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清廷颁布一道震动朝野的诏令：为128年前被顺治帝定罪为“谋逆”的多尔衮恢复名誉，复睿亲王爵位，追谥“忠”，配享太庙。这一举动看似违背“子议父、臣议君”的伦理禁忌，实则是乾隆帝在政治稳定期对历史遗留问题的系统性清算，其背后交织着权力调和、宗室团结与帝王权威的多重逻辑。
一、历史积怨：多尔衮案的百年争议
多尔衮作为清太宗皇太极之弟、顺治帝叔父，在清军入关过程中立下不世之功。他统率正白旗与镶白旗，力排众议拥立六岁福临（顺治帝）继位，以摄政王身份主导迁都北京、剿灭李自成与南明政权，为清朝定鼎中原奠定基础。然而，其专权行为引发满洲贵族集团的不满：顺治五年（1648年）被尊为“皇父摄政王”，仪仗仅次皇帝；死后更被追尊“成宗义皇帝”，庙号“成宗”。这种僭越皇权的行为，最终在顺治八年（1651年）因“私藏龙袍于棺内”等罪名被清算，掘墓毁尸，子孙削爵，成为清初最大的政治冤案。
康熙、雍正两朝虽对多尔衮功过心知肚明，但因涉及皇权合法性，均未敢触碰这一敏感议题。直至乾隆中期，随着“康乾盛世”达到顶峰，社会矛盾缓和，乾隆帝方以“睦亲彰善，王政宜先”为由，开启平反进程。
二、现实需求：调和满洲贵族内部矛盾
乾隆平反多尔衮的核心动机，在于化解满洲宗室长期存在的心理裂痕。多尔衮案牵连甚广：其亲统的两白旗将领、支持者及其后代，在顺治至雍正三朝饱受歧视，甚至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导致部分宗室对朝廷离心离德，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乾隆通过平反多尔衮，向满洲贵族传递明确信号：既往权力斗争中的个人恩怨，不应影响当下统治集团的团结。他在上谕中强调：“王之政绩，载在《实录》者，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将多尔衮之死归咎于“宵小奸谋”，而非顺治本意。这种叙事既维护了顺治帝的权威，又为多尔衮支持者提供了情感出口，实现了“尊祖”与“抚众”的平衡。
三、政治象征：巩固皇权与塑造仁君形象
乾隆平反多尔衮的深层目的，在于通过历史问题的解决强化自身统治合法性。其一，以“平反”彰显皇权至高无上。乾隆指出：“若多尔衮果有异志，方兵权在握时何事不可为？”通过否定多尔衮“谋逆”的可能性，间接证明顺治帝当年定罪的非理性，从而凸显自身拨乱反正的权威。
其二，塑造“仁德之君”形象。乾隆在位期间多次普免钱粮、修编《四库全书》，平反多尔衮案与其“文治”策略一脉相承。通过为开国功臣恢复名誉，他向天下展示“不忘本”的姿态，同时以“继绝昭屈”的姿态赢得士大夫阶层的好感。
其三，终结历史争议以统一思想。乾隆明确要求“为后世征信计，将从前关于此事之上谕均不得载入国史”，并销毁相关档案。这种历史记忆的管控，旨在消除满洲贵族内部的派系分歧，为“十全盛世”营造思想共识。
四、历史逻辑：盛世修史的必然选择
从宏观历史视角看，乾隆平反多尔衮是“盛世修史”的典型案例。当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时，统治者往往通过重新诠释历史来巩固现状。乾隆中期，清朝已控制疆域达1316万平方公里，国库储备丰厚，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此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既能彰显“文治”成就，又能预防未来因历史问题引发的统治危机。
此外，平反多尔衮案与乾隆对前明忠臣（如袁崇焕、史可法）的褒奖形成呼应：通过否定满洲内部的权力倾轧，同时肯定汉族士人的忠节，乾隆试图构建超越民族与派系的“大一统”意识形态，为多民族国家的长期统治奠定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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