下，1881年(明治14年)4月7日，川村纯义重新兼任海军卿。

　　川村纯义卷土重来后，努力约束纲纪，继续整备海军，制定和实施海军扩张计划，推进各镇守府的设置。1882年(明治15年)11月建议制订建舰八年计划，指出" 观察支那近况，致力于军备，整备海军，实非昔日可比"，提出修改于前一年制订的关于20年造60艘的建舰计划，改为8年造48艘。川村的提案立即得到了右大臣岩仓具视的赞同，他立即向天皇呈送奏疏，主张"应断然增税，以扩大海军经费"。明治天皇也立即下诏执行，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更是对大藏卿松方正义进行指示，提出了从1883年起，连续8年将酿造业、烟草业等的税收用作陆海军军费。经费总额达2400万日元。同时，日本海军省也为了筹划新舰建造费，在通常用于舰艇建造的专项预算以外，还在1883年开始，每年支出333万日元，用于投入军舰的建造。1885年(明治18年)，川村纯义又向三条实美提交了全新的造舰扩张案，史称"第六次海军扩充计划"，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提出未来日本海军要扩充至108艘的规模。不过，扩充军备必须实行增税，所以，为了扩充军备，首先必须公然否定内治优先的原则，然后压制自由民权派。在此之后，日本海军陆续添置吉野号、浪速号、高千穗号、秋津洲号等新式主力舰，用于对抗北洋舰队定远级铁甲舰(定远舰、镇远舰)的"三景舰"(松岛号、严岛号、桥立号)也立项上马。川村纯义在海军创始期担负海军建设的功绩在于，被后世评价为日本海军由弱到强的分水岭。

　　川村纯义与山县有朋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念，在国防建设上也尖锐对立，以川村纯义、西乡从道为首、主导海军的萨摩阀坚持"海主陆从"(海陆军)的方针，把持陆军的山县有朋主张"陆主海从"(陆海军)的方针，近代日本陆海军抗争的传统以及与之伴随的藩阀政治由此开始。川村纯义原先在太政官制的权力中枢占据关键地位，然而当官制改革，权力向内阁制度转移时，川村被排挤出权力中枢，没有进入组阁名单。1885年(明治18年)12月22日伊藤博文内阁成立后离开海军。就事论事，这也是他的性格使然、锋芒太露所致。

　　1884年(明治17年)7月7日特旨列入华族，以维新以来之功勋叙伯爵。1885年(明治18年)12月22日任宫中顾问官，1888年(明治21年)4月30日--1904年(明治37年)8月12日任枢密顾问官。1893年(明治26年)11月11日补议定官。1897年(明治30年)12月28日任故从一位公爵岛津忠义葬仪挂长，赴鹿儿岛市主持旧主岛津忠义的国葬。1899年(明治32年)11月2日转入后备役。明治天皇对他很信任，把皇孙裕仁交给他抚养。1901年(明治34年)7月7日任迪宫裕仁亲王(昭和天皇)御养育主任。1902年(明治35年)9月2日兼任淳宫(秩父宫雍仁亲王)御养育主任。川村纯义本来以家贫为由不想接这个担子，后来还是勉强答应下来，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管教皇孙，一直到临死的那一天。1904年(明治37年)8月12日病逝，特旨进位一级，叙从一位，追任海军大将，这是日本海军和平时期追赠大将的唯一的例子。墓所在东京多磨灵园，戒名"伟烈院殿纯义精忠日贯大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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