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推行的两税法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其核心原则“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标志着征税标准从“以丁为本”转向“以资产为宗”。然而，在彻底废除租庸调制的同时，两税法却明确规定“丁额不废”，这一看似矛盾的条款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制度逻辑与历史必然性。
一、丁额不废的制度内涵：户籍登记的延续性
两税法虽以资产为征税核心，但并未完全废除丁口登记制度。根据《唐会要》记载，建中元年二月颁布的《起请条》明确要求：“州县常存丁额，准式申报户部。”这意味着各州县在编造户籍时，仍需统计辖区内成年男子的数量，并按规定格式上报中央。这种制度设计并非单纯延续旧制，而是基于多重现实考量：
力役征发的现实需求
两税法虽取消了租庸调制下的固定杂徭，但国家工程、军事运输等力役仍需通过丁口征发。如《新唐书·杨炎传》所述，两税法实施后“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但“力役差征仍以丁中为据”。例如，唐代修建长安大明宫时，所需工匠、民夫均按丁籍抽调，丁额登记成为保障国家人力需求的基础。
兵役制度的刚性约束
府兵制崩溃后，唐代逐渐形成募兵制与征兵制并行的体系。其中，地方团练、乡兵等非正规军事力量的组织仍依赖丁口登记。如河北地区“见在桑产，如无近亲承佃”，其土地可分配给“有劳动力（人丁）而无土地的官健为永业”，丁额数据直接影响兵源分配与军事部署。
地方财政的隐性功能
丁额登记还与地方财政的隐性分配挂钩。安史之乱后，地方节度使常以丁口为基数摊派“贡奉”或“助军费”。尽管两税法明令禁止额外征派，但丁籍数据仍成为地方官员变相加税的依据。如陆贽所言：“旧重之处流亡益众，轻者转徙以避赋，州县之间，人户逃亡者过半。”
二、丁额不废的历史动因：制度转型的过渡性
两税法“丁额不废”的条款，本质上是均田制瓦解后，国家在赋税制度转型中的妥协性安排。其历史动因可从三个层面解析：
土地兼并的现实困境
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崩溃，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据《贞元元年南郊大赦天下制》记载，当时“户口减耗，旧额犹存”，全国纳税户数较天宝年间减少三分之二。若完全废除丁籍，国家将丧失对人口流动的基本掌控，加剧财政危机。例如，江南地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但丁额登记仍强制要求富户申报隐匿人口，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土地兼并的失控。
行政能力的技术限制
唐代户籍管理依赖“手实法”（户主自报家产）与“貌阅”（官员核查年龄相貌），但中唐后地方吏治腐败，户籍造假盛行。如《元和二年南郊赦文》批评：“州县多不定户，贫富变易，遂成不均。”保留丁额登记，可视为国家在资产评估技术不成熟时，维持最低限度人口管控的手段。
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
两税法改革触动了门阀士族与地方豪强的利益。杨炎在推行新法时，不得不向既得利益集团妥协：一方面以资产征税削弱其人头税特权，另一方面保留丁额登记以满足其对徭役、兵役的控制需求。这种“折中方案”虽未彻底解决赋税不均问题，但为后续改革（如宋代方田均税法）争取了缓冲期。
三、丁额不废的实践影响：制度异化的双刃剑
两税法实施后，“丁额不废”条款逐渐异化为新的剥削工具，其历史影响呈现双重性：
积极效应：赋税基础的有限扩大
丁额登记迫使隐匿人口浮出水面。据《唐大诏令集》统计，建中元年全国重新登记的客户（流亡人口）达130万户，使国家税源从“土户”（原住民）扩展至“客户”，短期内缓解了财政危机。例如，江淮地区“客户税钱”占两税总收入的40%，成为支撑唐后期经济的重要支柱。
消极后果：赋税负担的隐性转移
由于资产评估长期滞后（“三年一定”制度形同虚设），丁额登记逐渐成为地方官员加税的借口。如长庆元年（821年）穆宗诏书指出，河北地区“色目至多，都无艺极”，官员以丁额为基数摊派“青苗钱”“除陌钱”等杂税，导致“十分田地，才税二三”的畸形现象。农民虽名义上按资产纳税，实际负担却因丁额附加税成倍增加。
制度演进的深远启示
“丁额不废”的争议持续至宋元时期。北宋王安石变法试图以“募役法”彻底取代丁役，但因保守派反对而失败；明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丁役折银并入田赋，才最终实现“摊丁入亩”。这一历程表明，封建社会要彻底摆脱人头税依赖，需以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为前提，而两税法的妥协性安排恰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必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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