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韩论

　　征韩两字，顾名思义，就是征服朝鲜半岛，征韩论(せいかんろん)即是指日本针对朝鲜的一种对外扩张的论调。早在幕府末期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征韩论"。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继承了幕末"征韩论"。

　　背景

　　在日本国内，丰臣秀吉两次侵朝的失败一直被作为"民族的耻辱"，日本武士阶层时刻以"征韩"、"复仇"为己任。

　　1857年，美国人佩里率舰队打开了日本的门户。此后，日本国内一批革新势力开始致力于推翻幕府统治，在日本建立新秩序，使日本富强。维新先驱吉田松荫曾这样勾画成为强国后日本的国际战略:"现在要加紧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封立诸侯……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一如古时强盛之时。北则割据中国东北的领土，南则掠取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

　　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在几项内外政策上发生失误，国内暴动不断。同时，由于日本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社会购买力有限等诸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日本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日本政府大力整伤军备，准备对外侵略扩张。希望借发动对朝鲜的战争转嫁国内危机。

　　代表人物

　　首倡者:木户孝允

　　西乡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和山县有朋等。

　　历史诱因

　　对马岛危机是征韩论提出的历史诱因。

　　对马岛是东亚海上的要冲，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扼朝鲜海峡门户，倍受欧洲列强的注目，特别是沙俄。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活动更引起了英国警惕。因此，英国对日本的对马岛产生了兴趣。1859年12月，英国军舰"阿克特恩"号闯入对马海岸测量水情，英国驻日本箱馆领事霍奇森建议英国海军在对马岛建军事基地。沙俄得知此消息后，于1861年3月13日，派军舰"波萨得尼克"号，开入对马岛的芋崎浦，俄舰舰长彼里列夫更以修理军舰为借口，要求允许其在此停泊。不久，俄舰又驶进日本内海古里浦，并不顾对马藩吏的制止，强行测量水情，伐木建造营房、粮库、医院，实际上已将该地占领。同年5月，彼里列夫一面向对马藩厅大肆渲染英国对于对马的野心，一面要求租界土地和谒见藩主。 对马藩当局急忙报告幕府，日本幕府立即派外交长官小栗 前往交涉，要求该舰撤走。然而，俄舰拒绝撤出对马。幕府求援于英国舰队。英国政府认为对马岛被俄国占领不能容忍，要求"波萨得尼克"号撤走。1861年8月，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公开表示:英国政府对俄国军舰开进对马不能袖手旁观。 随后，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霍普海军中将率两艘军舰驶入对马。迫于英国的军事压力和国际舆论及对马岛民的英勇奋斗，9月2日，俄舰被迫撤出对马。对马危机使日本充分认识到了对马海峡和朝鲜半岛在近代东北亚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随着日本幕府对朝鲜事务的重视，一部分人便开始策划"征韩论"。从而导致了日本政府"征韩论"的出笼。

　　主要观点

　　吉田松阴

　　早在幕府末期，长州藩士吉田松阴就主张以讲"信义"的名义屈从欧美，同时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1855年与美俄签订友好条约后，他说:"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与夷狄。必须严定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蓄养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

　　木户孝允

　　明治政府最早提出"征韩论"的是木户孝允。1868年12月，他向辅相岩仓具视提出侵略朝鲜半岛的建议，把朝鲜看作"保全皇国的基础，将来侵略进攻之基本"，而"往朝鲜派遣使节，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时，宣布罪状，攻击其国土"，并和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等研究了具体的行动计划。次年，明治政府遣使携带国书往朝鲜，被以国书"不合体例"为由拒绝。这次出使，名义上要与朝鲜打开国交，实际是为侵略朝鲜半岛制造借口。木户、岩仓等人到1871年出国访问为止，一直在讨论和拟定侵略朝鲜半岛的计划。

　　日本企图侵略朝鲜半岛，是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不满情绪，更是为与列强争夺东亚、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跳板。

　　宗义达

　　1868年4月，对马藩主宗义达向政府建议:朝鲜正与外国滋生纠纷，日本切不可失"先发制人"之良机，如能确立"思威并行之规模，统御之术得其法"，则朝鲜"数岁之后将如日本外府"。至于日朝交涉时，如朝鲜仍然"抱守向来偏固之风习及鄙陋之旧规"，辜负"皇国厚爱眷顾之厚意"，甚至"万一有非礼倨傲之惰况"发生，政府当可断然采取"赫然膺惩"的行动，以免危及"将来之功业"。

