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坛与政坛的星空中，章惇与苏轼的交情如同一颗独特的星辰，既闪耀着真挚的友谊光芒，又折射出政治斗争的残酷阴影。这对同榜进士的挚友，在宦海沉浮中历经四十载恩怨，最终演绎出一段令人唏嘘的传奇。
少年结谊：同游山水间的惺惺相惜
嘉祐二年（1057年），章惇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榜，命运的丝线自此交织。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章惇则任商洛令，两地相邻的仕途起点让两位青年才俊有了频繁的交集。他们携手游终南山楼观、仙游潭等名胜，在诗酒唱和中结下深厚情谊。
仙游潭的惊险一幕，至今仍被后人传颂。当两人行至双峰对峙、渊深万仞的绝壁前，章惇竟以藤蔓系腰，荡至石壁题字，其胆识令苏轼惊叹：“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而苏轼那句“能拼命者，能杀人也”的预言，既是对章惇性格的深刻洞察，也暗含对未来变数的隐忧。这段“蜜月期”的友谊，在南山诸寺的晨钟暮鼓中愈发醇厚，章惇曾写下“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的诗句，苏轼则以“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相和，二人对归隐田园的向往跃然纸上。
宦海浮沉：政治立场撕裂友情纽带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章惇因在地方执行新法得力，被提拔为三司使，成为变法核心成员；而苏轼则因反对“榷盐”等政策，与章惇渐行渐远。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时，章惇却展现出令人动容的义气。当宰相王珪以“蛰龙”诗句构陷苏轼谋反时，章惇在朝堂上厉声驳斥：“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退朝后更追着王珪质问：“相公欲杀轼全家耶？”这种以政治生命为赌注的营救，让苏轼在黄州贬所写下“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的感激之语。
然而，元祐元年（1086年）的政治变局成为友情转折点。高太后垂帘听政后，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章惇因坚持“变法不可全废”被苏辙弹劾罢相。此时苏轼的沉默，让章惇寒心不已。更致命的是，苏轼随后上书指责章惇“招降边民，加剧兵祸”，彻底撕裂了友情纽带。当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章惇拜相后，这场积压多年的怨恨终于爆发。
生死相搏：政治报复下的文人风骨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对旧党的报复达到顶峰。苏轼先被贬至惠州，因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的诗句，章惇恼羞成怒，再贬其至海南儋州。此时苏轼已年过六旬，在给友人的信中悲叹：“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而章惇的报复手段远不止于此，他甚至安排与苏轼有旧怨的程之才任广南东路提刑，试图借刀杀人。所幸程之才念及旧情，反而对苏轼多加照拂。
这场政治迫害中，苏轼展现出超然物外的文人风骨。在惠州，他发明“自煮芋头粥”充饥；在儋州，他开坛讲学，培养出海南历史上首位举人姜唐佐。而章惇的铁血手段虽一时得逞，却难逃历史评判。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章惇随后也被贬雷州。当章惇之子章援求情时，苏轼仍以“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的宽厚回应，并附上养生药方，这份胸襟令章惇临终前悔恨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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