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宝年间，朝堂之上暗流涌动，两位宰相的命运交织成盛唐由盛转衰的缩影。左相李适之出身皇族却刚直不阿，右相李林甫权谋深沉终致祸国，二人性格与政见的碰撞，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更深刻影响了唐朝国运。
一、皇族血脉与寒门新贵的双轨人生
李适之（694—747年）出身李唐皇室，是唐太宗李世民曾孙、恒山愍王李承乾之孙。尽管祖父因谋反被废，但李适之凭借个人能力在武则天屠戮宗室的风暴中幸存，并逐步晋升。他早年历任多地刺史，以治理水患的政绩闻名——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主持修筑上阳、积翠、月陂三堤，彻底解决洛阳谷水、洛水泛滥问题，唐玄宗亲立碑文表彰其功。这种务实作风使其在天宝元年（742年）拜相，成为左相兼兵部尚书。
李林甫（683—753年）虽为宗室远支，但凭借舅舅姜皎的提携进入仕途。他精通吏治，开元二十二年（734年）通过整顿赋税制度、裁撤冗官等举措赢得玄宗信任，次年升任礼部尚书并拜相。与李适之的皇族背景不同，李林甫的崛起更依赖权谋手腕，其“口蜜腹剑”的处世哲学在朝中树敌无数。
二、治世能臣与权谋奸相的政见博弈
李适之主政期间，展现出卓越的行政能力与政治理想。他力推水利建设，在陕州刺史任上主持的“三堤工程”被《唐六典》列为典范；任幽州节度使时，他成功平定边疆叛乱，并请求将祖父李承乾归葬昭陵，既修复皇族裂痕，又彰显孝道。这些政绩使其在朝中赢得“临下虽简，在公克勤”的评价。
李林甫则以巩固相权为核心目标。他通过三招构建权力网络：其一，裁撤冗官，将中央机构精简至“刑部岁断死刑不过五十八人”的高效状态；其二，编纂《唐六典》，系统规范三省六部职责，强化中央集权；其三，重用胡将，将安禄山等节度使的兵力从8万扩充至18万，虽暂时稳定边疆，却为安史之乱埋下伏笔。这种“以术驭国”的策略，使玄宗晚年陷入“主德衰矣”的境地。
三、金矿陷阱与朋党清洗的致命交锋
二人的矛盾在“华山金矿事件”中彻底爆发。天宝三载（744年），李林甫故意向李适之透露“华山有金矿，采之可富国”的假情报。天真的李适之随即奏报玄宗，而李林甫却当庭反驳：“华山乃陛下本命，王气所在，凿之非宜。”此计不仅使李适之失去圣心，更暴露其政治幼稚。玄宗因此训诫：“自今奏事，宜先与林甫议之。”
此后，李林甫展开系统性清洗：天宝五载（746年），他指使御史罗希奭构陷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刑部尚书韦坚等李适之盟友，制造“韦坚谋反案”。当李适之主动请辞相位时，玄宗欣然批准，改授太子少保。罢相当日，李适之宴饮赋诗“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看似豁达，实则难掩悲凉——昔日门庭若市的宾客，如今“今朝几个来”的世态炎凉跃然纸上。
四、饮中八仙的悲剧终章
被贬为宜春太守后，李适之仍未逃脱李林甫的追杀。天宝六载（747年），罗希奭奉命处决韦坚、裴敦复等政敌，行至宜春时，李适之闻讯服毒自尽，终年54岁。其子李霅亦被杖杀，家族遭遇“灭门式”打击。
反观李林甫，虽以权谋维系相位十九年，却难逃历史审判。他死后被杨国忠诬告谋反，遭削官改葬、抄没家产，子孙流放岭南。《资治通鉴》评价其“口有蜜，腹有剑”，《新唐书》更将其列入《奸臣传》。而李适之虽仕途坎坷，却以“饮中八仙”的身份留名青史——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的诗句，既是对其豪迈性格的写照，亦暗含对盛唐精神的追忆。
五、双相命运的历史隐喻
李适之与李林甫的较量，本质是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碰撞。前者试图以皇族正统与行政能力维系盛唐气象，后者则通过权谋术数巩固个人权力。当玄宗晚年沉迷享乐、怠于朝政时，李林甫的“术治”虽能维持表面稳定，却无法阻挡安禄山等军阀的崛起。安史之乱爆发后，唐人刘肃在《郭元振传》中痛陈：“适之、九龄之辈，咸以立功边陲，入参钧轴；而林甫谮杀太子瑛及二王，为寿王地也。”这种评价，恰是对盛唐双相命运的历史定论。
二人的故事，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权力场中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张力。当李适之的尸骨埋于洛阳温泉里，当李林甫的墓志被杨国忠砸毁，盛唐的辉煌也随之陨落。但历史从未忘记：真正的治国之道，终究需要如李适之般的实干精神，而非李林甫式的权谋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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