　　木户孝允

　　与此同时，日本总裁局顾问木户孝允也致函副总裁三条实美及岩仓具视，其中写道:"使朝鲜再纳入皇国版图，建立从前日本政府之地位。"

　　发展

　　1869年12月4日，日本政府采纳木户孝允建议，派遣"征韩"派佐田白茅等三人到朝鲜，并下达了调查任务，如，朝鲜与清廷关系、内政是否紊乱、有无适宜军港、军备情况，其军事意图昭然若揭。1870年佐田白茅等三人向政府报告朝鲜情况。太政大臣三条实美采纳了，外务省综合三使者报告，向其提出的方案，派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少丞花房义质出使中国谈判建交与通商事宜，另派外务少丞吉田弘毅等三人赴朝刺探国情，并再次递交遭拒之国书。然对朝外交难有明显进展。因此，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决定改弦更张，于1872年8月把驻朝鲜釜山的草梁倭馆转归外务省直接管理。到了1873年，围绕者立刻发动征韩还是等待时机这一问题，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岩仓具视、大久保礼通、木户孝允，另一派是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副岛种臣。两派的争执以一场大政变(西南政变)的发生，西乡隆盛等征韩派退出政府而告终。

　　"征韩论"之争, 并不能归结征韩派与反征韩派之争。恰恰相反, 双方所争的不是征韩与不征韩的大原则问题, 而是对征韩的时机把握的策略问题。所以, 所谓"征韩论"之争, 只不过是"征韩论"者内部的急征派与缓征派之争而已。 事实上,"征韩论"之争虽然暂时告一段落, 但明治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既定方针并未改变。

　　影响

　　明治维新后兴起的"征韩论"无疑对日本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维新元勋西乡隆盛因此造反，酿成西南之乱。伊藤博文被刺杀，都与此有关。

　　韩国这时又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了，又迎来日本，大院君与儿媳闵妃间矛盾激化，1882年，大院君将闵妃党羽逮捕，日本军队做乱，幸好时任大清国驻韩交涉通商大臣的袁世凯手中有兵权，将日本军杀退，救出了大院君。到了明治43年，韩国终于被日本吞灭，改为朝鲜，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历史相关

　　白村江海战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朝鲜半岛的新罗日益强大，唐新联军灭百济，日本中大兄皇子刚刚平定国内苏我氏的叛乱，就难免骄傲自大起来，于是以支援百济为由，发动侵略朝鲜半岛的战争，对抗唐新联军。663年，中日关系史上第一次战争--白村江海战爆发，日本大败亏输，中大兄皇子也威望受损，此后的1000多年中，日本没有再对朝鲜半岛用兵。

　　白村江海战后，日本方面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加紧了向唐朝的学习，中日关系非但没有恶化，反而日益亲密，可见日本真的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

　　朝鲜战争

　　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之后，功业可谓达到了顶点，兴起了吞并朝鲜的念头。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明朝政局动荡，丰臣秀吉召集了15万大军入侵朝鲜，战争历时7年，起初进展顺利，连下汉城，平壤，开城三大都城。丰臣秀吉甚至扬言要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然而，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应朝鲜国王的请求也投入战争，丰臣秀吉被迫和谈。但不久和谈就破灭了，战争继续，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假和谈为名，小西行长大败，在碧蹄馆遭遇日本小早川，发生惨战(战果中日史料有重大差别)，战争打来打去互有胜负，到了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丰臣秀吉去世，留下一子秀赖和其母淀君。遗命召回在韩日军，石田三成传了他的遗命，战争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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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认为公开派遣使者(前往朝鲜)有可能遭到暴行杀害，那么无论如何也请派我前往”，“不需要派遣副岛君(外务卿副岛种臣)这么杰出的使节，死亡这等小事我便能应对”。

　　提到日本对外侵略史，西乡隆盛都会成为“征韩论”重要人物。按一般说法，西乡隆盛不惜以自身性命为赌注挑起战端，“征”伐不愿开国的朝鲜，然而却遭到大久保利通反对，认为应先重视内部事务。双方争执之下，西乡隆盛在明治六年(1873)带着支持者下野。

　　日本绘制的征韩论论证的明信片

　　“征韩论论争”在明治初年极富盛名。有认为西乡隆盛代表旧士族利益，反对新体制废除武士特权;有联系到岩仓使节团(1871-1873)出海旅行，恰好西乡隆盛与下野者都是“留守组”，大久保利通等胜利者是“外游组”，便认为“留守组”趁着“外游组”不在的时候违反规则、擅自开展改革，引起双方矛盾。

