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历史的长河中，步骘以其卓越的才能、宽厚的性格和深远的政治智慧，成为孙吴政权的重要支柱。然而，在后世的一些解读中，步骘偶尔被贴上“口是心非”的标签。这一评价是否准确？结合历史记载与人物行为逻辑，我们需从特定语境、性格特质与处世哲学三个维度重新审视这一争议。
一、历史语境中的“口是心非”误解：以焦府拜会事件为例
步骘早年避乱江东时，曾与好友卫旌一同拜访地方豪强焦征羌。焦征羌故意怠慢，令二人在院中久候，自己却高卧帷幄；就餐时，焦征羌的案上摆满珍馐，而步骘与卫旌仅得青菜稀饭。卫旌怒而欲走，步骘却劝其忍耐，并坦然用餐。事后，卫旌斥步骘“有脸吃”，步骘却回应：“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耻？”
这一事件常被曲解为步骘“口是心非”——表面顺从，内心却可能怨恨。然而，结合历史背景，步骘的行为实为乱世中弱者的生存智慧。焦征羌作为地方豪强，掌握生杀大权，若直接对抗，不仅二人性命堪忧，更可能牵连家族。步骘以“贫贱者当受贫贱待”的逻辑化解冲突，既保全自身，又避免激化矛盾，体现了《道德经》中“曲则全，枉则直”的辩证思想。这种“口是心非”的表象下，实则是对现实环境的清醒认知与灵活应对。
二、性格特质：宽弘隐忍与理想主义的平衡
步骘的性格特质可从两方面解读：
宽弘隐忍的生存哲学
步骘一生历经坎坷，从淮阴旁支的落魄子弟到孙吴丞相，他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在焦府事件中，他选择隐忍，并非屈服于权势，而是以退为进，为未来积累资本。这种隐忍在步骘的仕途中多次体现：他镇守交州九年，平定叛乱、招抚土著，却始终以“威信”而非武力服人；面对吕壹乱政，他连上数十封奏章弹劾，却始终以“荐达屈滞，救解患难”为宗旨，而非个人恩怨。这种宽弘隐忍，实为乱世中保护理想主义的生存策略。
理想主义的底色
步骘虽表面顺从现实，内心却坚守道德准则。他广荐贤才，如向太子孙登推荐诸葛瑾、严畯等十一人，并叮嘱“亲贤臣，远小人”；他反对奢侈之风，即使官至丞相，仍“衣着朴素、言行温和”，对手下将士“从未有过盛气凌人的姿态”。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行为的反差，常被误解为“口是心非”，实则是他在复杂政治环境中平衡原则与生存的智慧。
步骘的言行深受道家与儒家思想影响：
道家“无为”的灵活应变
步骘在焦府事件中展现的“随遇而安”，与《道德经》“上善若水”的哲学高度契合。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步骘如水般顺应环境，却未丧失自我，反而在逆境中积累力量。这种“无为”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以柔克刚的生存艺术。
儒家“士”的担当
步骘虽隐忍，却从未放弃儒家“士”的责任。他镇守西陵二十年，使“曹魏边境将士敬仰其威信”；他弹劾吕壹时直言“今之小臣，动与古异，狱以贿成，轻忽人命”，体现对法治与公正的坚持；他推荐贤才时强调“亲贤臣，远小人”，彰显对国家命运的关切。这种“外圆内方”的处世方式，恰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实践。
四、历史评价的修正：从“口是心非”到“大智若愚”
后世对步骘的误解，源于对“隐忍”与“妥协”的混淆。隐忍是策略性的等待，而妥协是原则性的放弃。步骘一生从未放弃理想：他以种瓜为生时“昼勤四体，夜诵经传”，在劳动中积累学识；他镇守交州时修筑城廓，将南越遗迹转化为吴国疆域；他弹劾吕壹时“连写几十封举报信”，为朝堂拨乱反正。这些行为证明，步骘的“口是心非”实为“大智若愚”——以表面的顺从掩盖内心的坚守，以暂时的退让换取长远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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