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三国历史画卷中，蜀汉的灭亡是一段令人扼腕叹息的篇章。而在众多影响蜀汉命运的人物中，谯周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关键角色。他不仅在蜀汉灭亡前夕力劝刘禅投降，其早年所撰写的《仇国论》更是从思想层面动摇了蜀汉的立国根基。
谯周与蜀汉灭亡的直接关联：劝降之举
公元263年，司马昭发动灭蜀之战，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三路大军攻蜀。蜀将姜维与廖化在剑阁设防，成功阻击魏军主力，双方陷入对峙局面。然而，邓艾却率军绕道阴平，奇袭江油，在绵竹大破诸葛瞻，攻占涪城后，迅速进逼成都。此时的成都，军力空虚，形势岌岌可危。
面对邓艾的兵临城下，刘禅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朝堂之上出现了两种主要观点：一部分人认为蜀汉与东吴本为和国，可投靠东吴寻求庇护；另一部分人则觉得南中七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前往南中躲避。就在众人争论不休、计无所出之时，谯周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他以清晰的逻辑和有力的论据，驳斥了投靠东吴和前往南中的观点。他指出，东吴与蜀汉实力相当，若投靠东吴，不过是“以一易一”，最终仍难逃被灭亡的命运，且还会在东吴受尽屈辱；而前往南中，虽然地势险要，但蜀汉在当地缺乏根基，难以长期立足，且路途遥远，途中还可能遭遇各种困难和危险。最终，谯周坚定地提出应该开城投降，认为这样既能保住刘禅和成都百姓的生命，又能避免生灵涂炭。刘禅在反复权衡后，采纳了谯周的建议，派人向邓艾投降，至此，蜀汉政权宣告灭亡。
谯周对蜀汉立国根基的深层动摇：《仇国论》的思想冲击
谯周对蜀汉的影响，远不止于劝降这一直接行为，他早年撰写的《仇国论》更是从思想层面给蜀汉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延熙十四年（251年）之后，谯周主笔撰写了《仇国论》，文中虚构了“高贤卿”与“伏愚子”两人以小国能否战胜大国为题的辩论。高贤卿以楚汉相争时刘邦战胜项羽为例，证明小国面对大国并非无法获胜；而伏愚子则反驳道，刘氏胜项氏的例子，只能发生在秦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之时，而如今汉、魏各安天命，蜀汉已传两代，曹魏已传四代，“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此时以小博大是不可能的。高贤卿又以大国内部变乱频仍、外部强敌虎视眈眈，说明小国仍有取胜之机，伏愚子则认为立国之道在于“周文养民，构建恤众”，如此才能“以少取多，以弱毙强”，出兵征伐则是穷兵黩武，不但不能如愿，还会萌生变乱，导致土崩瓦解。最终，伏愚子高举“养民恤众”的论调，逐一驳倒了高贤卿的观点。
蜀汉的立国之基，在于其“汉室正统”的政治法理。自刘备建立蜀汉政权以来，便鲜明地指出“汉有天下，历数无疆”，蜀汉承太祖（刘邦）、世祖（刘秀）之血脉，将“恭行天罚”，征讨“窃居神器”的曹魏，以延续大汉的天下，并以此坚定蜀汉上下复兴汉室的信念，得到了广大蜀地百姓的支持。而《仇国论》中却将蜀汉比作“因余之国”，将曹魏比作“肇建之国”，认为两国“并争于世”，这无疑从根本上否定了蜀汉“汉室正统”的地位，全盘否定了北伐特定的政治意义，从内部瓦解了蜀汉合法正统性的根基。此后，《仇国论》的思想在蜀汉内部迅速传播，逐渐渗透到了汉军高层。延熙十八年（255年），姜维因毌丘俭、文钦起兵讨伐司马氏，决定趁机响应、谋划北伐，身为汉军大将的张翼却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其反对北伐之理由，竟与《仇国论》中“养民恤众”的观点如出一辙。可见，谯周的思想已经对蜀汉的军事战略和政治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谯周的最终结局：封侯与病逝
蜀汉灭亡后，谯周因劝降有功，受到了司马昭的封赏，被封为阳城亭侯，迁骑都尉。这一封赏，使得谯周在蜀地有了相当高的地位和影响力。他本身是蜀地人，又是儒学大家，手底下还有一大帮簇拥的弟子，在蜀地根深蒂固。然而，司马炎上台后，对谯周这种“卖主求荣”的行为颇为不屑，担心他在蜀地地位崇高，易生变数，于是将他迁往洛阳任职。这对于年近七十、一辈子都在蜀地的谯周来说，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惩罚。谯周无奈之下，只能带病前往洛阳。泰始三年，谯周的病情加重，他请求回到封地，但遭到了司马炎的拒绝。三年后，谯周被封为散骑常侍，最终在洛阳病逝，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
谯周在蜀汉灭亡的过程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他的劝降行为和《仇国论》的思想，对蜀汉的灭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选择和思想如何在不经意间改变历史的走向，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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