　　各家说法虽有道理，但通过近年日本史学界解读，以上说法多少都存在问题。征韩论作为一种侵略思想确实存在，但西乡隆盛也确实不是征韩论的主导者，“征韩论论争”引发的“明治六年政变”充斥着吊诡色彩。

　　西乡隆盛书信真意

　　还要从文本入手：西乡隆盛写文首那段话，究竟是为什么。

　　明治五年(1872)9月，明治政府接收对马藩管辖的釜山“草梁倭馆”，改名“大日本公馆”，改派外务省官员负责对朝贸易。然而李氏朝鲜与日本江户幕府200多年来仅维持“通信”关系，加之草梁倭馆所有权属于朝鲜政府，只是借用给日本商人，日本这一举动也被认为极为无礼，日朝关系陷入紧张。

　　明治六年(1873)5月21日与31日，“大日本公馆”驻勤的外务省官员发电东京，提到由于三井组商人冒充对马商人遭到检举，朝鲜政府极力管制公馆的贸易活动，朝鲜还张贴告示，要求日朝贸易恢复为经由对马商人的“通信”制度，顺手揶揄明治维新是“崇洋媚外”。

　　紧张背景下，日本正院(相当于内阁)举行数次审议。参议(相当于内阁成员)板垣退助提出派遣一个大队(营)士兵前往朝鲜保护日本侨民与公馆，太政大臣(相当于首相)三条实美更提出派遣两个大队，西乡隆盛反对，提出派遣使节谈判。一来二去，西乡隆盛就在7月29日先给板垣退助写了封信。文首语就在下面这段话的后面。

　　“一旦派兵进入，对方必会要求退兵，那时如果不宣布退兵就等于开启战端。窃以为这就与初心有所不符，无异于酿成战祸，应立即先派使节前往为宜。若如此，对方还有暴行之事，那我们也就有了征讨之名”。

　　由于西乡隆盛“使节论”提到未来可能“出兵”，长期被认为是“征韩论”打个伏笔，期待朝鲜将自己杀掉以后能有大义名分。然而问题在于，朝鲜即便愤恨日本无礼之举，也并没有威胁到草梁倭馆的日本官商人身安全，“朝鲜会杀掉日本使者”并不存在必然性。从信件上下文来看，西乡隆盛明显是反对出兵，只是为了劝服板垣退助而不得不有所迎合，提出若“先礼后兵”可以有理有节，若真有“暴行”、“暴杀”也可再兴兵进攻。

　　西乡隆盛

　　按照西乡隆盛在正院审议发言，自己会身着“乌帽子”、“直垂”等日本传统礼服前往朝鲜谈判，这时候“如派遣陆海军前往朝鲜国”会让朝鲜官民产生“疑惧之心”，与“吾朝廷最初对朝鲜国的德意相违”。由于西乡隆盛思路最为理性，8月17日，正院审议决定，派遣西乡隆盛作为使节前往朝鲜商议贸易事务。

　　纵观西乡人生经历，多少可以发现一些规律。幕末第一次长州征伐(1864)时，西乡隆盛两度主动作为使者进入敌阵，用自身诚意劝服长州藩投降;戊辰战争(1868)期间，西乡隆盛更出面与幕府方面的胜海舟达成协议、促成江户无血开城，后来又促成庄内藩和平归附。综合既往表现，西乡隆盛即便在拥有军事优势情况下也倾向于和平解决，更何况日本军事力量也没有显著强于朝鲜，内政改革仍是一团糟，很难想象一向谨慎的西乡隆盛会成为“征韩论”追捧者。

　　那这么一个明显没有“征讨”意味的决策，又为何会酿成“明治六年政变”呢?

