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帝后共治的现象极为罕见，而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并称“二圣”的时期，无疑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具标志性的“双头政治”样本。这一特殊政治格局的形成，不仅打破了传统后宫不得干政的祖制，更深刻影响了唐朝中后期的政治走向与文化生态。
一、从后宫到朝堂：武则天的权力进阶之路
武则天的人生轨迹堪称一部跌宕起伏的权力史诗。她14岁入宫为唐太宗才人，因性格刚毅未获宠爱，却在太宗病榻前与太子李治暗生情愫。太宗驾崩后，她被发配感业寺为尼，却凭借与李治的旧情重返后宫，并迅速晋升为昭仪。为争夺后位，她不惜亲手扼杀女儿嫁祸王皇后，最终在显庆五年（660年）如愿以偿，成为唐高宗的皇后。
然而，武则天的野心远不止于母仪天下。同年，李治因风疾导致视力受损，无法独立处理政务，武则天开始以皇后身份协助批阅奏章。麟德元年（664年），上官仪谋废皇后事件后，李治与武则天确立共同临朝制度，形成“天子视朝，天后垂帘”的定制。上元元年（674年），二人更进一步改称“天皇”“天后”，“二圣共治”格局正式确立。据《资治通鉴》记载，此时“天下大权悉归中宫，中外谓之二圣”，武则天已实际掌握任免官员、批阅奏章等核心权力。
二、权力博弈：李治为何纵容武则天干政？
李治对武则天干政的默许，既是个人情感依赖的结果，也是政治权谋的考量。从情感层面看，李治性格优柔寡断，而武则天果敢决断，二人形成互补。李治曾对近臣坦言：“皇后性明，每事与朕共议，非朕独断。”这种依赖在李治晚年愈发明显，他甚至在诏书中公开承认：“朕之失德，赖皇后匡救。”
从政治层面看，李治通过扶持武则天打压关陇贵族集团。武则天先后罢黜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提拔狄仁杰、裴炎等新兴官僚，帮助李治摆脱了门阀士族的掣肘。这种“以皇后制衡权臣”的策略，使李治得以巩固皇权，而武则天也借此机会培养了自己的政治班底。
三、双头政治：唐朝的“非常态”治理实验
“二圣共治”期间，唐朝的政治生态发生显著变化。在制度层面，武则天创立了“检校官”制度，允许官员以兼职形式参与决策，打破了传统官僚体系的封闭性。她还推动科举制度改革，增加进士科录取名额，为寒门子弟开辟晋升通道。据统计，武则天时期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占比达60%，远超此前各朝。
在文化层面，“二圣”体制催生了独特的宫廷艺术风格。陕西乾陵现存清代二圣庙遗址，以及2011年建成的二圣广场雕塑群，均以并辔而行的造型再现了帝后共治的场景。这种艺术表达，既是对历史真实的记录，也反映了后世对“双头政治”的复杂认知——既有对武则天越权干政的批判，也有对其治国能力的肯定。
四、历史回响：“二圣”模式的遗产与争议
“二圣共治”虽仅持续23年，却为唐朝中后期的政治演变埋下伏笔。李治去世后，武则天相继废黜唐中宗、唐睿宗，最终于690年称帝，建立武周政权。这一系列权力更迭，既是“二圣”体制的自然延伸，也是武则天个人野心的彻底释放。
后世史家对“二圣”模式的评价褒贬不一。儒家史观将其视为“牝鸡司晨”的乱象，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痛斥：“五代之乱极矣，然犹有治世之遗风；若二圣之时，则真乱世矣。”而现代学者则更注重其制度创新意义，认为“二圣共治”打破了帝制时代“一君独裁”的传统，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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