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颋（670—727年），字廷硕，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人，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与燕国公张说并称“燕许大手笔”。他出身官宦世家，父亲苏瑰官至尚书左仆射，位列宰辅。苏颋自幼聪慧，进士及第后，历仕中宗、睿宗、玄宗三朝，官至宰相，其仕途品阶的变迁，既是个人才能的体现，也是唐代官制演变的缩影。
一、初入仕途：从九品县尉到正五品监察御史
苏颋的仕途始于乌程县尉（今浙江湖州），属从九品下的小官，负责地方治安与赋税征收。这一职位虽低，却是唐代士人进入官场的常见起点。凭借出色的才能，他很快被举荐为左司御率府胄曹参军，属正八品下，掌管宫廷卫队的装备与后勤。
长安二年（702年），苏颋因复核来俊臣等酷吏所涉冤案有功，升任监察御史，品秩为正八品上。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但职权重要，负责监察百官、纠劾违法，是唐代御史台的核心成员之一。这一晋升标志着苏颋正式进入中央监察体系，为其后续仕途奠定了基础。
二、中枢崛起：从从五品给事中到正三品中书侍郎
神龙二年（706年），苏颋升任给事中，品秩为正五品上。给事中属门下省，负责审议诏令、封驳违失，是唐代“三省制”中重要的决策参与角色。苏颋在此任上加修文馆学士，拜中书舍人（正五品上），专掌文诰起草，成为皇帝近臣。此时，其父苏瑰已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父子同掌枢密，一时荣耀。
景云元年（710年），苏瑰病逝，苏颋守孝期满后，被唐睿宗夺情起复为工部侍郎（正四品下），后袭爵许国公。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破格提拔苏颋为中书侍郎（正三品），知制诰，并袭爵许国公。中书侍郎为中书省副长官，辅佐中书令处理机要，知制诰则专掌诏令起草，是唐代文臣的最高荣誉之一。苏颋以工部侍郎直接跃升中书侍郎，打破了常规晋升路径，体现了玄宗对其才能的认可。
三、位极人臣：从正三品宰相到从二品地方长史
开元四年（716年），苏颋升任紫微侍郎（即中书侍郎，正三品）、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宰相），成为朝廷核心决策者。他与侍中宋璟一同执政，宋璟刚正，苏颋辅佐，二人配合默契，被誉为“贤相”。此时，苏颋的品阶已达唐代文臣顶点——正三品宰相。
然而，宰相之位并非终点。开元八年（720年），苏颋罢相，改任检校礼部尚书（从二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正三品）。检校礼部尚书为荣誉性加衔，益州长史则掌管剑南道军政，是唐代重要的地方大员。这一调动反映了唐代“外重内轻”的用人传统，即通过地方历练培养全面人才。
四、品阶背后的政治逻辑：才能、资历与皇权的博弈
苏颋的仕途品阶变迁，体现了唐代官制的三大特点：
才能优先：苏颋以文采著称，唐玄宗曾赞其“思若涌泉”，甚至破格提拔他为中书侍郎，突破了“从工部侍郎直接升任中书侍郎无先例”的限制。
资历与门荫结合：苏颋出身官宦世家，父亲苏瑰为宰相，为其仕途提供了重要助力。但同时，他本人也需通过科举（进士及第）和政绩（复核冤案、起草诏令）证明能力。
皇权主导：唐代官阶升降高度依赖皇帝意志。苏颋的罢相与外放，既与宋璟等宰相的权力制衡有关，也反映了玄宗对朝臣的动态调整策略。
五、历史评价：品阶与功业的双重见证
苏颋一生官至宰相，品阶最高达正三品，其政治成就与文学贡献相得益彰。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他“以礼部尚书罢相，后出任益州长史”，肯定了其仕途的完整性。而《新唐书》则称其“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强调了他在唐代文坛的地位。
苏颋的仕途品阶，不仅是个人奋斗的轨迹，更是唐代官制、政治文化与皇权运作的生动写照。从九品县尉到正三品宰相，他以才能与智慧跨越了品阶的鸿沟，成为盛唐之交政治与文化交融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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