　　还要从岩仓使节团回国说起。

　　诡异的对立

　　虽然当代常以“开眼看世界”、“日本欧化第一步”来评价岩仓使节团，但在时人眼中，这次使节团出访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外交失败。

　　明治4年(1871)7月出发的岩仓使节团并不仅是一次游历，其出使主要目的是寻求与欧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结果刚到美国，使节团就发现“条约改正”只是日本一厢情愿，美国无意取消对日本的不平等政策，甚至无意与日本使节团进行礼仪之外的交涉，使节团副使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感叹：“今日之事总之有失轻率，不可不为将来所慎。”

　　岩仓使节团

　　首站美国告负，岩仓使节团陷入尴尬，只得将主要任务从“条约改正”修改为考察各国国情，最终使节团的出访时间累积为20个月，超出原计划近乎一倍。出于对使节团失去信心，除正使岩仓具视(右大臣)一直带队之外，副使大久保利通直接在明治6年(1873)5月底回到日本。

　　历来认为，“外游组”大久保利通归来以后发现“留守组”在国内激进改革，造成大量政治事件，便认为“留守组”违反了“大事要等外游组归来再办”的约定，进而在朝鲜出使问题上与西乡隆盛对立。然而事实上，这段时间大久保利通不但没有过问政治，反而在8月16日前往关西旅游散心——第二天恰逢正院下令，允许西乡隆盛出使朝鲜。

　　不仅大久保利通，事实上7月回国的副使木户孝允也没有理会朝鲜问题，而是把精力投在解决长州阀内部事务上;9月13日岩仓使节团大部队归来以后，岩仓具视本人更与三条实美一起忙着重组政府。一直到10月初，主要政界人士并不认为西乡隆盛出使朝鲜是个大事，也就谈不上什么对立。

　　事实上，当时新政府最主要矛盾集中在佐贺阀与长州阀之间。岩仓使节团外游期间，佐贺阀的司法卿江藤新平先后查处长州阀的陆军大辅(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藏大辅(财务大臣)井上馨所涉丑闻，长州阀连失重镇，藩阀整体有消亡之虞。岩仓使节团归国后，长州阀就希望立即启用大久保利通，进而将江藤新平等人逐出参议行列。只是大久保利通沉浸在使节团失败阴影里，一直不愿重归政界，局势僵持下来。

　　这时候，西乡隆盛与朝鲜问题便成为这对矛盾的破解良方。

　　按照最早计划，西乡隆盛预计在9月20日启程出使朝鲜。但岩仓使节团归来以后忙着处理“未决百事”，一直到9月底都无人过问，西乡隆盛便前往诘责三条实美。具体指责内容不甚明了，但9月28日三条实美给岩仓具视的信件提到“朝鲜事件，西乡非常急迫，昨天说的话很让人痛心”;岩仓具视立刻在9月30日拜访西乡隆盛，也遭到一通痛斥。由于三条实美性格犹豫不决，岩仓具视又对朝鲜问题不了解，西乡隆盛这么一诘问反而让两人产生压力，不知应该如何处理，只得与长州阀商议。

　　为了提升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的重要性，长州阀开始向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夸大“出使朝鲜”的危险性，让这两位公卿意识到现今政府内部无人能够阻止西乡隆盛，必须请回大久保利通，辞退支持西乡隆盛的参议(主体为江藤新平)。事实上如今将“遣韩”等同于“征韩”的既定思维，最早也来自于长州阀这番宣传。

　　10月8日，岩仓具视与三条实美亲自邀请大久保利通回归政界;10月10日，大久保利通提出“请书”，表明自己“尊奉(三条、岩仓)御旨趣而只得从命”，尽力将出使朝鲜一事延期处理。从这一时点开始，本为制衡佐贺阀而复归的大久保利通，却阴差阳错负责起处理西乡隆盛出使事件。

　　10月12日，大久保利通进入正院就任参议，“征韩论”之争也迎来高潮。

　　“背锅侠”西乡隆盛

　　10月14日正院审议开始。西乡隆盛针对出使朝鲜的方案加以说明，大久保利通则提出著名的“征韩论反对七条”来反驳，以“遣韩”=“征韩”逻辑出发，认为目前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要求使节延期出行。但由于西乡隆盛反复说明出使只为“增进友谊”，大久保利通的论辩有些站不住脚。

　　随即江藤新平发言：如果相信“朝鲜有可能野蛮杀害西乡”，那么战争必然无法避免，那么从根本上就不应该提出“遣使延期”，而是“不再顾及西乡的反对，停止遣使，并决定讨伐朝鲜，若能如此倒也是另一条道理”。换言之，如果相信日朝关系已经到了必然“暴行杀害”的地步，那么大久保利通提出的建议应该是全面准备战争，而不是延期;既然提出“延期”一说，那就证明大久保利通本身也并不认为朝鲜一定会杀害日本使节。

　　日本画家绘制的正院审议锦绘

　　这番论辩本身虽然精妙，但也将“征韩论论争”上升到派系层面：毕竟江藤新平才是大久保利通与长州阀的真正目标，现在他跳出来支持西乡隆盛，那就更不能让出使朝鲜成功——然而现在已经找不到能驳倒西乡隆盛的理由。

　　10月15日审议中，西乡隆盛认为已经说完想说的话，便没有出席，而是改为提出了一封“始末书”，详细阐述自己对出使朝鲜的看法：

　　“之前审议曾有人提议派遣护卫兵一个大队前往(朝鲜)，但我提出派兵绝不是好事，很有可能引发战争，这与我们最初想法相违背，因而只是提出公开遣使……即便对方有可能断交而派兵组织，若不能确实了解其意，那么仍然说不上是尽人事”。

　　话说到这个份上，全场便无法提出异议，大久保利通也沉默下来，当日正院审议正式批准西乡隆盛出使朝鲜。

　　有别于西乡隆盛坦荡取胜，大久保利通却颜面尽失，一怒之下递上辞呈。为留下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旋即将全部责任推给三条实美，宣布要辞去右大臣职位。三条实美看到局势突变，自身难以承受而暴病，不久后去世，太政大臣一职便交给岩仓具视代理。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征韩论”，内在基础却是清除佐贺阀，一旦“征韩论”没有压下去，政治结果便是佐贺阀继续坐大。岩仓具视便借“代理”之机公然违反议事规则，将正院决议(出使朝鲜)与“自己意见”(出使延期)各修书一封呈给明治天皇，仰赖“圣断”;同时修书大久保利通，要他防范西乡隆盛向明治天皇“直诉”。

　　明治维新虽然号称“王政复古”，追求“天皇亲政”，但实际运作中并未有任何议案实际由天皇决策，而是由明治元勋议论完成，天皇予以形式追认，这也为日后君主立宪制打下基础。把这件事上交天皇，岩仓具视是摆明要尽全力阻止西乡隆盛，以挽救大久保利通的政治生命。

　　10月23日，西乡隆盛并没有“直诉”，而是要求辞去一切职务。在胜负未分的这个时点，西乡隆盛并不是因败而退，反而更像是以退为进，以辞职来给天皇传达信息。不过天皇还是无法忽视公卿岩仓具视的意见，只得在10月24日要求出使延期。

　　既然天皇公开推翻正院决议，就等同于对全部参议发出不信任信号。按惯例，全部参议均提出辞职，手握选择权的岩仓具视便批准西乡隆盛、江藤新平等5名参议辞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则保留下来。不惜以赶走老友西乡隆盛为代价，大久保利通歼灭了佐贺阀核心江藤新平，长州阀得以保留实力，这为日后山县有朋、伊藤博文两位大佬统治日本打下了坚实基础。

　　身披明治元勋霞光，西乡隆盛的一举一动都难逃政治捭阖，他本身也容易成为“背锅侠”。这次出使问题被扭曲成政治路线冲突，他背起“征韩论”之锅;后来他回到鹿儿岛开设“私学校”，也被反对新政府改革的旧士族看中，背起“西南战争”之锅，最终在城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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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世界地图，把目光移到中国的东北方向，在那浩瀚的海洋上漂浮着一系列岛屿，那就是日本列岛，作为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我们对日本的历史又了解多少?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日本的历史。江户幕府的垮台，并不能使日本一夕之间便即摆脱传统禁锢，迈入近代社会，在仁人志士面前仍然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而在是否要彻底与过去说再见，以及将如何面对未来，选择哪条道路迈向明天的问题上，旧日的同志们又开始了血腥的厮杀。最终，大西乡倒下了，大久保也倒下了，伊藤博文等小字辈们走上了前台，开始决定日本未来的命运。

　　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等，都是明治新政府的股肱之臣，他们出国考察，一去就是一年半的时光，当然不可能就此把国事全都撂下啦，而必须有人填补空缺，肩负起维持政府、守护国家的重任来。留守政府的首脑，自然便是太政大臣(政府总理)三条实美，不过三条的学问和见识都很有限，他这个总理半虚半实，政府权力主要还是掌握在那些过去的强藩藩臣手中，包括萨摩的西乡隆盛、长州的井上馨、土佐的板垣退助，以及佐贺的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大木乔任等等。

　　这留守政府不等于看守内阁，不是一切维持原状，光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可以了，维新正到关键时刻，一系列大政方针都由出访者和留守者商议妥当，待等时机成熟后再加以颁布。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学校制度、征兵令、地租改革、西历采用、整顿司法，以及解除对基督教的禁令等等。这对基督教的禁令，并非江户幕府所颁布的，而是新政府成立以后新发的，一方面鼓吹西化，逐事都向列强看齐，一方面又禁止基督教传播，正说明了维新政府是在逐渐转化为近代政府，建立之初则封建意识仍然极为浓厚。

　　大久保利通等人临行前告诫留守政府成员，说按照咱们商量好的，你等逐一进行改革，颁布政策就成，若再有其他大事，且都等我们回国以后再加商讨，不可贸然行事。西乡隆盛等人一口答应下来。可是谁承想进入了明治六年(公元1873年)，还在四处游逛、各方考察的大久保利通等人却突然得到消息，说西乡隆盛打算亲提大军，渡海去侵略朝鲜。大久保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我们知道，当年丰臣秀吉曾经侵略过朝鲜，最终铩羽而归，这一狂妄思想在二百多年后的明治政府中却又突然间死灰复燃了。日本是个岛国，疆域狭小、资源不足，想要与列强并列进而相争，在当时的思潮看来，必须学习列强开辟海外殖民地不可一这殖民地么，日本人当然首先就想到了朝鲜半岛。

　　尊攘派的祖师爷吉田松阴就曾经畅想过，“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其弟子木户孝允也曾经在明治元年(公元1868年)向岩仓具视进言，认为朝鲜是“保全皇国的基础，将来经略进攻之基本”。可以说，等咱们强大了就要去拿下朝鲜，把朝鲜半岛作为第一块殖民地琉球名义上虽然是独立王国，实际早就落到萨摩手里了，算不上第一块乃是明治政府从上到下的共识，史称“征韩论”。

　　不过政府肇建之初，还没有力量对外扩张，所以“征韩论”就只能作为一柱遥远的畅想而已。日本人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够推动朝鲜的开国，则两国联起手来，或可与欧美列强相拮抗也。可是派遣使者前往朝鲜，却被朝鲜人一口回绝了。当时朝鲜的李氏王朝，权柄都掌握在国王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是应手中，这位李是应乃是顽固的守旧派和事大派(依靠中国，故名事大)不但拒绝开国和与日本结盟，反倒因为日本的西化而大感厌恶两国关系就此日益紧张，终于在留守政府执政时期达到顶峰。以西乡隆盛为首的留守政府一怒之下，决定立刻发兵朝鲜。

　　大久保利通等人并不反对“征韩论”，但坚决反对在国力尚不充足、列强虎视眈眈的前提下，悍然发动侵朝战争。一听说留守政府如此妄行，他们立刻慌了神儿，因此大久保和木户两名副使才提前赶回国内，加以阻止——咱们说好的呀，得等使节团归国之后，再共商预定安排之外的国家大事。出兵朝鲜的鼓噪，好不容易才被大久保等人给按了下来，一拖就是一个多月，终于等到了岩仓使节团的归国。

　　于是出访者和留守者再次坐在一起开会，双方争论不休，导致赞同出兵的大隈、大木和反对出兵的大久保、木户都以辞职相要挟，总理三条实美气得大病一场，差点儿要了老命。三条这一倒，按照规定，右大臣岩仓具视遂得以进位，代掌太政大臣的职权。岩仓乃是坚定的反对出兵派，于是在他的主持下，会议开始一边倒，最终通过请求明治天皇圣裁的方式，阻止了这场无谋的妄动。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政府分裂，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等五名参议愤而辞职下野——史称“明治六年的政变”。

　　这场政变，就表面上来看，似乎西乡隆盛是“征韩论”的主导者、侵朝派的排头兵，其实这是冤枉了西乡。力主即刻发兵攻打朝鲜的乃是板垣退助和副岛种臣，西乡隆盛无力压服，于是提出建议，不如由我亲自跑一趟朝鲜，去跟大院君商议，请求对方开国吧。经过反复劝说，板垣、副岛等人大致认同了西乡的建议，然而等到岩仓使节团归国以后，却坚决反对这一做法。大久保等人认为，以如今的日朝关系来看，西乡航渡前往，很可能遭到朝方的杀害，到那时候欲不开战而不可得矣所以，你绝对不准去!最后岩仓具视递交到明治天皇面前请求圣裁的，并非是否侵韩的讨论，而是使韩议案和延期使韩议案;西乡等人的下野，也并非恼怒无法侵朝，而是怨恨岩仓狡猾而强硬的政治手段。

　　这次政府分裂，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西乡隆盛、江藤新平之下野而最终引发了“西南战争”，因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的下野，逐步催生出了所谓的“自由民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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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观点

　　吉田松阴

　　早在幕府末期，长州藩士吉田松阴就主张以讲“信义”的名义屈从欧美，同时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1855年与美俄签订友好条约后，他说：“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与夷狄。必须严定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蓄养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

　　木户孝允

　　明治政府最早提出“征韩论”的是木户孝允。1868年12月，他向辅相岩仓具视提出侵略朝鲜半岛的建议，把朝鲜看作“保全皇国的基础，将来侵略进攻之基本”，而“往朝鲜派遣使节，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时，宣布罪状，攻击其国土”，并和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等研究了具体的行动计划。次年，明治政府遣使携带国书往朝鲜，被以国书“不合体例”为由拒绝。这次出使，名义上要与朝鲜打开国交，实际是为侵略朝鲜半岛制造借口。木户、岩仓等人到1871年出国访问为止，一直在讨论和拟定侵略朝鲜半岛的计划。

　　日本企图侵略朝鲜半岛，是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不满情绪，更是为与列强争夺东亚、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跳板。

　　宗义达

　　1868年4月，对马藩主宗义达向政府建议：朝鲜正与外国滋生纠纷，日本切不可失“先发制人”之良机，如能确立“思威并行之规模，统御之术得其法”，则朝鲜“数岁之后将如日本外府”。至于日朝交涉时，如朝鲜仍然“抱守向来偏固之风习及鄙陋之旧规”，辜负“皇国厚爱眷顾之厚意”，甚至“万一有非礼倨傲之惰况”发生，政府当可断然采取“赫然膺惩”的行动，以免危及“将来之功业”。

　　木户孝允

　　与此同时，日本总裁局顾问木户孝允也致函副总裁三条实美及岩仓具视，其中写道：“使朝鲜再纳入皇国版图，建立从前日本政府之地位。”

　　发展

　　1869年12月4日，日本政府采纳木户孝允建议，派遣“征韩”派佐田白茅等三人到朝鲜，并下达了调查任务，如，朝鲜与清廷关系、内政是否紊乱、有无适宜军港、军备情况，其军事意图昭然若揭。1870年佐田白茅等三人向政府报告朝鲜情况。太政大臣三条实美采纳了，外务省综合三使者报告，向其提出的方案，派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少丞花房义质出使中国谈判建交与通商事宜，另派外务少丞吉田弘毅等三人赴朝刺探国情，并再次递交遭拒之国书。然对朝外交难有明显进展。因此，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决定改弦更张，于1872年8月把驻朝鲜釜山的草梁倭馆转归外务省直接管理。到了1873年，围绕者立刻发动征韩还是等待时机这一问题，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岩仓具视、大久保礼通、木户孝允，另一派是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副岛种臣。两派的争执以一场大政变(西南政变)的发生，西乡隆盛等征韩派退出政府而告终。

　　“征韩论”之争, 并不能归结征韩派与反征韩派之争。恰恰相反, 双方所争的不是征韩与不征韩的大原则问题, 而是对征韩的时机把握的策略问题。所以, 所谓“征韩论”之争, 只不过是“征韩论”者内部的急征派与缓征派之争而已。事实上,“征韩论”之争虽然暂时告一段落, 但明治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既定方针并未改变。

　　影响

　　明治维新后兴起的“征韩论”无疑对日本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维新元勋西乡隆盛因此造反，酿成西南之乱。伊藤博文被刺杀，都与此有关。

　　韩国这时又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了，又迎来日本，大院君与儿媳闵妃间矛盾激化，1882年，大院君将闵妃党羽逮捕，日本军队做乱，幸好时任大清国驻韩交涉通商大臣的袁世凯手中有兵权，将日本军杀退，救出了大院君。到了明治43年，韩国终于被日本吞灭，改为朝鲜，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历史相关

　　白村江海战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朝鲜半岛的新罗日益强大，唐新联军灭百济，日本中大兄皇子刚刚平定国内苏我氏的叛乱，就难免骄傲自大起来，于是以支援百济为由，发动侵略朝鲜半岛的战争，对抗唐新联军。663年，中日关系史上第一次战争——白村江海战爆发，日本大败亏输，中大兄皇子也威望受损，此后的1000多年中，日本没有再对朝鲜半岛用兵。

　　白村江海战后，日本方面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加紧了向唐朝的学习，中日关系非但没有恶化，反而日益亲密，可见日本真的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

　　万历朝鲜战争

　　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之后，功业可谓达到了顶点，兴起了吞并朝鲜的念头。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明朝政局动荡，丰臣秀吉召集了15万大军入侵朝鲜，战争历时7年，起初进展顺利，连下汉城，平壤，开城三大都城。丰臣秀吉甚至扬言要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然而，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应朝鲜国王的请求也投入战争，丰臣秀吉被迫和谈。但不久和谈就破灭了，战争继续，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假和谈为名，小西行长大败，在碧蹄馆遭遇日本小早川，发生惨战(战果中日史料有重大差别)，战争打来打去互有胜负，到了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丰臣秀吉去世，留下一子秀赖和其母淀君。遗命召回在韩日军，石田三成传了他的遗命，战争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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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韩两字，顾名思义，就是征服朝鲜半岛，征韩论(せいかんろん)即是指日本针对朝鲜的一种对外扩张的论调。早在幕府末期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征韩论”。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继承了幕末“征韩论”。

　　概况

　　简介

　　征韩论(日本语：せいかんろん 朝鲜语：정한론)是日本明治时期，当时的日本政府高官西乡隆盛等人提出的出征朝鲜，用武力打开朝鲜大门的政治主张。并为在军事现代化改革中失去特权的旧武士牟取生计，解决国内不断严重的失业问题。

　　1868年刚刚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政府内部，发生了一场有名的关于对朝鲜政策的争论。以急进派军人板桓退助、江藤新平、西乡隆盛等人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或主张立即出兵侵略朝鲜。或先礼后兵，向朝鲜派驻大使，如朝鲜无礼则举兵席卷朝鲜全国。此议遭到主张先整顿内政、暂缓对外兴兵的缓进派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反对和压制。

　　背景

　　在日本国内，丰臣秀吉两次侵朝的失败一直被作为“民族的耻辱”，日本武士阶层时刻以“征韩”、“复仇”为己任。

　　1857年，美国人佩里率舰队打开了日本的门户。此后，日本国内一批革新势力开始致力于推翻幕府统治，在日本建立新秩序，使日本富强。维新先驱吉田松荫曾这样勾画成为强国后日本的国际战略：“现在要加紧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封立诸侯……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一如古时强盛之时。北则割据中国东北的领土，南则掠取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

　　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在几项内外政策上发生失误，国内暴动不断。同时，由于日本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社会购买力有限等诸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日本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日本政府大力整伤军备，准备对外侵略扩张。希望借发动对朝鲜的战争转嫁国内危机。

　　代表人物

　　首倡者：木户孝允

　　西乡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和山县有朋等。

　　历史诱因

　　对马岛危机是征韩论提出的历史诱因。

　　对马岛是东亚海上的要冲，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扼朝鲜海峡门户，倍受欧洲列强的注目，特别是沙俄。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活动更引起了英国警惕。因此，英国对日本的对马岛产生了兴趣。1859年12月，英国军舰“阿克特恩”号闯入对马海岸测量水情，英国驻日本箱馆领事霍奇森建议英国海军在对马岛建军事基地。沙俄得知此消息后，于1861年3月13日，派军舰“波萨得尼克”号，开入对马岛的芋崎浦，俄舰舰长彼里列夫更以修理军舰为借口，要求允许其在此停泊。不久，俄舰又驶进日本内海古里浦，并不顾对马藩吏的制止，强行测量水情，伐木建造营房、粮库、医院，实际上已将该地占领。同年5月，彼里列夫一面向对马藩厅大肆渲染英国对于对马的野心，一面要求租界土地和谒见藩主。对马藩当局急忙报告幕府，日本幕府立即派外交长官小栗前往交涉，要求该舰撤走。然而，俄舰拒绝撤出对马。幕府求援于英国舰队。英国政府认为对马岛被俄国占领不能容忍，要求“波萨得尼克”号撤走。1861年8月，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公开表示:英国政府对俄国军舰开进对马不能袖手旁观。随后，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霍普海军中将率两艘军舰驶入对马。迫于英国的军事压力和国际舆论及对马岛民的英勇奋斗，9月2日，俄舰被迫撤出对马。对马危机使日本充分认识到了对马海峡和朝鲜半岛在近代东北亚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随着日本幕府对朝鲜事务的重视，一部分人便开始策划“征韩论”。从而导致了日本政府“征韩论”的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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